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知学则有力矣”——王充论“知识就是力量”

“知识就是力量”,这是一句誉满全球的名言。每当人们提到它,总是情不自禁地想到近代科学之父弗兰西斯·培根,因为他在《新工具》一书中提出了这一名言,所以人们也就自然地把这一名言的发明权归属于他了。然而,在世界历史上,最早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人,并不是英国的培根,而是我国东汉时代的伟大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充。他在其名著《论衡》中的《效力篇》里,早就对知识就是力量进行了论证,并且明确地提出了“人有知学则有力矣”的光辉论断。     

王充的胎教思想

在中国人口思想史上,应该给王充的胎教思想一个位置。一、王充及其《论衡》王充,字仲任,东汉时期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人,汉光武帝建武三年(公元27年)生,汉和帝永元中(永元共十六年,从公元89年到公元104年)病逝。王充出身“细族孤门”。祖父王汛、父亲王诵在钱塘(今杭州市)时,“以贾贩为事”,因“与豪家丁伯等结怨”,(《自纪篇》)于是迁居上虞。王充青年时期曾到都城洛阳上太学,拜班彪为师。“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后汉书·王充传》)后来回到家乡教书,其间曾当过一段时期的县、群功曹(掌管人市及参与政务)和州从事(刺史的属官),因与长官意见不合,又遭到别人诬陷而辞官。从汉章帝元和三年(公元86年,时王充六十岁)起,先后     

从“空性”到“体用” ——中国佛学心性本体论的建构与反思

[提要]基于“缘起论”思维根基的印度佛教传入中土之后,其在思想层面遭遇了中国化的“体用”诠释。东晋释道安、僧肇等就借用玄学思想与概念通过“体用”“本末”等中国本土概念创造性地诠释了佛教般若思想,之后伴随着中国佛学由般若学向涅槃学的取向,《起信》《华严》及中国禅宗皆借用体用概念与思维模式逐渐建构起了中国佛教“心性本体论”理论框架。中国本土的“体用”概念及其思维框架不仅深度介入到中国化佛学的哲学建构中,使印度佛教经过诠释与会通终于摇身一变成为启发中国人心智的理论模型,同时它也是达成儒佛道三教思想汇通的重要思维桥梁。“体用”思维模型一方面建构了中国化语境的佛教哲学,另一方面也使得本土的“体用”概念发生了“佛学化”的改造。近现代以来,中国佛教体用论模型在回溯到中印佛学思想源流的相关理论议题时也遭遇到一些挑战,如何面对此一挑战也关涉到中国佛学的现代性诠释问题。     

论王充关于归纳方法的逻辑思想

王充是我国东汉著名的思想家。王充的著作据称有多种,但流传至今只有《论衡》一书。王充在《论衡》中阐发的关于论证的逻辑思想,其中特别是对于归纳方法的探索和实践,是对我国古代归纳思想的总结和发展,在中国逻辑思想史上作出了突出贡献。本文拟对此做些探讨,以就教于大家。 一、王充归纳思想的认识论根源及基本特征。 《论衡》是对东汉时期天人感应论和纬迷信泛滥进行激烈抗争的产物,是一部论战性的著作。王充曾开门见山地道出了《论衡》的宗旨;“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衡》篇以十数,亦一言也。日:疾虚妄。”(《论衡·逸文》,以下凡引《论     

命定之下的个体修为：王充“贤者命困”论旨趣探微

王充认为人有宿命，而道德高尚、才能卓著的“贤者”的命运几乎必然是困厄的，面对贤者命困的窘境，王充推演出一套关于命定之下个体何以修为的理论。在王充看来，人无法改变“命运”但可以改变“人性”,操行与命运无关，由此他论证了人在命运面前始终辨明“善恶之行”并坚守“胸中之志”的可贵。对“贤者”的建构，是《论衡》阐释“命”的关键点。贤者不合于流俗，未必以富贵、长寿等“好命”为人生理想，相反，其时常因坚守道德和志向而招致不容，陷入窘迫。但贤者生命价值的实现却不受限于命运所规定的名位和寿命。据此《论衡》推演出“素相”之身份论和“文章”之实践论，为命运不济之贤者建立安身之所，提出贤者超越命运的可能性。“贤者命困”论源自以《穷达以时》为代表的“天人有分”儒家境遇观，也是东汉时代初步觉醒的个体主义思潮在命运观念上的呈现。     

