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传播视像化建构的理念与实践——基于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视角

新媒体时代,视像化传播已经成为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构建的关键一环,开展相关研究具有很强的时代性与紧迫性。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直是国际舆论的焦点、热点,对外传播能力是对一个国家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检验。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舆论引导的过程中,把握对外传播视像化建构的新理念、总结中国抗疫故事的视像化实践经验,通过培育新视觉生产力、科学设置议题、建构“讲故事”情境、重构人文向度、用主题影像凝聚全球共识,可以达到与受众语境置换、情感共鸣、意义融通的沟通目的,这对于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让全世界及时听到并听清中国声音具有重要意义。     

突发公共事件中非政府组织媒介角色研究

基于政府组织和传统媒体权威信息发布的空窗期的背景,首先提出了非政府组织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中流言的媒介角色的新概念;接着进一步以非政府组织媒介角色和危机传播理论为基础,提出了突发公共事件针对流言传播的信息系统应对机制;最后对2010年山西地震突发事件进行了案例分析。     

基于话语分析与公共治理视角的新媒体事件话语生产类型及叙事模式

以逻辑分析和框架描述的“类型-权力”分析视角为研究工具,即“类型学社会话语”分析法,分析新媒体事件的“类型箩筐”及其“话语场域”,将新媒体事件归纳为4类话语：国家（民族）话语、公共话语、民粹主义话语和文化话语,分别体现了官方意志-爱国主义、公民性力量、戏谑狂欢精神和文化建构逻辑,为日益频发的新媒体事件提供框架性的质性认知。分析认为,新媒体事件的话语生产方式代表了一种创新的媒介逻辑,这种新型逻辑推动着“媒体-公民-政府”三者的互动,重构着权力配置机制,一定程度上预示了公共治理路径的转型。     

国内外突发公共危机信息管理研究综述

突发公共危机信息管理已成为公共危机管理的重要研究领域之一,通过对国内外公共危机信息管理的研究现状进行梳理,发现：国外关于该领域的研究以从公共关系学、情报学、传播学、管理学等视角切入者居多;国内关于该领域的研究主要从信息沟通、信息传播、信息公开等层面展开。目前国内外关于该领域的研究存在理论基础相对薄弱、理论研究的现实指导性不强、研究视角比较狭窄、学科整合相对不足等问题,未来研究应从危机信息管理理论的本土化构建与多学科融合、网络背景下危机信息沟通与传播、突发公共危机信息公开机制的可操作化实践等方面入手。     

态度资源的使用对世界十大博物馆机构身份建构的认知功能研究

该研究以世界排名前十的博物馆官网英文简介为语料,基于评价理论的态度系统作为描写工具,探讨十大博物馆如何运用话语策略实现机构身份建构。研究发现世界十大博物馆建构了“新”与“旧”交织的宝室身份、“传统”与“创新”并进的娱乐场所身份和传播文化信息的媒介身份,是博物馆以观众为中心的办馆理念在话语层面的实践。这一研究从话语策略角度为博物馆通过网站建构机构身份提供了新视角,为疫情时代机构身份的建构增加了新维度,为博物馆官网建设提供依据。     

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的生成与具象传播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团结话语和政治话语的重大创新与发展,该话语的生成是现实逻辑、理论逻辑、文化基因合力作用的结果。从现实逻辑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生成是正确处理共同性与差异性的关系、抵制西方话语对中国民族政策污名化、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政策话语体系的现实需要。从理论逻辑和文化基因来看,唯物史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理论是话语生成的理论遵循、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团结理论是话语生成的理论指导、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团结文化是话语生成的文化基因。而话语生成之后,通过传播才能获得人们的认知和认同。因而,可通过修辞化、视觉化、音乐化、故事化等传播路径,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的具象传播,进而建构与增强人们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的认同。     

