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与高丽"舅甥之好"关系下的文化交流

元朝与朝鲜半岛的高丽政权在元至元十一年(高丽元宗十五年,1274年)确立了"舅甥之好"的姻亲关系.元丽姻亲关系的建立,极大地促进了双方文化的交流.双方在日常生活物品及饮食文化、风俗文化、歌舞艺术、书籍以及建筑、医学等方面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对两国社会进步、文化交融与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元朝与高丽姻亲关系中的人员往来及其文化交流

针对目前学术界对元朝与高丽姻亲关系的研究,尤其是对双方姻亲关系所促进的人员的密切交往的研究还相对薄弱。采用传统的史学研究方法,对双方姻亲关系带动下的人员往来以及伴随其中的文化交流加以探讨,反映了元朝与高丽交往的密切,友好是双方关系的主流。     

不必爱,却长存敬意

小希知道婆婆不爱自己,她也从来不爱婆婆。她们不过是姻亲,不比舅甥、姑侄更亲热。这梁子结下得很早。那时小希还是个小姑娘,小包子脸,穿得也像个小包     

高丽忠烈王与元朝的联姻

高丽忠烈王于高丽元宗十五年(元至元十一年,1274年)娶元世祖之女,同元朝正式建立了联姻关系.忠烈王以贵为元朝驸马的身份,频繁来往于元朝与高丽之间,不仅提高了其本身的地位,在政治上为高丽赢得了尽可能多的好处,而且密切了双方的关系,为双方和平友好往来做出了重要贡献.     

13—14世纪西亚蒙古人与元朝的文化交流初探

13—14世纪西亚的蒙古人与元朝的文化交流是中外交流史上的一次高峰。这一时期双方在天文历法、医药、军事技术、艺术、历史与语言等方面的交往，成效卓著。政治上的统一、双方和平友好的关系、便利的交通以及蒙古人对外来文化的开放态度构成这一时期文化交流的有利因素。     

论宗藩体系下元丽文学交流的新格局

元帝国与高丽建立了不同于辽宋金诸朝的政治关系,以朝贡为形式,而以宗藩体系为实质。 通过使臣交聘、王室交流、赴元应举、文人游历及典籍传播等途径,元丽文学交流的渠道得到了大规模拓 展。稳定的宗藩体系促进了高丽文学在中原文学影响下的繁盛,表现为高丽后期文人专集、作品的爆发 性增长和优秀作家的涌现。而高丽文学风气由效仿晚唐诗风的华靡,转变为模仿白居易晚年诗歌的闲 适,再到苏轼成为海东文人仰慕的典范,这一由唐风到宋韵的擅递过程,亦是元丽宗藩体系建构过程的 折射。     

高丽入元太子与丽元文化交流

元朝和高丽的关系在历史上比较特殊,不但是因为元朝始终维持武力高压政策,并派达鲁花赤进行行政管理,而且高丽太子还入元为人质,并娶蒙古王室的公主而结成联姻关系.这些在元朝生活过的太子回到高丽都继承了王位.太子入元和回国继位,使大批的官员、学者、医生以及各种人才来往于元丽之间,并直接促进了高丽儒学的发展,也对高丽的风俗文化,如婚俗、服装、发式等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黄庭坚姻亲考

黄庭坚的文学艺术修养,既与黄氏的家学传统有关系,也从外家和其他姻亲那里受到熏染。而他的诗学宗旨,则多为外家甥侄所继承。江西诗派的中坚徐俯、洪朋、洪刍、洪炎都是庭坚的外甥,李彭、夏倪也和黄氏有姻亲关系。庭坚诗文集的早期编纂搜集者,更主要是外家后辈。因此,考察庭坚的姻亲关系,不仅有助于了解他的文学艺术渊源及其生乎事迹和创作道路,而且有助于考订黄集版本的源流,弄清江西诗派的形成过程以     

元朝控制高丽政略考

在元朝与高丽的关系中,尽管元朝也借鉴并采取了一些宋、金曾用来与高丽维系关系的传统策略,但作为一个新崛起的游牧民族政权,其控制高丽的主要手段仍打上了游牧民族的烙印,即通过初期军事征服、中后期的政治联姻建立新的宗藩关系。而且,元朝始终没有放弃利用＂行省制＂将高丽完全内地化的企图。     

丽元通婚外交研究

13世纪60年代,丽元和平关系建立后,元朝意欲不战而得高丽一国,致使丽元外交交锋不断.1269年,高丽向蒙古提出王室联姻的请求.元朝联姻王室之余,又向高丽提出贡女要求.高丽遂以尚公主与贡女为主要方式,与元朝皇亲国戚及政要显贵互通婚姻.丽元之间的通婚关系具有人数众多、涉及面广、历时悠久、意义重大等特点.丽元皆试图利用通婚之举,影响甚至左右两国关系,使其具备外交性质.事实上,引人瞩目的丽元通婚外交的确对两国政治关系和平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于"中心论"与"核心论"的哲学思考