几则史实的考辨——与韩长耕先生商榷

有幸从《湘潭大学学报》1981年第一期看到韩长耕先生《佛教传入中国论考》(以下简称《论考》),颇受启发。拜读之余,觉得有关中亚和印度的一些基本史实难于苟同,特作考辨。(-)关于月氏贵霜立国和向西北印度扩张的年代问题《论考》说:“大夏国在弥兰王死后的第十七年亡于月氏(公元前93年,汉武帝太始四年),大月氏势力正式伸入西北印度,”“月氏王印最久,前后共达四百一十一年(公元前93—公元后319)”。《论考》肯定,大月氏人侵入印度西北,征服印度各小国是在公元前93年,而由此推论,月氏贵霜国的建立当然就应远在公元前93年以前了。这与史实不合。     

王充的理想人格观与其文论──王充系列研究之二

王充的理想人格观与其文论──王充系列研究之二郑先兴，金宪文“文如其人”，人与文是不可分的。王充在谈文时，实际上是在谈人；而在论人时，又在讲文。因此，认识王充的理想人格观是把握工充文论的基础和锁钥，而认识王充的文论则可加深对其理想人格观的认识。王充的理...     

风格·境界·主旋律──从布封到马克思

上篇文学理论中，有些闻名中外的题目，却是由对文本的误读造成—一布封的“风格就是人”即为一例。不错，布封的被后人称作《论风格》的那篇讲演词中，赫然写着：“风格却就是本人”。然而细读文本，我们发现，这与其说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命题，不如说是一个随手拈来的妙喻。莱辛说得好：“一个单纯的比喻不能证实或辩护任何论点。”（《拉奥孔》10O页）而命题，则除了必要的判断形式外，还须有同样必要（甚至更加必要）的论证过程。比如中国文论的“文如其人”，便先后经了扬雄的“心声心画”和王充的“观文见人”的论证，尤其是刘描《文心…     

日本近一百年来的佛教研究

[提要]近一百年来，日本学术界在引入欧洲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基础上，综合运用语言学、历史学、思想史等方法，在印度佛教、中国佛教、日本佛教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同时，这种研究范式的局限乃至弊端也开始引起反思。另外，围绕“大乘非佛说”“大乘佛教的起源”“《大乘起信论》的真伪”“如来藏思想是不是佛教”等问题展开激烈争论，深刻影响到东亚乃至世界佛教学术界的研究走向。进入21世纪之后，日本学术界在佛教福祉学、佛教生死学方面进行了新的开拓，力图挖掘佛教学新的可能性。     

王充易学思想简论

王充是东汉时期著名的思想家 ,同时也是易学史上的重要人物。他的《论衡》多引《周易》以证其说 ,并借助《周易》和易学推出自己的思想主张 ,这突出表现在其天道观、人生价值观、历史发展观等方面。本于《易传》的太和、中正思想及汉代易学的中和理论 ,王充将实现社会和谐乃至天人整体和谐作为自己的最高理念。在治学宗旨和风格方面 ,王充的儒道兼综、诸子百家并治 ,则是对《易传》百虑一致、殊途同归之旨的继承和发挥。王充的易学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启示和影响了后来的魏晋玄学特别是王弼易学     

试论王充对自然科学的杰出贡献

王充(公元27～97年)及其名著《论衡》,自东汉末年以来,受到历代重视,其影响是深远的。目前,我国的历史、哲学史、思想史书籍对王充一致评为我国历史上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这是无疑的。然而,有关自然科学史书籍则对王充及其《论衡》缺乏应有的重视。有的书只是只鳞片爪地提到王充的个别贡献;有的书则只字不提;有的书介绍中国古代科学家达四十位以上,却并未将王克列人(以上参见本文参考书目中的后六种)。那末,王充究竟可     

川师学人

赵永行教授 硕士生导师。1950年7月生，四川省遂宁市人。1977年毕业于南充师范学院政治系，留校任教。1979年9月至1981年7月在西南政治学院学习两年结业。1999年晋升为教授。 长期主讲行政管理学、行政法学、行政诉讼法学等多门本科和研究生课程。主编及参编《行政管理学教程》、《现人行政学》、《实用行政管理学》、《中国行政诉讼法学》等教材及专著10本，科研重点方向为行政权力及其规制机制研究。发表学术论文有《论乡镇行政管理适应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途径和方法》、《论行政主体一元性》、《论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关系》、《论行政司法…     

从《量论略义集》看藏传因明

一、《量论略义集》简析 《量论略义集》是一部具有西藏特色的佛教哲学著作。它以印度小乘派“经量部”的哲学观点为基础,增加大乘派“唯识宗”及“中观宗”的部分哲学思想,形成了从“量学”向“中观”演变的西藏佛教哲学体系。     