赋权理论视域下乡村公共能量场建构的三重维度

作为后现代公共行政话语理论的主流范式,福克斯和米勒提出的“公共能量场”对我国乡村治理转型具有借鉴意义。在对其概念及内涵解读的基础上认为乡村公共能量场建构是村社善治的基本面向,也是乡村振兴背景下极具创新性的学术命题。借助赋权理论,尝试建构“话语+技术+法律”的逻辑分析框架。其中,话语赋权是乡村公共能量场建构的“主体变量”,旨在打破基层政府“话语霸权”和草根农民“政治冷漠”的结构性困境,强调农户的话语权回归;技术赋权是乡村公共能量场建构的“工具变量”,亦是理解基层社会治理中政社关系的新视角,强调网络信息平台的搭建;法律赋权是乡村公共能量场建构的“制度变量”,作为弥补行政赋权失灵的有效策略,强调农村法治建设的推进。     

突发公共事件预警机制的理论构建

我国目前正处在突发公共危机事件的高发时期,而且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将面临突发公共危机事件所带来的严峻考验。面对突发公共事件灾害的突发性和破坏性,政府更应关注的是一定要抓好防灾基础准备工作,从思想理论上解决好关于突发公共事件预警机制构建的指导思想,影响预警机制构建的因素和预警机制构建的原则这些基本问题,使我们在面对灾难时变得更理性、更灵活、更团结、更有责任、反应更快。这既是提高突发公共事件预警预控管理和防灾赈灾能力,最大限度减少损失的关键环节,也是迅速展开灾后重建的坚实基础。     

突发公共事件管理中媒体的角色地位

媒体信息是一种公共资源,理应在突发公共事件出现时起到信息传播、沟通和反馈的作用,最大限度地为增进公共福利而发挥最大效益。在突发公共事件管理中,媒体不仅可以及时监视可能导致突发公共事件发生的各种潜在因素,而且在突发公共事件发生过程中作为政府和公众的代言人,完全可以沟通信息、疏导情绪,发挥积极引导的作用。因此,突发公共事件管理的实质是信息传播的管理;突发公共事件管理需要正确的舆论导向;突发公共事件管理离不开广泛的社会沟通。     

被“框定”的中国国家形象：解构与重构

当前,西方国家的涉华话语多以“框定”的方式来设置中国国家形象在物质、观念与行为层面的具体议程,将中国国家形象转化为其社会中广泛流通的信息产品与公共知识。面对这种在西方政治实践和社会实践裹挟下的中国国家形象话语,不仅需要突破过往西方基于想象的非实践过程对于中国国家形象展开的不实框定,还要在现时的实践过程中探寻中国国家形象的主体性,借助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传播为全球如何与中国交往这一问题的解答提供全新的认知框架与话语空间。此外,在更深层次上还需要建构一套完备的中国国际传播体系,并依据从观照本土实践问题中所得来的思想、知识与理论推动中国国家形象的全方位重构。     

危机事件中品牌形象塑造分析——以“逗鹅冤”事件为例

品牌出现危机后,如何利用新媒体维护、修复消费者对品牌的好感度？腾讯公司作为国内互联网公司巨头,在2019年的“逗鹅冤”危机事件中的表现可作为被借鉴的一次典型案例。本文借助符号学、图像视觉修辞、视觉思维、弱传播等理论,分析腾讯公司在“逗鹅冤”事件中维护、修复品牌形象的过程,并对事件过后腾讯公司品牌形象转变效果进行分析,从而更深层次地探究在新媒体环境下重构品牌形象塑造方案。     

突发公共事件干部问责与纠错机制的构建与运行

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着各种突发公共事件,从而引发各种危机。作为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必须建立和完善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危机处理机制,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把灾害和损失降低到最低限度。突发公共事件往往是偶然的,但政府的应急管理机制应该是常态的,这是政府的职能,也是服务型政府的重大责任。因此,弄清突发公共事件干部问责与纠错机制在运行上存在的缺陷和运行的原则,构建合理的突发公共事件干部问责与纠错机制,是现代政治文明建设必须高度重视的课题。     

突发公共事件管理中媒体的角色地位

在突发公共事件管理中,媒体理应起到信息传播、沟通和反馈的作用,最大限度地为增进公共福利而发挥最大效益。媒体不仅可以及时监视可能导致突发公共事件发生的各种潜在因素,而且在突发公共事件发生过程中作为政府和公众的代言人,完全可以沟通信息、疏导情绪,发挥积极引导的作用。突发公共事件管理的实质是信息传播的管理,需要正确的舆论导向,离不开广泛的社会沟通。     

