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狂草之神韵

本文从狂草之神韵始于性情、体现于线条、决定于修养三方面．简要地分析了狂草书者若想创造具有狂草之神韵的佳作,至少要具备狂放的性情、精湛的线条表现力、深厚的综合修养三方面的条件。     

柳得恭的《松京杂绝》与王士祯的《秦淮杂诗》之比较

王士祯的神韵说为柳得恭发掘诗歌的审美价值、探寻朝鲜文学国别性奠定了基础。柳得恭认为诗歌本诸性情、神以化之、玩其归趣,主张以"诗言志"为本,丰富了诗歌表现形式。因此,柳得恭将神韵说视作一种创作风格,而非创作理念,从而克服了王士祯诗歌偏重审美功能、"现实性"和"批判性"相对薄弱的短板。     

黄宗羲、汤显祖“至情”说比较

将黄宗羲、汤显祖“至情”说比较,可加深对黄宗羲“至情”说的理解。黄宗羲“至情”说扎根于性情之辨。黄宗羲、汤显祖“至情”说之同在于以“真”为内核,以“灵”为外观,以“神”为桥梁。黄宗羲、汤显祖“至情”说之异则体现于时代背景、哲学本体、风格追求三方面。     

巫楚文化其骨秦汉文化其表——贾平凹文学创作之文化背景

当代著名作家贾平凹深受巫楚文化的影响,巫楚文化对贾平凹产生影响之原因,主要是他出生地--商洛特有地理环境之影响、秦风楚韵的民风民俗之熏陶、作家性情之契合三方面;巫楚文化对贾平凹创作影响具体表现在贾平凹在其文学作品中对巫舞祭神之迷恋、对神秘主义之嗜好以及对浪漫灵秀的文学特质之钟爱三个方面.     

钱穆、牟宗三对于朱熹“心统性情”的不同诠释

钱穆、牟宗三对于朱熹"心统性情"的诠释,存在着相当大的分歧。钱穆强调"心统性情"所蕴含的"心"对于性情的主宰,并认为,朱熹讲"性即理",不只是强调性理之重要,实际上也强调"心"的主导作用,而朱熹讲"心统性情"则是对于"心"的主导作用的进一步阐释。为此,钱穆把朱熹学术归属于心学,把朱熹的"心统性情"看作是对孟子心性论的超越。与此不同,牟宗三强调朱熹"心统性情"的"心、性、情三分",并认为,在这一格局下,"真正之超越实体在性而不在心",心对于性情只有摄具作用,且仅局限于工夫论,所以此心非孟子之心,"尤与孟子‘本心即性’之本心义不相应"。他们对于朱熹"心统性情"的不同诠释,可以为进一步研究朱熹的"心统性情"及其与"性即理"的关系乃至分判朱熹的学派归属,提供重要的参考。     

朱子哲学之义理架构及其理论问题

朱子哲学的义理架构是理气二分、性情对言、心统性情。在这个架构中,心是神明不测的虚灵知觉,虽然不是性理,也不属情气,无所谓形上形下,但却可以包得形上之性和形下之情;心通贯动静,无间于未发已发,自身就是发动力,是性之主宰权得以执行、得以实现的动力。这是一个圆满的架构。但这个架构存在四个理论问题:一是性体无力的问题没有得到最终解决;二是心成了没有主脑的盲动;三是心对情进行宰制没有内在必然的合法性;四是道德责任难以落实。这就逼着朱子从心、性、情三个方面分别做工夫来弥补这些理论上的漏洞,这却使其哲学给人以支离破碎之感。     

试论清代中期"神韵""格调""性灵""肌理"诸说消长中的诗史观

清代中期的“神韵”、“格调、”“性灵、”“肌理”代表了清代具有自己调和特点的诗学理论,其中显示了清代诗学的文学史观。道义格调、个性才情、学问修养大致是清代学人思考诗学的三个主要方面,这也形成了他们对诗史的观照特点。“唐宋之争”、“古今之争”等一系列对文学史看法的争论,往往都源于他们各自不同的出发点。     

王世懋不属复古格调派--《艺圃撷余》论析

王世懋名列明代后七子复古格调派,因此一直被视为"宗格调"或曰"格调派的转变者".但细究其<艺圃撷余>所反映的主性情、求发展变化、倡独创、重神韵等诗学主旨,表明他是格调派的蜕变者,其诗学观不属于复古格调派观点,而是与其后的明代公安派及清代性灵派的性灵说思想相通,亦是明代神韵思想向清代王士禛神韵说过渡的一个环节.     

劲健古雅 质朴天然——论甲骨文书法欣赏

甲骨文契刻书法艺术表现在线条挺拔劲峭,长方体字形是最美最合度的形体,基本章法形成是直书,自上而下,自古而左的章法格局开启了书法的传统款式。甲骨文笔墨书法家的作品,有的参以小篆笔法,有的模仿刀契之痕;也有的发挥毛笔性能,又追求契刻神韵。     

许筠的情感美学观研究

许筠的情感美学观摆脱性理学的性情美学,阐明了情感的美学意义。其情感美学观包括三方面内容,即:对情感的本体化认识;情感的审美品格;情感的审美之境。     

从《中国文学批评史》看郭绍虞先生对神韵论的探索

郭绍虞先生对神韵的见解散见于他对《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各个批评家的看法。他对神韵的理解主要表现在:一、更侧重"神韵"自然天成的风格特点;二、从思维、创作方法、创作主体、风格等方面对"神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析;三、"神韵"作为郭先生梳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一个关键概念,具有诗歌的实践性和文学理论的品格。     

