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内圣外王”论评析

郭洪纪先生在《青海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发表如题文章,从四个方面对“内圣外王”论进行了评析;①“内圣”与“外王”的渊源与演变,作者认为,内圣外王,是中国儒家文化的母题,也是儒家知识分子百世不移的最高理想,孔子依“天下为公”的思想,把极高的社会理想托始于远古,遂有大同小康社会之说,为后世立下了内圣外王的圭臬。汉代尊五经,有存“三统”之说,还有阴阳家的“五德终始”之说相配合,主张政局衰坏,便应让位于新政。魏晋以后,玄学的兴起与道家思想的膨胀,使儒削弱;佛学的传入与禅宗思想的发展,又使儒学受到挑战。唐末五代的百年大乱,社会残破,道德败坏,人心空虚,宋儒起来重建人生,修复王朝,内圣外王的精神有了复兴的目标。明代君权专制高涨,政治恶化,许多学者不愿从仕而有志于圣学。清代,皇权主义和官僚政治发展到了顶峰,文字狱大兴,儒学无论讲内圣还是讲外王,都可能触祸,因之转而讲名物考据。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代的形成,一些学者重提内圣外王,以求图强。此时由于中西文化的碰撞,更多的学者转向西学之中吸取精粹来进行启蒙教育,终于动摇了儒学独占的局面。②内圣外王的伦理价值与局限。儒家之所以能独     

牟宗三“良知自我坎陷”说评析

<正> 为了实现“内圣外王”的现代联结,第二代现代新儒家的重镇牟宗三先生提出了“良知自我坎陷”(自我否定)说,且持之甚坚。认为此说是“不悖于往贤”而“有进于往贤”的,是反省到传统儒学“外王之直接形态”之不足而力图达成“外王之间接形态”,是就“如何顺吾之文化生命而转出科学与民主”作出的透彻说明。不少现代新儒家学者,特别是牟宗三的诸弟子,则簇拥备至,认为此说确实达成了传统“内圣”与现代“外王”的理论联结,解决了儒学第三期发展的时代课题。然而,透过牟宗三对“良知自我坎陷”说玄妙而繁复的论说,不难看出:它却是力图通过比传统儒学更为内在化的进路来达成“外王之间接形态”的。这就决定了它不仅不可能达成内圣外王的现代联结,而且只能是加剧传统内圣与现代外王的脱节与对立。     

儒家内圣外王之学论要

“内圣”与“外王”是儒家人生理想的两极。内圣功夫即一心向善、自觉修养、持之以恒。外王是内圣的外在拓展、儒家外王之学的核心和理论基础是其仁政学说，它扎根于民族文化心理之沃土，应合了统治者治国安邦之政治需要，遂在中国封建社会获得独尊的地位。比之于道家，内圣与外王在儒家学说中表现出立足于现实基础上的两极合一。本文对李泽厚等人在这一问题上的偏颇作了辨证。     

论“内圣外王”之道

该文介绍了“内圣外王”之道的历史演变，指出了“内圣外王”之道的基本内容和要求。文章认为，“内圣外王”之道，这个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命题，概括了社会历史活动对立统一的矛盾特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上的创造性突破，为实现“内圣”与“外王”的真正统一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内圣外王”之谜——太谷学派管窥

“内圣外王”一语出自《庄子·天下篇》。《庄子》是著名的书,历来诵读者很多,但是,大约由于它“什九皆寓言”,在学术思想上认真对待这一说法的似乎又不多。梁启超也许是个例外,他说:“‘内圣外王之道’一语,包举中国学术之全部,中国学术……其指归在于内足以资修养而外足以经世,所谓‘古人之全者’以此也”。他实际上指出:在“中国学术”中,“内圣”——修养和“外     

内圣外王:早期儒家伦理政治构想的理想境界

儒家移借了“内圣外王”的理念，把它作为伦理政治的中心信念进行了最内在、最系统、最深入的阐释，在孔、孟、荀、董四个原创的思想家那里，内圣外王代表了伦理政治理论中伦理和政治两个指向的最佳状态；它所讲的其实是伦理政治从源起到普遍推展的递进过程。内圣外王强调政伦双修，其实是为了解决伦理政治的政道问题。     

儒家的“内圣外王”论评析

<正> 近一个时期以来,对于文化重建呼声最响的新儒家学说,坚持认为由于近代西方价值观念的不断侵蚀和磨合,传统文化早已不能维持它的原来面目,主张儒家文化变迁应朝着最合理的方向发展,即实现儒家传统观念与价值的转化,并a自以为找到了能够实现这种转化的依据,即把儒家文化的传统主题“内圣外王”论,给予全新的诠释。他们认为内圣外王涵蕴着儒家精神的真谛,试图通过对儒家人文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的重新取向,把“仁”和“道”的思想精粹从儒家文化中剥离出来,赋予个人价值选择和道德自主的新含义,以期待“老内圣”开出“新外王”。     