企业危机话语修辞情境分析——以杜嘉班纳危机话语为例

本文基于危机话语修辞情境理论,将危机话语传播与修辞情境相结合,通过分析“杜嘉班纳”的危机话语来探讨修辞情境在企业危机话语中的作用机制,同时分析该企业在危机话语中修辞策略的使用及效果并提供相应的建议。研究认为,在杜嘉班纳此次危机发展过程中,修辞情境对危机话语主要起到了限制及评价作用。而在修辞策略的使用上,杜嘉班纳并未采取有效的策略,同时未对受众的反馈进行反思,导致其危机话语并未实现应有的修辞效果。     

国家身份之话语建构策略

话语所具有的生产乃至重构社会实在和社会关系的建构性本质功能,使其成为展现、塑造和构筑国家身份的最基本、最便捷、最经济,也最具有感染力和凝聚力的一种手段和方式.国家身份话语的建构具有一定的语言学基础与认知基础,据此,通过考察分析大量外交语篇,可以得出国家身份话语建构所要遵循的主要策略,即“择优定位”策略、“发话主体导向”策略、“群内成员关系”策略以及“亲缘化隐喻”策略.     

关于政府公共危机管理

我国目前正处在突发公共危机事件的高发时期。而且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都将面临突发公共危机事件所带来的严峻考验。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加强政府危机预防管理和危机处理的应对策略以及政府危机管理的发展趋势的研究势在必行。对于一个社会和政府而言,面对各种危机,最重要的战略选择应是建立一套比较完善的突发公共事件危机管理机制,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增强政府以及整个社会的危机管理能力。     

体育赛事危机公关中的媒体动员与议题建构——以首届武汉网球公开赛李娜退役危机为例

援引公共关系学理论和传播学理论,主要运用案例分析和文献资料法,以首届武汉网球公开赛李娜退役危机事件为样本,探讨在体育赛事危机公关中,作为危机公关主体的赛事组织方或运动员团队应该如何进行媒体动员,以建构出有利于危机平息的相关议题,进而形成社会表达,顺利渡过危机,保证赛事圆满完成。     

突发公共事件中的微博传播问题

当今中国进入了不确定性增加、突发公共事件频发的高风险社会。风险社会改变了传播的理念和定位,对传播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风险社会促进了传播主体与内容的多元化,加剧了传播的复杂性和不可控性。微博传播的兴盛与突发公共事件的增长形成了叠加效应,从而也使微博传播成为突发公共事件治理必须正视的现实问题。微博为突发公共事件注入新鲜元素的同时,也为突发公共事件的治理提供了新工具和新场域。至于政府、传统媒体和公众的三重博弈关系,也因微博的深度介入而被注入了新内容。要有效地治理突发公共事件,必须在这三重关系博弈的实践中充分考虑微博带来的新变化,努力把握微博带来的新契机,化被动为主动,以微博治微博。     

后民族氛围：作为文化实践的后民族想象

论文以暴力和灾难事件在全球公共空间的传播和接受为切入点,分析电子媒介与移民构成的物质条件下,全球公共空间内跨民族、跨媒介、真实与虚拟混杂的日常文化实践的想象特征.因此,想象是全球后民族状况下的话语实践,它持续推动未完成的文化和政治现代性工程,在全球公共空间中孕育新的民主、交往和伦理希望.文化再现的形式、政治、策略和话语暴力则是分析后民族想象话语实践的理论立场和要素.     

符号化：空间媒介视阈下的城市形象建构

近十几年来,传播理论的空间转向催生了“空间媒介”的话语建构,其知识来源可追溯至传播思想史中的“泛媒介论”。基于空间媒介的视阈重新审视城市形象传播的理论建构,彰显了符号学的方法论意义,即城市形象建构可被视为城市空间意象的符号化过程,这一进程凸显了空间媒介各异其趣的解码潜力：符号呈现、符号重构、符号互嵌。通过对城市文本的话语、象征与隐喻分析,也揭示出城市形象建构是充斥着权力博弈与话语争夺的复杂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