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斡鲁朵的存在形态

前言在《辽史》记载中 ,常常出现“斡鲁朵”(中原音ｗｏ -ｌｕ -ｄｕ①)一词。“斡鲁朵”在蒙古语中的意思为宫殿、阵营 ,是ｏｒｄｕ的音译 ,在突厥语中意为宫殿、城郭 ,是ｏｒｄａ的音译。② 在汉语中 ,把北方游牧国家君长的居所称为“牙帐” ,这大体上是斡鲁朵的同义词吧。在《辽史》里 ,把斡鲁朵 (以下为了与其它游牧国家的情况相区别 ,辽的ｏｒｄｏ称为斡鲁朵 )当作“行宫”、“宫卫”的同义词而使用。③ 斡鲁朵是辽朝的中枢 ,把握其实际情况 ,在理解辽代国家体制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辽史》卷 31《营卫志上》有关于辽代斡鲁朵的…     

辽代制度文化的兼容与变通--基于契丹君主文化追求的考察

辽代9位契丹君主在文化追求上有共同性也有差异,共同性在于他们普遍重视契丹民族传统文化,因此,他们都精于骑射,而且在其国家制度体系中斡鲁朵制、部族制、四时捺钵制占据重要地位,他们崇拜多种神灵,对各种宗教持包容的态度;差异则体现在他们各自对本民族文化发展所采取的举措,以及对其他民族文化的尊重与学习的程度有所不同。他们的文化追求致使制度建设和各方面的政策的调整具有兼容和变通的特点。     

辽代斡鲁朵所在地探讨——兼谈所谓“横帐”

一、问题的提出《辽史》上的所谓斡鲁朵,在我国古代其它文献中,又写作斡里朵、斡耳朵、兀里朵、窝里朵、窝里陀等等。日本学者白鸟库吉曾对斡鲁朵的语义加以考证,指出这个词原来的词根具有“中央”的意思。由此转来,在狭义上意味着君长的住宅,即宫殿;在广义上,则意味着宫城。从《辽史·营卫志》的解释:“居有宫卫,谓之斡鲁朵”,“宫曰斡鲁朵”,可以知道,《辽史》中的“宫”、“行宫”就是对斡鲁朵的译写。根据《营卫志》、《百官志》等处记载,辽朝共有十二宫一府,其中九个宫为九个皇帝所置,另有两个宫为操持政抦、权倾一时的应天太后、承天太后所置,还有一个宫为曾经势力盛极的皇太弟耶律隆庆所置。而圣宗时宠遇殊隆的汉人宰相韩德让“拟诸宫例”置一府。可见,这些宮的所有者,若非当时的     

阿保机时代之契丹四楼考辨

拙作《契丹四楼及其名号考述》一文,谨就形式上对契丹四楼进行了探讨,认为“楼”之字,就是“斡鲁朵”一词在契丹语中的不同用法或汉族人士的省译式。从而得出了这样地一个结论:四楼是同于捺钵生活方式的、契丹族早期斡鲁朵习俗地沿续和发展;它是真实的历史存在。然而,对于阿保机时代契丹四楼的历史内容,仍欠发掘。现谨就此,试陈管见。     

说北方民族的斡鲁朵习俗

斡鲁朵是北方游牧民族特有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现存最早的关于斡鲁朵形态的记载,大约是见于《史记》中匈奴人的“瓯脱”,它起源于游牧民族“各有地方”的生活习惯,随着游牧民族国家政权建设的日益完善,斡鲁朵日益充当了行国政体中的重要组织结构,至契丹辽朝时期被称之为“宫分”,随着封建化程度的加深,斡鲁朵结构也日益组织化、制度化。     

石刻所见辽朝捺钵“随驾”官考探

“四时捺钵”是契丹辽朝的一种特殊制度。为保障契丹皇帝等人捺钵活动的正常进行,设置“随驾”禁卫安保、“随驾”物资供给以及“随驾”仪鸾典礼等诸类职官势在必行。此类职官《辽史·百官志》等文献缺载,仅见诸出土石刻文字资料。钩沉并利用石刻文字资料对部分捺钵“随驾”职官进行索引探微,既可弥补《辽史》记事之缺漏,亦能填补捺钵制度研究之空白。     

试析北宋人对辽朝政治中心的认识

北宋人通过与辽朝的长期交往,已经认识到辽朝的社会面貌与以往纯粹的中原城国和北方草原行国不同,是行国和城国兼有,且以行国特色最为突出。其政治中心不是契丹皇帝四季迁徙的捺钵(行在、营盘),不是有城郭宫室的上、中、南三京,也不是皇帝直属的特殊集团组织行宫(斡鲁朵、宫、宫卫),而是一年之中有规律迁徙移动的以契丹皇帝牙帐为核心的中央政府。在称谓上,他们多是借用了历史上中原人对北方草原行国政治中心的称呼。     

辽代白川州沿革及其经济文化发展

白川州由私城而转为头下州,后被没入,再转为斡鲁朵辖州及文忠王府属州,在辽代州县中具有特殊性和典型意义。白川州所经历的变化,贯穿于契丹民族由部落组织到国家政权建立及巩固的全部过程。辽政权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以及统治方式调整,多与白川州历史变化有密切关系。     

契丹诸行宫都部署院初探

诸行宫都部署院是辽代斡鲁朵的管理机构,下设契丹、汉人行宫都部署司,对斡鲁朵内各民族的军事、生产、民政等事务进行管理,同时还要扈从圣驾、负责宿卫,守土戍边,防止外族入侵,有其职官设置、人员构成、职能地位等方面较强的游牧民族特色,在北面官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月亮泡与辽的春季捺钵活动