从哲学层面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以人为本为“核心”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发展方式,核心论是对中心论的发展和超越。中心论方式下的发展,是粗放式、外延式的发展,是见物不见人的发展,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天人关系及人我关系的日益紧张。核心论方式下的发展,是内涵式、集约化的发展,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其发展的结果是让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达到更加和谐的状态。因此,就中国发展方式的转变而言,用核心论统领中心论,用人的全面发展统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已是摆在我们面前唯一正确的抉择。     

共产国际与“二次革命论”

作为共产国际的下级,陈独秀在无奈地接受了党内合作形式的国共合作政策之后,不得不同意和执行共产国际的各项指示.在共产国际的压力与国民党的排挤之下,陈独秀才发表了所谓的具有"二次革命论"倾向的文章."二次革命论"中所表露的无产阶级对统一战线及武装力量的领导权的放弃,恰恰来自共产国际,而不是陈独秀.     

"重阳"与"再嫁"--试论薛宝钗的命运与归宿

“重阳”在薛宝钗的诗词中出现过三次 ,通过对这些诗词文本的分析 ,可以看出 :如同“清明”预示了探春远嫁的时令一样 ,“重阳”则暗示了薛宝钗“再嫁”的命运。     

略论《英汉大词典》及其《补编》中的文化信息

本文通过对《英汉大词典》及其《补编》的观察,从收词、释义、例证、习语、词（语）源、文化注释、附录等方面讨论该词典文化信息的体现以及存在的不足。     

“推敲”的原则与途径

当前许多教师在回答“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一联中“推”与“敲”的优劣时，往往以故事的演进、情节的展开为依据，他们认为贾岛的《题李凝幽居》只不过在叙述着贾岛自己一段拜访友人的经历，情节之外所有的诗性因子就这样被他们一一抹杀。其实，《题李凝幽居》的主题应该是突出李凝居所远离尘嚣的岑寂，在创作方式上存在着“妄想揣摩”的可能性，并非一定是其行程的实录。     

"名词叠加"与"全指表达"

本文探讨了"人人"及相关的"日日"的意义结构问题,对已有的"语法化"研究结论进行了辨析."人人"式的出现受到其它此类重叠构词的影响,但其产生的前提是名词单用式的可计数性,它首先是在人们认知经验基础上形成,而后逐渐纳入常见复音词范畴.考察说明,任何一个语词结构的产生都有其历史基础,语法研究必须在确解文献的前提下进行,语法、训诂相结合是语言历时研究的必经之路.     

"这"、"那"类指代词隐性回指

“这”、“那”类指示代词本身没有固定的意义,其所指随对象的变化而变化。回指作为一种重要的篇章衔接手段,是话语理解的关键。其中,隐性回指的最主要特征在于所指不是明显地出现于语句之中,而是表现为语义上的隐含(implicit),用回指项替换先行项以后,意义会发生改变。本文主要探讨汉语“这”、“那”类指示代词所涉及的包括型、联想型和总括型三类隐性回指的规律。     

文学翻译中的“叛逆“与“忠实“

忠实于原文是必要的,但没有绝对忠实的翻译。我们要弄清楚应该忠实于什么、如何达到忠实、叛逆与忠实之间是什么关系等。文章认为,在一定情况下,译者的有意识的策略性叛逆可以更好地达到忠实于原文的效果,创造性叛逆是好的文学翻译最常用的策略。     

也谈“饭盒”和“盒饭”

王希杰先生在《新加坡语文随笔》的《饭盒和盒饭》中把新加坡人的“吃饭盒”同南京人的“吃冰棒”的说法相类比,认为“冰棒是棒棒儿”,“饭盒是装饭的盒子”,既然“吃冰棒”(吃棒棒儿)可以说,那么“吃饭盒”当然也可以说。可是,考之于两个词限定成分的性质、同中心成分的语义关系及整个词语的命名角度和表义功能,就会发现两个词在这几个方面都是完全不同的。“冰棒”是以冰为原料做成的棒,其原料具有可食性,故可以说“吃冰棒”,“饭盒”是装饭的盒子,其制造原料是不可食的,不能说“吃饭盒”。     

“得”字的语法化和“得”字补语

“得”字补语是汉语中出现频率非常高的一种补语,学者们就此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由于其内部构成复杂,至今歧见纷出。“得”字补语在现实中的复杂表现源于它所经历的语法化过程。“得”本为动词,后顺应汉语动补式的发展大趋势加缀在动词的后面,使其表义逐渐弱化,成为动词和补语之间的连接成分,表示可能和表示结果的“得”字补语是其“达成”语义的两个变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