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朝诸皇子奏折考辨

康熙朝诸皇子奏折是康熙朝奏折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清初奏折发展中也居于重要地位。通过对已刊康熙朝诸皇子奏折数量、分布情况的考察,可以发现,由于整理不当,今刊诸皇子奏折内容及进折时间多有错误,无年月奏折甚多。同时,由于康雍之际皇室内部斗争和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时未行全译,致使其中阙漏严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一书的学术质量。通过考辨,还可看出,奏折起源于顺治时期,其原始形态是皇室戚属致送皇帝及皇太后之请安折。康熙间,奏折使用范围扩及内外臣工,内容也改以政事为主。与之同时,在上行文书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日益重要。作为奏折原始形态的继承,康熙朝诸皇子奏折亦呈现过渡状态。这些变化,对于当时政局和此后奏折发展方向,都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论行政立法过程中的公众参与

目前 ,公众参与行政立法在我国已引起相当重视 ,并在《立法法》和国务院《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等法律法规中得以正式确立。毫无疑问 ,这对于改变以往我国行政机关内部式、封闭式的立法程序 ,促进行政立法的民主化、科学化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 ,与世界其他国家以及我国对公众参与行政立法的需求相比 ,我国公众参与行政立法的广度和深度 ,无论从现行规定还是从立法实践来看 ,都还存在较大差距。本文试就此作些探讨。一、适度把握 :公众参与行政立法的基本要求公众参与是行政立法的合法性基础 ,应当成为人们在设置行政立法程序时普遍认…     

政治文明建构过程中的宗教立法问题初探

宗教立法工作是现阶段建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其中,我党在长期的宗教工作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经验是宗教立法的直接参照;“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宗教立法的基本原则;“保护合法、制止非法、抵制渗透、打击犯罪”是宗教立法的核心内容;宗教的“五性”特征是宗教立法的重要依据;“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宗教立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论雍正朝的奏折政治

雍正朝适应清初加强中央集权,强化君权的政治需要,广泛使用奏折,建立了奏折制度。奏折制度涉及到君臣间权力的分配,皇帝政令的施行,吏治的整饬,行政效率的提高,是官僚政治上的重大变化。雍正帝藉奏折了解下情,整饬吏治,强化君权,可谓是一种奏折政治。     

康雍乾时期的奏折制度

奏折制度产生于康熙时期，在雍正时期受到高度重视，得到充分发展，乾隆时期则进一步完善和规范。奏折从公开到秘密、从非正式文书到正式上行文书的演变过程是奏折制度规范化和法律化的过程。奏折制度具有信息收集、谘询、协商、沟通、监控、指导命令等新功能。它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通过制度创新强化信息收集能力的一个政治产物。奏折制度蕴涵着理性决策的因素，有助于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加强国家的政务决策能力和政治控制能力。但由于它是为君主服务的，因而也带有君主制度固有的一些弊端。     

《张文襄公全集》奏折部分的几个问题——兼与《张之洞全集》的编者商榷

文章将王树楠编《张文襄公全集》中的奏折(文中简称“甲”)与《光绪朝硃原批奏折》、《宫中档光绪朝奏折》所载张之洞奏折及邸报、《申报》上所刊张之洞奏折(文中简称“乙”)进行对照,发现有甲有乙有,内容完全不同;甲有乙有,内容部分不同;乙有甲无,遗漏甚多三种情况。并对以《张文襄公全集》为底本的《张之洞全集》中出现的诸多漏失进行了指摘。     

清乾隆初年禁酒史考探

在1987年的第一、第三和第四期《历史档案》中,刊布了29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乾隆初年禁踩曲烧酒朱批奏折档案。其中,在三篇奏折档案中含有中国名酒———汾酒的史料。结合有关史料,对这三篇含有汾酒史料的乾隆初年禁踩曲烧酒朱批奏折档案的陈奏原因及乾隆初年的禁酒史进行研究有积极的意义。     

略谈古籍标点方法论——以整理清代宁夏奏折为例

古籍整理的过程包括影印、点校、注释、今译、辑佚、索引、编纂、古籍数字化等,其中标点是整理时不可或缺的环节,也是难度较大的环节.不同文体的古籍在标点时的方法有所不同.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宫中档乾隆朝奏折》《明清档案》等是清代奏折类文书档案,具有重要价值.整理其中与宁夏相关的奏折,在标点时,不仅需要了解奏折这一清代特有的官方文书特点,掌握清代文书专门用语,也要结合地域性,关注宁夏的地名等专有名词,并且要合理划分语言层次,具有较强的逻辑分析能力.古籍标点,需要有目录、版本、考证、校勘等有关古籍整理的基本常识,再结合地域特征,规范标点,以免出现错误.     

乾隆朝奏折制度探析

乾隆时期，康雍以来的奏折制度继续得到坚持并有了新的发展。拥有折奏权利的官员数量愈加增多，奏事范围更加扩大，奏折在各种上行文书中的地位进一步重要。与此同时，有关奏折的各种具体规定如奏折书写格式，内容保密以及递送机构和办法也进一步细密和完善。对于各种信息大量而又迅速的输入和国家事务的及时处理，对于清朝统治的巩固和皇权的极度加强，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康熙朝奏折和来华西方传教士

康熙朝满、汉文奏折中有关来华西方传教士的部分 ,是研究当时中西关系的重要史料。经过笔者清理 ,其中载录来华西方传教士已达一百余人 ,一些人的汉文名字还为他书所不载。另如教皇特使多罗离京时间、康熙帝致罗马教皇信函颁发时间等重要问题也都因奏折所载内容应然而解。除此之外 ,康熙朝奏折还从新的角度反映了当时在华西方传教士的具体活动内容和康熙帝积极招徕挟有专技的西方传教士来华献技的情形。同时 ,还详细显示了礼仪之争后康熙帝为争取教廷对中国立场的理解而三次遣使、四次致书及由允许传教到部分禁教再到全面禁教的全过程。这些表明 ,研究康熙时期西方传教士在华活动和清朝政府有关政策的转变 ,康熙朝满、汉文奏折有着极高的价值     

