汉代“幼孤为奴”现象刍议

汉代"略卖"人口犯罪,往往以未成年人为对象。"略卖"未成年人的行为构成对少年儿童人身安全以及家庭完整和社会治安的严重危害。其主要原因,在于奴隶制生产关系的普遍存在。而未成年人社会地位的低下,也致使他们不能得到应有的保护。社会动荡等多种原因导致"幼孤为奴"或说"幼孤为奴虏"情形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边境冲突和民族战争中发生的掳掠未成年人的情形,也值得研究者重视。社会构成中未成年奴婢的大量存在,是研究汉代社会文化应予关注的现象。     

未成年人家庭保护之民事法律框架

未成年人是祖国的花朵,是祖国未来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但同时未成年人也是社会的弱势群体,需要社会给予其最大限度的特殊保护.我国1991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了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分为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和司法保护.其中,家庭是未成年人最先接触也是对未成年人影响最为深远的基本社会单位,因此家庭保护对于未成年人来说是最主要的途径.文章以未成年人的家庭保护为接入点,分析了未成年人家庭保护在民事法律框架下的现状和不足之处,并着重探讨了未成年人的监护制度问题,希望国家可以通过完善立法的方式加强对未成年人的保护,进一步强化家庭在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上的突出作用.     

对未成年人犯罪引入“社会服务令”制度的思考

未成年人犯罪已经成为日益突出的社会问题,在对待未成年人犯罪刑罚的问题上,司法机关考虑未成年人在心理和生理上的自身特点,片面追求保护的力度,轻视刑法的惩罚教育作用,在未成年人犯罪的定罪量刑上过多使用缓刑或单独处以罚金等刑罚,导致部分案件罪责刑不相适应,量刑畸轻,对未成年人达不到应有的威慑和惩罚作用,致使教育感化未成年人的目的达不到,反而纵容未成年人再次犯罪。因此,我国应引入英国等国家的"社会服务令"刑罚制度,以我国的国情为基础,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社会服务令"制度,以便在惩罚和保护未成年罪犯两方面达到一个平衡,既矫正和帮助未成年人成长,又在最大程度上保护未成年罪犯的权益,并最终实现社会利益与未成年罪犯个人利益双赢。     

宝城社区“百年树人”的文化大计

地处安徽省宣城市中心位置的宣州区鳌峰街道宝城社区,着力强化未成年人理想、道德、文化、纪律教育,逐步构建起党委政府重视、部门齐抓共管、社会广泛参与的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体系。近年来,该社区先后捧回了"全省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示范社区"、"全省未成年人零犯罪社区"等荣誉称号。     

预防未成年人“两抢一盗”犯罪的对策——以南宁市良庆区为样本

自建区以来,由于种种原因,良庆区未成年人"两抢一盗"犯罪现象呈上升趋势,已严重影响良庆社会的治安。为减少未成年人犯罪,本文通过对未成年人"两抢一盗"犯罪特点和原因的分析,提出了预防未成年人"两抢一盗"犯罪的对策和建议。     

校园文化建设之“三要”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及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相关工作要求，校园文化建设工作越来越引起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的高度重视，越来越彰显其重要作用，特别是在小学。小学教育是一个人思想、性格、品德等素质形成的关键时期。儿童的心灵是一张白纸，画图者是“家庭、学校、社会”，     

汉代“童子郎”身份与“少为郎”现象

汉代史籍可见"童子郎"称谓,体现出未成年人政治参与的一种特例。所谓"少为郎"成为许多行政人员最初的经历,也是行政史的特殊现象。未成年人以"郎"的身份在宫廷生活中的表现,又透露出色彩微妙的文化风景。后世以"郎"作为男性青少年的社会代号,出现"儿郎"、"少年郎"等人称形式,应当与汉代"童子郎"称谓及"少为郎"现象有关。     

邓小平"四有"人才教育观分析

"四有"依然是对当今未成年人思想道德的要求标准."四有"人才教育观点也依然是当今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各级党委和政府的政治责任、大众传媒的社会责任、教育机构及家庭等社会环境因素是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关键.     

未成年人“教唆”未成年人实施侵权行为之监护人责任问题探究

现行《侵权责任法》仅针对成年人教唆侵权行为的责任进行规制,而忽略了未成年人“教唆”未成年人实施侵权行为的情形,使得各方主体的责任分担不甚明晰.以未成年人“教唆”未成年人侵权为切入点,分别从以下三个方面探究各方当事人的责任形态:我国有关未成年人侵权归责制度的立法历程以及背后隐含的立法目的,结合《侵权责任法》第9条与第32条的规定分析现阶段未成年人侵权事件中监护人的责任形态,针对现行制度瑕疵提出了进一步完善未成年人教唆侵权时监护人间责任分担制度的建议.     