月亮泡一带是辽朝皇帝春捺钵的驻地,是辽的军事重镇、经济基地、民族关系的前沿。因此,春捺钵的行幸,不仅是游猎之乐,更是特殊方式的政治活动。     

古诗文中所体现的契丹春捺钵文化

契丹四时捺钵独具特色,尤其是契丹春捺钵。大量的古诗文中的春捺钵记载,反映了契丹人的游牧渔猎旧俗,独特的政治统治特色,以及尚武精神。本文主要从古代一些诗文中来探索契丹春捺钵文化,从而更好地了解契丹春捺钵文化。     

云南契丹后裔宗教文化存续研究——兼论捺钵文化遗存现状

中国北方草原少数民族契丹族建立的辽(907—1125年)纵横草原、大漠与传统汉地,积极汉化并发扬佛道儒教法,对中国北方的经济、文化开发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和作用。而辽亡后身居云南大山深处的契丹后裔们,仍然保留着部分辽时契丹人的佛、道、儒教信仰,并随着时代的发展衍生出属于自己的宗教文化特色,同时他们的聚居区域亦留有与辽时契丹人不同的捺钵文化遗存。通过对云南契丹后裔宗教文化存续和捺钵遗存现状的研究,可以完善并丰富云南地区契丹后裔研究理论成果,推动云南契丹后裔族群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展开。     

契丹的社会性质

关于契丹社会性质,学术界大致有两种意见。一是契丹族经历了奴隶制社会,一是契丹族超越了奴隶制社会,从原始公社制社会直接过渡到封建制社会。判断契丹社会性质,要看契丹统治者如何统治和剥削汉族和其它少数民族,以及契丹统治者如何统治和剥削本民族人民。契丹统治者在契丹建国初期,把契丹人、汉人和其他民族人民分别编制在斡鲁朵、投下军州和部族体制内。因此,只要逐一考察斡鲁朵、投下军州和部族体制内的生产关系,即物质财富生产者对生产资料占有关系和他们的社会地位,     

试论辽朝宫使的设立与发展问题

辽朝宫使作为与前期政权演进历程中斡鲁朵性质的变化紧密相关的职官,正式设立于辽圣宗朝,与某宫都部署并非同一职官。在兴宗、道宗时期,宫使的职能发展得更加完善,可分为统领禁卫;总体处理斡鲁朵军政事务;代替辽帝监军;代表皇帝处理大臣与邻国丧葬事务等。至天祚帝朝,随着辽朝政局混乱,宫使渐趋没落。     

辽金时期的查干湖、月亮泡渔猎文化探析

查干湖、月亮泡的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这里曾经是辽代皇帝春捺钵之地,辽金时期的遗址中出土了大量有价值的文物。这两处是从契丹捺钵、金代女真＂春水＂、＂秋山＂一脉相承下来,如查干湖冬捕就明显地体现了辽金游猎之遗风。本文通过对辽金时期查干湖、月亮泡的渔猎文化的描述,试图把美丽的自然景观和独特的历史文化结合起来,以期对东北地方经济社会建设提供有益资鉴。     

"捺钵文化":辽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追寻

契丹族不仅建立了威震东亚的辽朝政权,而且与其他北方民族一起创造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与农耕文明并驾齐驱的游牧文明.其中特色鲜明、引人注目的"捺钵文化",则是契丹民族独创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典型代表.对捺钵文化的历史追寻和勾稽探索,不仅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生动内涵,而且将为丰富与补充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宝库做出重要贡献.     

《辽史·萧陶隗传》辨误

在历代正史中,《辽史》以其简略疏漏,向为史家赀议。前人已做过不少考订、校补工作,但仍有未发掘可增补者。今读《辽史·萧陶隗传》,发现其职官仕历所牵涉年代及人名舛误颇多,给后世读者带来了混乱。本文对《辽史·萧陶隗传》略加考证,指出《辽史·萧陶隗传》记载的萧陶隗迁契丹行宫都部署的年代"大康"当为"大安"之误,《辽史·萧陶隗传》涉及人物"萧斡特剌"当为"耶律斡特剌"之讹,"萧阿忽带"为"萧阿鲁带"之误,以期有助于治史者。     

论科尔沁地区在辽代的重要地位——以长春州为例

辽金时代,"科尔沁"就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备受当时统治者的关注。辽朝的一个重要的行政单位——长春州,就位于科尔沁草原的东南部,长春州是辽朝中后期历代皇帝春捺钵时选择的固定地点。辽代的很多军国大事,大政方针的制定都在这一地区,长春州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本文试以长春州为例,来阐述辽代的科尔沁及其重要地位。     

辽朝境内市场探析

辽朝境内的市场可分为四类进行论述,其中,行宫部落市场包括行宫市场和二宰相府市场,是跟随皇帝四时捺钵的"行市".城镇市场源自中原,为固定的市场.与属国部交易的市场是定期的,多与朝贡相联系.南部边境与北宋贸易的榷场则由政府控制,地点固定.对于四类市场辽均设官进行管理.     

青海和硕特蒙古族概说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蒙古族是一个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的民族。 蒙古,《旧唐书》称蒙兀,《新唐书》称蒙瓦,《辽史》、《金史》称“盟古”、“萌古”,《元秘史》称“忙豁勒”,《蒙古源流》中称“蒙部勒”。它是我国古代北方许多部落长期发展逐渐形成的一个民族。 唐朝中期以后,原来居住在额尔古纳河流域的蒙古部落逐渐西移,到十二世纪初(辽亡以前,即公元1125年前)已移至克鲁伦河中域,以后又移到克鲁伦河、斡难河、土拉河上源、肯特山以东一带(即今乌兰巴托东北一带的草原)。在它的周围,西有斡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