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产财产处置法律制度建构问题研究

本文通过对破产财产处置问题中,应采主体制或是客体制;应采公吏制或是采中介制度;应采代理制或是信托制等三大重要问题。以我国民商法基本制度为基础,结合现行破产法律的规定,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研究,并提出了我国现行破产法理、例认识上应采客体制、中介制和信托制的系统认识。     

从战国社会制度的变化看嫡庶妻等级婚制的变化

战国时期,社会制度的变化导致了贵族嫡庶妻等级婚制的变化。其一,各国国君先后称王,国君称号的变化导致嫡庶妻等级婚制名称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国君嫡妻由夫人改称王后;其二,宗法制、分封制的瓦解导致了嫡庶妻等级婚制功能的变化,除嫡长子继续承袭王位外,余子一般不能再分到封邑,失去了原来的大宗地位,既不能“有采以处其子孙”,也不能再世卿世禄了。其三,官僚制度的建立使嫡庶妻等级婚制也呈现出爵制、品级的官僚化特征,以秦国最显著。其四,以官僚制度、郡县制度为核心内容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建立、王权的加强使列国出现太后摄政现象。     

两宋时期西北少数民族政权特色述论

两宋时期,在西北地区活动的吐蕃、回鹘、契丹等民族建立了自己的政权。西凉府吐蕃六谷联盟是"蕃汉联盟"。世袭首领与册封官职并存;唃厮啰政权是以部落为政权的基层组织,"国主"与"议事厅"是其政治特色;高昌回鹘采用王制;甘州回鹘实行部落领主制,官号沿用突厥语名号,但兼采汉制;喀喇汗王朝的政治体制是双王制与封地制;西辽继续实行"两部制",制定了禁止分封土地、中央控制军队、减轻赋税、实行羁縻等基本政策。这些民族政权机构、政治制度及其政策等,均具有鲜明的民族性与地域性。     

船山价值观与中华核心价值观

王夫之在批评理学离欲而言理思想的基础上,把理欲同作为性的内涵,而提倡理欲一体的思想,把道德理性建立在满足人们的物质利益和合理欲望的基础上。同时提出"以性正情,以义制利"和尊公轻私、以理制欲的价值观;又对重义轻利,以道制欲观念的流弊加以修正,同时批评重己为我价值观的弊病,为中华核心价值观的演进发展和丰富完善做出了重要贡献。     

论林则徐民本思想的时代特征——战略谋划的全局性

英国野蛮的入侵迫使中国人民奋起艰难的抵抗,西方资产阶级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创造的文明与进步又开拓了中国开明进步分子的眼界,他们要知夷、师夷、制夷以救国。这些成了林则徐民本思想战略谋划全局性特征的依据。该特征突显于:恤民生兴民利培元固本强国以制夷;综合开发利用御侮资源,立体设防,全线制夷;海防与塞防、人与武器、兵与民三个并举的军事战略。     

价值冲突与变革:新公共管理视阈中的西方公务员制度

西方公务员制度的价值冲突从某种程度上是传统官僚制的法理性价值与新公共管理的管理主义价值之间的碰撞。价值冲突的结果引发了西方公务员制度的一系列变革,即从政治中立到参与政治的转变;从终身雇佣制到灵活雇佣制的变革;从垄断化管理到市场化运作的变迁;从以规则为本到以结果为本的变化。与此同时,西方公务员制度在其变革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即放松规制带来法治的弱化;弹性化的雇佣制对雇员权利造成不良的影响;绩效管理在实施过程中出现难以量化的窘境;民营化引发腐败问题。因此,如何从国情出发,充分发挥政府与市场的各自优势,确立政府与市场的平衡点是中外各国公务员制度改革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     

试析新罗封建律令制的特色——兼与唐朝、日本相比较

公元7～9世纪,中国唐朝的封建制度高度发展并臻于完善,这深深影响了新罗封建律令制的形成与发展,使新罗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封建律令制度:以"执事部"为核心是新罗中央政治体制的特点;以"九州五小京制"为核心是其地方制度的特点;以"幢"、"停"为主是其封建律令军制的特点.     