儒家“内圣外王”及其现代价值

儒家学说博大精深,但其基本精神可归结为“内圣外王之道”。在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儒家“内圣外王之道”作为一种人格理想和社会政治理想,是历代封建统治者和士大夫阶层企求的目标,成为历代儒家讨论的中心议题和学术宗旨所在。随着西方文化的猛烈冲击和中国封建制度的解体,儒家“内圣外王之道”被“五四”以来的反传统主义者视作腐朽的封建意识形态,受到无情批判。然而仍有相当一部分人继续为复兴和发展儒家这一根本精神而努力。它在当今社会里究竟是仅供人观赏的“木乃伊”,还是仍可散发活力的“活的生命”?在我们看来,只有先弄清儒家”内圣外王之道”的具体内涵及其发展线索,才能更好地判定它对当代社会及21世纪有无积极借鉴或指导意义。     

孟子“仁义”伦理思想略论

从孟子伦理思想的内在逻辑看,性善论、仁政思想、义利观和道德修养论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一个整体。这几个方面以“性善论”为理论基础,以“内圣外王”为主线,以道德修养论为实现“内圣”的基本路径,以仁政为实现“外王”的方略,突显“仁义”伦理的思想特质,构建了一个系统性很强的思想理论体系。     

北宋新学、蜀学派融合儒道的“内圣外王”概念

北宋时期是"内圣外王"概念由道家用语向儒家术语演变的重要时期,其中,北宋新儒学天道性命与礼乐刑政并重的整体规划及其概念表达是内圣外王概念受到重视的根本原因。而新学、蜀学派学者以庄补儒,会通儒道,将道家的天道自然与儒家的礼乐刑政相结合,则是其较早使用"内圣外王"概念表达儒家价值理想的直接原因。新学、蜀学派的"内圣外王"概念,既有道家的内涵,也有儒家的因素,是融合儒、道的产物,在内圣外王语义的演变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容错性民主:传统儒学现代转换的新途径

大多数现代新儒家未能全面认识到西方自由民主缺乏普适性,导致其过去近百年来选择了“内圣外王”的错误研究路径.在批判西方民主理论基础之上提出来的容错性民主,将“委托试错权、保护政治精英的试错权和履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修正错误的义务”视为民主的核心,而不是西方自由民主强调的多党竞选.以容错性民主为标准,通过挖掘儒家君子的道德内涵,便可初步实现传统儒学与民主之间的融通.具体地说,就新外王而言,“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政治精英需要履行的义务;就新内圣而言,“公开自我批评”的精神和行为是一种美德,符合儒家对君子的道德要求.容错性民主理论的提出,修正了现代新儒学的研究路径:从“返本开新、内圣外王”转变为“开新返本、新外王新内圣”,初步解决了困扰现代新儒家的世纪性难题“传统儒学现代转换问题”,并在制度层面与深圳市、重庆市建立的“容错机制”相呼应.     

近代西方正义理论视阈下儒家“义”德的政治哲学解读

儒学"五常""四端"说,皆以"义"为核心范畴之一。"正义"自古以来就是西方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的核心议题。正义表现为关涉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群体交往关系之间的一种美德;同时也是实现社会公正与和谐秩序的原则、规范和体制。儒学讲"内圣外王",大体而言,"内圣"是道德哲学的谱系;"外王"则是政治哲学。就儒学"内圣"体系、内圣开外王的路径而言,"义"是"仁"的道德实践;而就儒学"外王"体系而言,"义"表征为"仪",即"礼",人行"义"而"仪",以实现和维持和谐公正的社会秩序,主要表现为对社会正义的遵行和对非正义行为的规诫和惩罚,即矫正正义的实施。"义"作为正义的原则,该原则自身是否合乎正义?儒家性善论和儒家天命论为此提供了合法性证明。     

西方科学与徐光启“内圣外王”理想的实践

面对晚明衰颓,儒家"内圣外王"理想的追求更具现实急迫性。徐光启在对中西学术深入学习比较后,创造性地将西方科学融入对内圣外王的追求中。他试图通过引进西方的天文历算知识、农业水利技术、军事装备等达成"外王"的追求;同时,通过推广西方演绎逻辑,开辟了由智达德的新途径,希冀实现"内圣"。徐光启的努力激发了明清之际中西科学会通的高潮,促进了科学方法融入儒学,提供了儒学与科学良性互动的范例。     

