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相关者理论视域下乡村环境善治研究

乡村环境善治是由地方政府、村委会、村民和农村企业等众多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的系统工程,在乡村环境善治中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是相关的。目前我国乡村环境治理各利益相关者的现实表现与实现善治的基本要求有较大差距,存在利益诉求沟通不畅、利益主体权责不明、利益约束机制不全、利益目标选择不一等治理不善问题。应通过多元共治实现乡村环境善治：搭建信息交流平台,协调利益相关者的善治诉求;优化权责行为结构,激发利益相关者的善治意愿;构建环保约束体系,培养利益相关者的善治习惯;统一目标整体导向,提升利益相关者的善治认知。     

环境善政走向环境善治：我国环境治理的路径创新

善政是通向善治的关键,而欲达到善治,首先必须实现善政,在我国,想要达到环境善治这个目标就必须先实现环境善政。本文通过回顾我国环境治理路径的选择历程,分析目前我国环境治理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指出与环境善治这个终极目标存在的差距;为了缩短差距,我们应该选择怎样的一条道路来治理环境？是按照目前的治理路径还是学习西方的多中心治理？本文认为这两条道路在我国目前的过渡时期都行不通,从而提出了一条创新式的路径,即从环境善政走向环境善治。     

协同共治视角下的环境治理现代化——基于地方环境政策修正利益主体的博弈分析

当前,环境治理已然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逐渐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环境治理制度体系。基于多元主体协同共治视角,围绕政社互动的分析框架,就地方环境政策修正利益主体的博弈分析发现,在压力型体制和政绩竞争的驱使下,相关主体不可避免地将自身利益追求和行为倾向掺杂入地方环境政策修正之中,使得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为寻求利益最大化与其他利益主体展开竞争,致使地方环境决策和执行之间塑造了无形的组织界限。因而导致地方环境政策执行主体依托正式科层体制反馈政策设计问题往往难以奏效,不得不依托普通民众等社会主体采用非正式行为策略“自下而上”反向施压地方环境政策修正,但其成本付出也要远高于正式反馈的行为策略。由此提出,要建构政府与普通民众等社会主体相对平等的协同治理机制,推动基层政府由“行政枢纽”向“治理枢纽”转型以及引导普通民众等社会主体有序参与环境治理监督,才是打破地方环境决策和执行之间的组织壁垒、政府与社会实现双向良性互动以及推进中国式环境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全球环境治理与生态型政府构建

应对与解决全球环境问题迫切需要发展全球多元环境主体和建立全球环境合作机制的全球环境治理。而全球环境治理中的非政府主体成长和参与，以及合作性规制制定和实施都必须依赖生态型政府的支持与引导以及主导与推动。真正全球环境治理的非政府主体兴起有力促进生态型政府的职能转变，其民主责任模式要求深入推动生态型政府的民主进步，而扭曲全球环境治理的强势国家主权干涉则严重阻碍生态型政府的自主发展。     

农村环境治理的中国语境与中国道路

农村环境治理是现代化进程中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能否有效推进农村环境治理,不仅关系着农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态生活需要,也关系着乡村振兴战略、"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顺利推进和实现,更关系着农村社会稳定及党和政府的执政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政府大力推进农村环境综合治理,一部分建制村的垃圾处理、厕所改造等突出环境问题得到解决,但农村环境治理也存在着治理目标不全面、治理主体不丰富、治理载体不匹配以及治理机制不健全诸多现实困境。新时代农村环境治理新实践应着眼于以下几点的建设和发展,即治理目标均衡化:生活污染、农业污染和工业污染都得到有效治理;治理主体多元化:政府主导、企业引领、农民主体、村委协调、环保社会组织和媒体协同参与;治理载体协同化:树立经济与农村环境协调发展的执政理念,健全农村环境治理政策法规,强化农村环境治理的资金和技术支撑;治理机制有效化:构建政府、企业、农民、村委、环保社会组织和媒体合作治理农村环境的有效推进机制。     