再谈《物不迁论》的物性、时间问题

僧肇的《物不迁论》一直受到褒贬不一的评价,文章从“物不迁”涉及到的两大基本哲学问题,即物的本性和时间的本质出发,分析《物不迁论》引发的论争。在澄清“性住”与“物不迁”关系的基础上,说明《物不迁论》不违佛教“性空”义理,其非实体化的思维方式有助于解决哲学史上实体化思维带来的“时间”和“物体同一性”的争论。《物不迁论》体现了典型的中国佛教思维方式,展现出了佛教在对中国本土思想吸收与发展过程中的主动性,是“佛教中国化”的具体体现。     

王充卒年辨正

王充是我国东汉时期伟大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和战斗的无神论者,字仲任,会稽上虞(今浙江省上虞县)人。生于东汉尤武建武3年,即公元27年。其卒年,学术界至今未有肯定而一致的说法,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意见: 以《辞海》、《中国哲学大辞典》(冯契同志主编)、《中国历史人物生卒年表》为代表,认为王充卒于公元97年。任继愈同志主编的《中国哲学史》认为,其“卒年大约在公元100年前后”。侯外庐同志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认为王充生卒年为公元27——104年。而在其后出版的他所主编的《中国哲学简史》中又说王充卒于公元99年。     

浙江师大学人

黄云生教授男，浙江浦江人，1939年出生于云南南涧。长明从教于浙江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任儿童文学研究所所长，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理事。黄云生教授主要从事儿童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在教学上，曾为中文系和教育系本、专科学生开设讨《儿童卞学概论》、《中国儿童文学史》、《儿童文学作家作品论》等课程，为研究生、访问学者、进修学员讲授过《儿童文学作家学》、《幼儿文学研究》等课程；他所参与和主持的《儿童文学教材建设和人才培养》、《儿童文学教学的拓展和深化》两个教学研究项目先后均获…     

智顗、吉藏“数论”用法初考

就佛教而言,"数论"一词除了指代数论外道(Sākhyā派)之外,在中国佛教文献中也经常出现,但所指称的对象并不固定。智顗多用"数论"一词指代阿毗昙论书,吉藏则将"数论"作为"数、论"的并称,用以指称阿毗昙论书(数)和《成实论》(论)。辨明"数论"一词的含义,是研究南北朝时期较为流行的毗昙学和《成实论》的思想必不可少的一步。     

广历博见的研究境界——简评周建忠的《楚辞考论》

新近面世的《梦辞考论》(商务印书馆出版)，是南通师院副院长周建忠教授楚辞研究的系列产品之一。自上世纪1980年迄今24年来，他一直以一个“九死未悔”的探索者的姿态，带着深邃的学术目光，对楚辞作家、作品及楚辞学史作了：情细的研究，先后出版了《当代楚辞研究论纲》、《楚辞论稿》、《楚辞评介》、《楚辞与楚辞学》、     

佛教因果学说的中国化 ——以《弘明集》与《广弘明集》为中心的研究

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属于佛教中国化的起始阶段，亦是“中国佛教哲学”因果学说初步形成之早期酝酿阶段，而中国佛教哲学早期的因果学说既不完全等同于“印度佛教哲学”的因果理论，亦同样有别于隋唐时期及后世佛教哲学的因果学说。本文在深入具体分析《弘明集》与《广弘明集》等文本的基础上，对中国佛教哲学早期因果学说作出了新的诠释：其一、东汉末年苍梧太守牟子所撰写的《牟子理惑论》至晋代孙绰所作《喻道论》的完成即可被视为其理论建构之第一阶段，即“被动调适阶段”,以“善恶报应”为其基本主张；其二、慧远之“三世报应说”的提出，可视为中国佛教哲学早期因果学说理论建构之第二阶段，即“主动调适阶段”;其三、李师政之“因缘果报说”的建构完成，可被视为第三阶段，即“调适完成阶段”。     

浅谈王充宇宙观的几个问题——再答周桂钿同志

在拙作《两汉哲学中的物质概念》和《略论〈淮南子〉、王充及其他》二文中,我们曾经粗略地谈到过王充的宇宙观问题。承蒙周桂钿同志先后两次指教,使我们着实受益不浅。从已经发表的文章看,对于王充宇宙观的唯物主义性质问题,我们与周同志并没有什么分歧,分歧在于王充宇宙观究竟是什么形式的唯物主义,是天地本原论呢,还是元气一元论呢?本文谨就与争议有关的问题再谈几点肤浅的看法,以进一步就正于周桂钿同志和广大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