构建医学课堂教学质量监控体系

课堂教学质量监控是保证教学工作正常、高效进行的有效手段。锦州医学院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建立了以教学督导室、教学信息反馈员等环节为主的环形课堂教学质量监控体系;同时,建立了三级听课制,年轻教师试讲制;加强了考试对教学的指导作用,形成了课堂教学质量监控的良性循环。其做法值得借鉴和思考。     

非常夫妻财产制的经济学思考

我国现行《婚姻法》只确立了常态下的夫妻财产制,而没有相应建立非常态下的非常夫妻财产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借鉴外国相关制度,我国建立非常夫妻财产制应考虑以下问题:关于适用夫妻财产制的情形;关于申请人的资格问题;适用非常夫妻财产制的程序和方式;适用非常夫妻财产制的法律效力。     

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新发展看世情变化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制关系是世情的重要内容。冷战结束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作为矛盾统一体的两个方面,并没有由于意识形态因素的减少而改变两制之间的对立和斗争,主要表现在:两制国家合作领域日益广泛,但矛盾范围也日益扩大,摩擦日益增多;资本主义国家以人权、民主等政治问题向社会主义国家施压,干涉社会主义国家内政;大众传媒网络化使资本主义价值观和文化渗透更为便利,文化霸权主义威胁日益严重。与此同时,两制统一性表现出新特点:两制之间的竞争主要表现为综合国力的竞争;两制之间出现非根本制度性的相互交织与融合;两制之间的矛盾得到缓解,合作领域进一步扩大;两制之间的相互学习、借鉴关系进一步凸显。社会主义国家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掌握与资本主义相处的高超艺术,独立自主维护国家利益,保持自身的长期稳定和繁荣。     

古代苗疆乡村社会内部双重自治制度研究——基于清代以降首寨制度的考察

清代以降,尽管中央王朝不断加强对苗疆乡村社会的控制,但在苗疆传统制度中,村寨内部实行的是苗、侗等民族共有的族长制、寨老制等,因此形成了自然权威和传统权威共治的局面;村寨之间依赖苗族的“鼓社”制和“议榔”制、侗族的“侗款”制、单一民族或跨民族的首寨制度等,维系苗疆乡村社会的日常运作,构成苗疆乡村社会内部双重自治制度的核心部分。     

批判与辩护之间：理性官僚制发展趋向分析

理性官僚制在实践中的弊端和原因可以分别从经济学方法论、民主政治理论和管理学上加以分析。应该从社会、制度与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中寻找理性官僚制失效的原因。理性官僚制可与批判、修补或改造它的各种理论相结合,从而理性官僚制会以各种形式出现;发展中国家面临着理性官僚制本土化的问题。     

春秋战国时期官制改革新探——评齐秀生博士新著《社会环境与人才》

齐秀生博士的新著《社会环境与人才》一书,不仅首次对春秋战国这一历史大变革时期的社会环境与人才问题进行了整体性的研究,系统分析了该时期人才大量涌现的社会环境因素,探寻了人才成长规律,提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和有益的启示;而且对古代世族世官制度的解体,以文武分职为标志的新的选官制度,包括将相制、郡县守令制、封君制、荐举制、客卿制、养士制、考选制、军功制、俸禄制等制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认为这些新的人才选拔制度,对秦皇朝以至后世官制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对国家政权的巩固和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中国当代人才战略的实施也有借鉴意义。可以说该书是近期出版图书中把历史学理论研究与应用学研究有机结合的一部成功的力作。     

唐宋元三朝户等制度的变化过程

唐朝的户等制度尚沿用传统的九等划分方式,北宋初则演变成五等户制,到元朝又恢复了九等划分。对于这个变化过程的前半段即唐宋之际的变化,史学界已有论证,但仍有未尽之处;至于后半段即宋元之际的变化,则迄今未见专论。为塞漏补阙,究其所以然。细绎元朝户等制度,实系沿续唐制而来;唐元九等户制与宋朝五等户制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以全体乡村民户为划分对象,而后者则是在主客户制度基础上的划分,只包括主户,剔除了客     