共议协商：乡村资源环境冲突化解机制与创新——基于善治的协商机制探索与实践

以善治为目标的乡村治理创新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共议协商是实现乡村善治的重要方式和途径。党的十九大提出,"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最大公约数"。基于农村资源环境冲突治理而言,农民资源环境权益受损、农民在治理中失语等是冲突的诱因,究其根源却是资源环境管控专断思维所致。因此,要化解资源环境冲突,就必须从资源环境治理出发,积极推进资源环境治理的多元化,使乡村治理的不同主体能自主平等、自由地参与到共议协商的活动中。为此需要在维护农民资源环境权益、畅通维权渠道、完善补偿政策和应急机制等方面,切实提升农民在其中的话语权,确立起共议协商的治理机制,最终在乡村资源环境冲突化解中实践乡村善治。     

新时代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法治保障研究

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既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美丽中国的重要内容,也是开展乡村振兴战略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举措。虽然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依靠中央文件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如何巩固现有整治的胜利成果并形成农村人居环境治理长效机制却离不开法治保障。当前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存在法律制度供给不充分、权责界定不清晰、法治意识不觉醒和监督机制不到位等问题。农村人居环境治理要走向法治化轨道,需要不断完善农村人居环境立法,运用系统思维和整体思维制定农村人居环境单行法律;明确政府的职责,建立乡镇政府直接责任、县级政府主体责任和省级以上政府领导责任的职责体系;强化村民的义务,引导村民参与建设并自觉守法;增强法治思维,强化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主体法治意识;健全监督问责机制,从权力约束权力的角度完善环境监察和问责制度,从权利制约权力的角度完善大众参与监督机制。     

从西方环境治理范式透视科学发展观

利用西方环境治理范式为分析工具,结合中国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构建经济持续、环境友好、社会公平的和谐社会实践进行本土化研究。通过剖析《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的精神实质和理论价值,一方面探索应对环境全球化中中国环境治理同全球环境治理的本质联系,推进科学发展观的科学认知和切实落实;另一方面探索中国环境善治理论研究的兴起与发展路径。     

长三角环境治理动力机制研究——环境分权抑或环保立法

生态环境治理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目标之一，为治理污染，我国政府制定诸多环境政策，并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国家发展总体布局，这表明我国政府高度重视环境治理，也显示出我国环境治理的严峻性。环境是典型的公共物品，具有较强的负外部性，其赋予环境的消费非竞争性和收益非排他性，政府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具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偏好，以上特征使得政府在治理环境过程时权责不清、环境治理缺乏动力的现象频繁发生，增加环境治理的困难。环境分权、环保立法是环境治理的重要手段，能否在激励机制与问责机制方面激发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动力，降低环境污染水平？文章探究环境分权和环保立法对环境治理的影响，并分析环境分权与环保立法对环境治理的动力机制，在此基础上，以长三角27个中心城市为样本，选取2003—2019年市级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环境分权与环保立法对环境治理的影响，同时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法、动态效应检验、安慰剂检验等验证文章研究结果，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环境分权激励政府进行环境治理，有效降低长三角环境污染水平，并对环境污染滞后三期发现环境分权对环境污染具有明显的滞后作用，其影响具有长效性；相较于环境分权而言，环保立法对长三角城市群环境污染的作用较为微弱，并通过动态效应检验、增加控制变量和安慰剂检验等角度进行检验，使结果更为可靠；值得注意的是，环境分权与环保立法政策组合的环境污染治理动力更为显著，两种政策组合对环境污染的抑制作用高于两者单独的政策影响。因此，文章从建立区域环境协调治理联动、强化法治建设、激励各主体环境治理等方面提出相应的环境治理政策建议，持续发挥环境分权在长期治理污染的作用，完善区域环保立法标准体系，强化环境分权与环保立法的合作治理互动效应，增强环境治理动力。文章从市级层面视角分析环境分权与环保立法对环境治理的动力机制，并通过实证进行一系列检验，丰富市级层面环境治理研究，并通过多角度稳健性检验验证环境分权与环保立法对环境治理的影响，为地方政府治理环境提供有益借鉴。     

环境治理中“地方主体”互动逻辑及其实践理路

在政府主导型环境治理失灵的背景下,研究“地方主体”参与环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在提出“互动式治理”框架的基础上,进一步阐释地方主体的互动逻辑及其实践理路,发现本地公司生态精英及其适用技术的有效运用,当地民众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的地方性生态知识,以及两者之间的有效互动是环境治理取得成效的主要原因。地方主体双向互动中完成的环境治理工作摆脱了“压力型体制下”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困境和工作低效的难题,扩展了“政府主导”单一角色的治理困境,实现了环境、经济与社会效益的共赢。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