对儒家修身之学在“五四”时期的特殊命运的反思

<正> 在七十年前轰轰烈烈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一批民主主义者和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以笔为武器,对中国以儒学为主干的传统文化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大冲击,特别是对儒家的伦理道德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与批判,但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对儒家的修身之学非但没有进行清醒的批判,反而予以不同程度的肯定,甚至抬到相当高的地位。新文化运动的健将、领导人之一的陈独秀,就认为儒家“不欲人我相加”的推己及人之道是‘群己间平等自由之精义”(《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今天,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理应结合我们现实的价值目标,对此进行深刻的反思。由孔子肇其端的儒家文化实质上是一种伦理本位文化,它的基本点不外‘内圣”和“外王”两端。修身之学即属“内圣”范畴。它强调正心、修身,要求人人修养自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如果社会上每个人都不断地努力克制自我,推已及人,最终达到仁人君子的圣境,自然会达到社会的普遍和谐安定状态。它的理     

儒家哲学的理想境界及其现代意义

理想境界是人生终极的、最高的追求。苟子将其描述为“圣”、“王”两尽的境界。“圣也者，尽伦者也；王也者，尽制者也。两尽者，足以为天下极臭。”（《苟子·解蔽》）在苟子看来，个人道德修养的极至，就是“圣”。但仅实现这一方面，还不能说就是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在个体的外在行为上，还必须达到‘王”的境界，即实现和儒家哲学所摒弃的霸道政治相对立的王道政治。人生的理想境界应该是做到“圣”、“王”而尽，实现内圣外王。这样，才可以称得上是“天下极”了。儒家哲学从孔孟苟到宋明新儒家，直到明清之际的实学，尽管其间学派林…     

略论牟宗三对儒家王道的虚化

“内圣外王”是对儒家王道理念的特殊表述。儒家于“内圣”方面固然用力颇多 ,而于“外王”方面用力亦复不少 ,在行为模式、制度架构、运作规范等各方面都曾做出过详细具体的规划设计 ,并且其中有些原则性的东西是自孔子以来“一以贯之”的。作为王道全体大用之一面 ,“外王之道”有着具体确定的内容 ,并始终保存在儒家经典之中。但新儒家特别是牟宗三却故意回避这一事实 ,他对儒家固有的外王之道采取掏空和虚化的策略 ,并将现代民主和科学置换进去 ,当作其固有之理想期求 ,以证成其本内圣以开出新外王之合理性。事实是 ,传统儒家特有的外王之道是虚化不了的 ,以民主科学为核心的现代化也只能在现代社会实践生活的土壤中生成 ,不是从祖宗心性上能开得出来的     

读经、儒家立场与文化屈从

以读经为楔子,从政治与教化关系、传统重光与文化屈从三个方面,勾画了儒家经典权威如何被重塑、儒家价值立场和现实抉择在“现代”的基本处境。在比较分析中,凸显试图重光儒家价值的学者内在具有的“文化屈从”特点。并以源自西方文化的“现代”为参照,描述了儒家经典权威在文化断裂的社会变迁中,将文化权威与政治权威的统一作为自证其现代性的基本方式,其实不是一种恰切的进路。而适度切割内圣与外王、政治与道德教化,反倒使儒家经典能够顺应时代变迁,重建其在现代处境中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告别文化屈从。     

儒学视野下曾国藩的道德实践

儒学"内圣外王"的人生理想模式,使曾国藩在进德与修业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同时,这种以伦理为本位的思想体系无法很好地解决"内圣"与"外王"之间的内在矛盾,导致了曾国藩在道德选择上的尴尬与无奈.     

内圣外王之道——孟子实践哲学思想初探

孟子的性善论和仁政说构成了其内圣外王思想的基本内涵.孟子的内圣外王之道不但将儒家的内圣之学和外王之道有机地结合与统一起来,而且还体现了鲜明的实践哲学特征.孟子不但使儒家的内圣外王思想在理论上进一步深化,在体系上更加完整,而且还在实践哲学的思想层面上极大地丰富和拓展了儒学的思想内涵,从而使中国传统哲学呈现出的多样态的学术面貌和思想进路.     

浅析熊十力的“大同”理想———以《原儒》和《读经示要》为例简

“大同之世”出自于《礼记》,是先秦儒家对理想政治的描绘。熊十力推崇六经,同时又心系国家苍生,“大同”理想便是他本人结合当时所处之特殊社会状况并根据自己对六经要旨、大道的理解所提出的思想体系,也是其“内圣外王”思想的具体体现。从内容上看,它既包含了传统儒家理想的仁爱礼法、奉公去私、厚德利生与和睦共生,也融入了西方的科学精神与民主法治,以至于最后期盼实现一种消弭国家界限而天下一家的和睦世界。可以说,“大同”理想作为熊十力“外王”的归宿,起到了对本体论、宇宙论等思想的统领作用,从而具有极为复杂的综合特点,也对于我们从整体把握其思想主张有着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