理性行政与德性行政的纽结

中国传统的官僚制不同于理性官僚制,但并非韦伯所谓的“相对非理性”的制度,中国的原生官僚制是高度理性化的,但后来不断羼入德性的因素,最终在理性化取向与德性化取向的冲突与融合中形成为一种复杂的制度形态—传统官僚制,它将刚性的理性行政和柔性的德性行政糅合在一起:其制度架构是理性化的,而制度精神却是德性化的;以官员为主体的政务活动是德性化的,以吏员为主体的事务管理是理性化的。这种以德性驾驭理性的双层结构,以牺牲行政效率为代价,获得了良好的制度弹性和自修复能力。     

从强制许可到条件许可——当代中国城市户口迁移许可制变迁分析

经济改革前后,中国城市户口迁移许可制呈现不同的形态与模式:经济改革前,中国城市户口迁移许可制是一种强制许可的模式,改革后,该模式逐渐演变为条件许可制。在城市户口迁移强制许可制下,许可条件是正式劳动关系;许可方式是中央政府主导的、以指标为中心的行政审批;许可结构是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单位—个人"组成的四级单向度模式。在城市户口迁移条件许可制下,许可条件具有市场交易性;许可方式是地方政府主导的、以政策为中心的行政审批;许可结构是由"地方政府—企业—个人"组成的三级相互反馈的结构模式。城市户口强制许可制形成的历史与逻辑根源在于全能主义模式下,政府与社会之间的能量输入与能量输出过程所产生的制度需求;城市户口迁移从强制许可到条件许可的原因在于组合主义的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新型结构关系的出现与发展。     

论我国刑法中的没收财产刑

没收财产刑是我国刑法中一项重要附加刑,与其他刑罚相比有其特征：以剥夺犯罪分子个人所有财产为内容;适用于严重犯罪;附加重刑适用;实行以必并制为主、得并制为辅的制度。在具体适用时应当确定没收财产的范围、数额;正确处理与罚金刑的选择适用;在危害国家安全罪中正确适用没收财产刑以及清偿正当债务。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公务员制度创新的路径分析

为了应对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的挑战,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按官僚制运作的西方各国政府掀起了行政改革运动,公务员制度改革是其中重点之一.主要改革措施包括:调整结构,压缩层级,精简公务员;改革人事管理方式,增强制度的灵活性;重塑组织文化.改革取得了较大的成效.中国吸收了几乎所有官僚制的理念和方法,于20世纪90年代初建立起公务员制度.但由于社会生态环境的制约,中国公务员制度发育不良,呈现出"官僚化不足".改革势所必然.但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决定了中国公务员制度改革的路径选择只能是建构理性官僚制,与此同时吸收一些新公共管理的理念和方法来克服官僚制的内在弊端,以增强官僚制的适应性和灵活性.     

中国官本位意识的历史成因

官本位,既是一种以官位高低作为评判人的价值尺度或以追求官位作为人生最高目标的心理意识,又是一种政治文化,包含了官场生态的种种弊端,亦可称之为"官场病"。从分封到士大夫社会的变迁,尤其是小农社会与士大夫社会的合流,是中国官本位意识形成的社会原因;从世爵制历经乡举里选制、九品中正制直至科举制的变迁,官本位意识得以最终确立;而儒家真精神趋于异化乃至沦丧,则更是官本位意识的文化成因。     

中美陪审制基本价值的比较--兼论我国新陪审制的出路

本文比较了中美两国陪审制对民主、公正、自由、人道这四种基本价值的体现,在肯定了我国参审制的意义的同时,提出我国陪审员应当在基数更加广泛的人群里随机抽取;我国审判员在合议庭中人员比例可以很小,而陪审员的比例应当更大;我国还应当改变现在简单多数进行裁决的做法,在立法中对重大案件引入一致裁决制度以保障少数人的自由;在没有废除死刑的情况下,死刑案件应当率先由只有陪审员参加的合议庭作出一致裁决才可以决定适用死刑,进行死刑复核的合议庭应当有陪审员参加,以保障死刑在公正与人道之间的慎重选择.我国和大陆法系国家一样,目前由于不具备实行陪审团制的条件,只能实行参审制,但它具有过渡性,应当创造条件,最终实行陪审团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