“合理人标准”在我国未成年人侵权责任承担中的适用研究

未成年人是社会中重要的民事主体之一,确立未成年人侵权责任承担的规则成为一项重要议题。英美法系中普遍适用的"合理人标准"相比"善良家父标准"、"年龄划分标准"等具有灵活性、开放性、客观性的优势,我国在构建未成年人侵权责任承担制度时有必要予以借鉴。在借鉴这一规则时,既要考虑"合理人标准"的一般规则,还应和我国现有的"财产能力标准"相结合,以尽可能保证个案的妥当性。     

论未成年人道德信仰的培育

培育未成年人的社会主义道德信仰是对其进行道德教育的主旨。国际敌对势力日益猖獗的和平演变图谋,市场经济的负面道德效应,家长、学校和社会对未成年人道德信仰培育的漠视以及未成年人身上存在的诸多道德缺陷,使未成年人的道德信仰培育变得更加紧迫而又艰巨。灌输并牢固树立德福相通理念是未成年人道德信仰培育的理论基点;培植感恩情怀是未成年人道德信仰培育的情感基础;确立公德理念和规则至上意识是未成年人道德信仰培育的主要任务。     

有害于未成年人的网络色情之法律管制

网络色情信息在互联网泛滥成灾,严重威胁到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法律是规范和管制网络违法行为的基本手段,不仅要制定和完善网络信息安全保护的一般法律,而且要制定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专门法律,还要制定专门规范网络色情有害信息的一线法规和司法解释等。还必须加强执法建设,加强监管,从源头上管制有害信息的传播;在必要时要开展专项打击活动,同时要加强民间自律。     

青少年焦虑情绪原因探究及其干预

焦虑情绪是青少年常见的一种情绪障碍。常见的焦虑情绪主要有,学习焦虑、社交焦虑、环境焦虑、境遇焦虑等。这些情绪产生的原因是复杂的,如人生价值和意义的困惑与迷失、家庭因素影响、传统教育的缺憾及不良引导、青少年思维认知方式的影响等。对此,可以从个体引导、家庭、学校教育、自我调适四个方面进行相应的干预。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研究

本文围绕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率居高不下这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进行思考和研讨,剖析了未成年人犯罪的新动向和原因,并以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导,论述了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家庭、学校、社会应高度关注,密切配合,齐抓共管。     

对未成年人适用罚金刑的检讨

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发案率呈明显上升趋势，实践中对未成年人适用罚金刑比较普遍，对未成年人适用罚金刑的案例的数量也逐年上升，对未成年人适用罚金刑的争议也不断。文章通过对未成年人适用罚金刑的优劣权衡，认为在利弊兼有的情况下，应对我国罚金刑的执行上进行改造，引入民事责任的同时建立社区公益劳动制度。     

青少年犯罪的特点及预防

论述了青少年犯罪的特点:犯罪主体男性化;犯罪类型多样化;犯罪年龄低龄化;犯罪手段成人化;犯罪组织团伙化;犯罪发展涉黑化;犯罪手段智能化;犯罪后果严重化;犯罪动机突发性。指出了要从保护性预防、堵塞性预防、控制性预防、改造性预防,特别是家庭教育方面防止青少年犯罪。     

当前青少年依法参与的现状分析与路径依赖

随着青少年主体意识的不断觉醒,其依法参与意识也在不断提高,本文从剖析青少年依法参与现状中的表现形式和表现特征入手,探讨青少年依法参与中存在问题的成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强化青少年依法参与的多方路径,即培养青少年成为合格的依法参与主体,构建以共青团为核心的青少年组织化体系,充分发挥网络作用,促进青少年依法参与,进一步完善青少年依法参与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着力构建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体系。     

对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政策的思考

鉴于未成年人的特殊性,针对未成年人的刑事政策体现了提前干预的特点。但在我国的实践中,未成年人出现不良行为时学校、家庭和社会则是处于缺失状态,而未成年人的行为触犯法律或构成犯罪时,对其处罚又比较严厉。针对此现象,在未成年人不良行为的初期应加大教育、挽救的力度,而在未成年人有违法或犯罪行为时则应适用轻缓的惩罚。     

论法制教育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功能

未成年人犯罪是当今社会高度重视的问题,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前提。构建法治社会、体现法治精神,加强法制教育势在必行。法制教育不仅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上具有宣传教育、观念认知、功能导向、精神激励、社会稳定这五大基本功能,还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上具有独特的功能。根据对未成年人法制教育的调研结果可知,当下法制教育在对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理念、形式、内容、组织投入方面存在许多问题,有关部门应该从法治观念、教育内容、教育形式、组织制度建设上加强对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法制教育。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与当代青少年的人格塑造

如何培育当代青少年的人格，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有关人格培育的精华可资借鉴。在人格培育中，应该坚持个性人格的培育同社会责任感的培育相统一；坚持做人尊严感的培育与追求真理、做有民族气节之人的培育相统一；坚持刚健有为的进取精神的培育与在社会群体中建功立业，实现人生价值的培育相统一；坚持追求道德完善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培育相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