陈炽的茶业近代化改革方案

陈炽的茶业近代化改革方案陈勇勤陈炽，字次亮，号瑶林馆主，江西瑞金人，光绪年间举人。１８９６年１月，职任户部员外郎的陈炽呈递了《振兴商务条陈》。①这件３０００多字的奏折，前后只谈了茶务一个问题。在同时期官员们的奏折当中，这还是绝无仅有的。但奏折的重要之...     

西方利益集团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利益表达

在西方国家,利益集团的存在并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施加影响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它们参与政治过程进行利益表达的主要方式有介入选举过程,影响选举结果;疏通政府,影响政府的行政活动;广泛介入立法过程,影响立法结果以及采用公开运动等方式对政府施加影响。它们对政策制定的影响既有积极的影响又有负面的作用。     

关于《田中奏折》真伪的几个问题

<正> 众所周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和太平洋战争,是以《田中奏折》为“教科书”的。《田中奏折》对中日关系和把日本引向战争与失败的道路,曾发生过重大影响。教训是深刻的。然而,在日本对于《田中奏折》的问题,至今仍有人百般抵赖,无理狡辩,一会儿说它是“伪造”的,一会儿说它是“虚构”的,企图以此否认《田中奏折》存在的真实性。这是现代史上的一个重大问题,有必要花些笔墨,弄清史实。本文拟据现有的材料,对这个问题谈点粗浅看法,不当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李端棻的一件奏折与清议呼吁廉政自强

光绪朝"广开言路",使清议一度活跃.光绪五年,担任御史的李端棻呈递了一件奏折.这件奏折实际上与三个事件有直接关系,它们是:言路披露用李钟铭案,言路抨击贺寿慈任命,王先谦奏折影射朋党问题.王先谦的奏折明显带有政治投机因素.李端棻维护清流派直言敢谏作风的表态,虽然遭到上谕否定,但它也提醒了清流派成员,面对像满清极端专权这样的朝廷,"广开言路"这话的可信程度值得怀疑,所谓"实事求是"放到实际言路中必须大打折扣,否则讲真话也许就断送了前程.在当时,廉政自强是洋务自强的先声.李端棻是把清流意识和洋务意识结合起来的一个典型代表.     

林则徐最先提出官督商办模式与近半个世纪官方办企业方针的实质

在近代中国资本主义企业的经营形式中,官督商办曾一度很吸引人们的注意力。那么,究竟是谁最先提出了官督商办模式,官方为什么始终对它很感兴趣？本文拟就这些问题进行探讨。官督商办模式是李鸿章创发的,这在目前史学界似已成为定论。是不是李鸿章呢？我们不妨先来看一件奏折。呈递者是林则徐。但写这件奏折时,林则徐并不是两广总行了,而是流放赦归后在云贵总督任上。奏折叫呕查勘矿厂情形试行开采折严,针对的是云南矿业。“云南矿务,自康熙四十四年归官经理”③,到林氏奏折出现的1848年,官办这种企业经营形式,已经持续了近一个半…     

立法:利益表达的过程

立法的本质是发现现存社会关系中的利益,正是不同社会主体的利益要求,构成立法的动力和压力.立法机关实际上是不同利益诉求的讲坛,在这里,各种利益要求被提出、审视、分辨,只有大多数人都认可的利益才最终能上升为法律.从这个意义上讲,立法过程是一个不同社会主体表达利益的过程.立法机关采多数决的原则,其人员的组成就直接影响到利益的归属,影响到立法.     

从一则史料看清王朝与琉球王国的贸易

清乾隆时,初设于雍正七年（1729）的军机房改名军机处。军机大臣在给皇帝上奏折后,其所奏内容另行由军机处负责抄录副本存档。其中在乾隆三十一年（1766）的一本奏折中,就有关于琉球国与清王朝贸易往来的详细记录,反映了当时清政府与琉球之间的友好关系。     

清代雨雪折奏制度考略

雨雪折奏制度是清朝对前代气象呈报做法的融通、传承与变革,以奏折作为载体而形成的一种重要的农政制度。其特点为临时奏闻和定时折报并行,奏折与雨雪清单并用,奏报人员变动不居,并与粮价陈报、收成奏报共同组成了清代粮政信息收集制度,在维护、巩固清王朝统治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史源学方法的价值——以清代伊犁惠远城建城时间为例

传世文献在编纂过程中,原有的信息会不同程度地流失。我们运用史源学方法,对比《清实录·高宗实录》与《平定准噶尔方略》中有关乾隆年间开建伊犁惠远城的记载,发现前者对伊犁将军明瑞奏折的删改比后者多,甚至将明瑞于乾隆二十八年二月丙辰日上的奏折,用"寻奏"二字缀合,置于是年正月辛酉日上的奏折之后。此外,本文还从史源学的角度,分析了其他各种相关文献对惠远城建造时间记载不同的原因。     

论立法过程的思维和研究方式

谈起立法,人们总是想到它是一种技术性的设计过程,而很少想到它首先、并在实质上更多的方面是一种科学的发现过程。这不仅表现在学界较多地注重对立法技术的研究、很少注意对立法调研的研究——比如,书市上不乏有关立法技术方面的专著,即难以见到有关立法调研方面的书籍;而且表现在许多有关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