法律与道德是社会调整体系中紧密联系的两类社会规范 ,又是治理国家、规范行为的不同方法。只有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二者并重 ,才能营造安定团结、持续发展的社会氛围 ,把国家治理好。     

从接点治理到直接治理:乡村治理的逻辑转换

税费改革之前,国家主要以乡村非正式权威力量和基层政权组织为中介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接点治理",但因其难以适应乡村社会的现代化变迁需要,乡村治理模式必须及时转型。农业税取消后,为维护农民权益,强化国家在乡村社会的基础性权力,国家改变治理策略,国家权力与农户直接对接的直接治理模式逐渐兴起,乡村治理实现了由接点治理到直接治理的逻辑转换。这一转换深刻影响了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改变了基层政权的行为方式。由此,欲推动乡村治理转型、实现乡村振兴,需重塑乡村治理结构,将接点治理与国家政权建设结合起来,实现两者和谐共存。     

治理理论视角下的邻避冲突治理探析

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我国邻避冲突事件呈现多发、频发态势,这已严重影响了城市发展和社会稳定。过去以政府为主导的单一治理方式已不适应,也不能很好地解决当前复杂的邻避冲突问题。转变治理方式,运用治理理论,充分调动多元社会主体共同参与治理邻避冲突问题,应是解决邻避冲突的破局之道。     

公司内部治理及其外部化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推进以及中国各经济领域逐步对外开放 ,中国公司治理结构的弊端日显突出 ,文章首先从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主体谈起 ,继而谈到公司内部治理 ,最后论述公司内部治理可以通过公司外部治理顺利完成而得到解决。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研究--兼评学术界的几种观点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强调的重点是“现代化”,而不是“治理”和“管理”的区别。“管理”和“治理”不是对立的,在学术研究中是两种相近的范式。“国家治理”和“国家统治”是两个不同层次的概念,前者表现为工具理性,后者表现为价值理性。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现代化的要求,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和发展的过程与状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顺应我国现代化发展趋势的重大战略举措。     

论执政思维与科学执政

执政能力建设的核心在于科学执政。科学执政实质是科学执政思维的体现。本文从批判斗争思维和直线思维这两种错误的执政思维认识出发,论述了执政思维从多元思维、互补思维上升到“合力”思维的科学认识过程,并指出程序与民主是“合力”执政思维转化为科学执政的保证。     

全球治理的原则:民主治理

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领域不断产生冲突与融合的全球化过程中 ,我们面临着许多前所未见的全球治理挑战。为有效地协调国际行为者之间的利益和行动 ,以应对全球性危机 ,我们有必要在全球治理的过程中确立以民主为基础的普遍性原则。本文将通过对全球化进程中全球治理机构的建立 ;全球化进程中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遇到的问题 ;全球民主治理所面临的主要问题的论述 ,以阐明民主治理的重要性     

整体性治理:政府治理的新趋向

作为后新公共管理时代的一种全新政府治理模式,整体性治理主张依靠政府机构间及政府和公私部门间的协调与整合提高公共服务效率,注重对民众需求的满足与整体回应.在实践中,以整体性治理理论为基础建立的协同政府模式以及新的政府公共服务体系已经逐渐成为西方国家政府治理的普遍诉求.整体性治理的治理逻辑是服务型政府的理想选择,在治理理念、参与主体以及组织形式等方面对于我国政府治理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均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善治视野下的乡村生态治理

乡村生态治理是国家生态环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下的乡村生态治理缺乏整体意义上的治理机制,出现了社会资源整合有限、政府角色错位、相关配套制度不完善、合作治理主体单一等多重难题。唯有在善治视野下重塑乡村治理中公民与政府的角色定位,在治理体系、治理方式、治理机制等方面推进乡村生态治理,方能将外部的政策、资金支持转化为乡村生态治理的内生力量,从而提升乡村生态治理的实际效果。未来应强调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治理,充分发挥各个主体的能动性,提高主体参与意识,完善政府与社会、市场三个维度的合作治理范式,健全乡村生态治理的有效运行机制,改善乡村生态的公共服务体系。     

全球治理与地方治理的内在联系

宏观的全球治理与微观的地方治理，在治理过程中，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无论从历史的角度考察全球治理和地方治理，还是从现实的发展角度考察全球治理与地方治理，两者都处于动态的相互影响和作用的关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