从“性情之正”到“文”、“道”之争徐复观文艺思想再探——徐复观文艺思想再探

“心性”之学是中国当代新儒家哲学思想的核心,将“心”的文化与“心”的艺术之间的障壁打通却是徐复观的独创。他在阐明艺术价值的根源和艺术创造的关键基础上,又从艺术创造主体角度对艺术的真谛进行了人性主义的阐释。其要点有二：一、艺术家人格修养的层级性决定着艺术创造中价值、意味发现的层级性,艺术个性化的前提乃在作者能得“性情之正”而不仅仅是“性情之真”;二、“文”与“道”之争是个常论常新的话题,而“专制制度”才是文艺发展的最大障碍。     

胡应麟神韵说述评——兼论神韵理论的美学内涵

神韵,是我国古代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特殊的美学概念。说它特殊,是因为它和意境、兴趣等美学概念有相通之处,但又有其特定的美学内涵,不能把它们混为一谈。关于神韵理论,可以说是滥觞于魏晋,形成于唐宋,发展于明清。历来研究神韵的论者,都以清代的王士桢为代表,并视之为首倡者;其实,王士桢的功绩,主要在于他标榜神韵,使之形成诗坛上有影响、有势力的流派,以至于在一段时间内,树立了他领袖诗坛的地位。但是,在神韵     

明代“江右王门”之文学观念

作为明代阳明学派的重要分支,在传衍心性之学的同时,“江右王门”以心学作为理论基础发表文学见解,并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文学观念体系。在创作门径方面,他们提倡以“师心”为途径,反对泥古不化;在情感表现方面,他们强调性情之真和性情之正;在文学功用方面,他们不仅重视文学的内在道德修养作用,而且强调其外在的经世为用价值。总体而言,“江右王门”之文学观念对“复古”“师心”“经世”等交织于明代诗文坛坫的理论命题多有关涉,既遵循儒家义理传统,又辅之以现实并发为评议,以经世为鹄的,其学理意识、地域特色以及时代针对性均见突出,对于明代文学思想的发展演变脉络的梳理探讨而言,其所具有的参考价值毋庸置疑。     

王夫之"诗以道性情,道性之情"诗学思想探析

船山先生的诗学思想研究成果颇丰,但是"诗以道性情,道性之情"作为其区别其他诗学理论家的一个重要方面却探讨和研究得不够深入。本文认为他的"诗以道性情,道性之情"诗学思想有着其特殊的内涵。     

蜀学之形神与风骨综论——以文史哲或经史子集为考察对象

＂巴蜀文化＂是华夏禹域重要的区域文化之一,＂蜀学＂是巴蜀文化的灵魂与精华。蜀学的灵魂与精华,可以通过对儒释道三教、经史子集四部、文史哲三科的梳理而予以揭示,其重点体现于其思想与理论。大致而言,蜀学在哲学方面向有＂深玄之风＂,但又＂玄而不虚＂;在史学方面,特别注重＂文献之传＂,尤其重视＂通观明变＂;在文学方面,往往能开一代风气,且可表仪一时。蜀学之神韵与风骨,呈现为以下三端：经史为基,儒学为本;学风崇实,经世致用;融会贯通,赫然名家。未来蜀学之发展,应当继往而开来,即在＂打通古今＂、＂融通三教＂、＂会通中西＂十二字上用力。     

理学养生之道——以朱子心性修养论为中心

作为禀天地之气而生、法四时而成的人,如何把握养生之大道?朱子给我们道出了养生的根本道理。朱子的养生之道以心性修养为基础,注重道德修身,以成就圣贤、君子为宗旨目标;朱子的心性修养论,强调心的知觉、主宰作用以及对天理的认知、情欲的节制,以“中和”作为对身、心、性情的整体调摄原则,追求的是“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精神境界。而这种超然的人生境界、怡然自得的心理状态以及乐观豁达的生活态度,恰恰是个体存养所希望达到的理想的生命状态。所以,朱子的心性修养论,虽然不以养生为目的,却养在其中。朱子的养生之道是建立在心性修养论基础上的“天人理一”的养生体系,从树立“天人一理”的养生观以及身心共养、养生先养心、养心先养德、养气存心、情志养生、“仁者寿”为养生最高境界等几个方面阐述养生之道。系统研究建立在朱子心性论基础上的养生之道,可以对今天人们的养生诉求提供一定的借鉴与启示。     

论年鉴编辑的自身修养

年鉴的质量是编辑修养的标志。也就是说,高质量的年鉴只能出自文学修养、年鉴学修养、哲学修养和品德修养水平较高的人之手。因此,编辑的自身修养构成了年鉴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     

清代诗学神韵说之意境论与风格论

王士祯（渔洋）倡导的“神韵说”曾标领清初诗坛数十年。“神韵说”的核心内容就是关于意境和意境美的问题。所谓“神韵”就是指诗的意境和意境美。“神韵”的特点：一、取境很广,“蕴藉风流,包含万物”;二、“神韵”的表现形态是“大音希声”。渔洋论诗于风格并非唯宗“冲淡、清远”,而是兼取豪放、雄健。渔洋的诗风宗尚并非唯及王、孟、韦、柳,而是首先推崇李、杜、韩、苏,其对豪雄之风的推赏甚至在对清远之格的喜爱之上。渔洋诗作熔裁各家,自铸丽词,表现出丰富多彩的风格。“神韵说”在丰富完善中国古典诗学意境派诗论上尤有贡献     

孙枝蔚诗学思想刍议

清代初年,流寓扬州的关中遗民诗人孙枝蔚以其特有的人格精神和有力的诗学实践,构建了以兼宗唐宋为前提,以重学为途径,以性情为根柢的诗学思想,在当时力主盛唐、标举神韵法度的风气之下,独树一帜,卓荦不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