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倍增应当处理好几个问题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到2020年实现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这是我党首次明确提出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倍增计划,具有重要意义.实现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倍增,必须科学理解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倍增计划,处理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倍增与缩小贫富差距、推进教育公平、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和加快收入分配改革之间的关系.     

分配制度改革与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的制度路径选择——基于分配权的研究视角

作为收入分配制度的基本范畴,分配权是一个由分配权力和分配权利共同构成的综合性权力(或权利)体系.分配权的法律配置是分配法律制度的核心问题,但是,国家、企业和居民个人三大主体的各自实力与相互之间力量对比关系,则是决定分配权的配置结构和运行模式的内生矛盾机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必须以分配权配置结构的合理化为制度路径.     

公司国家框架下人均收入倍增计划实施途径

十八大报告中提出收入倍增计划,即2020年实现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如何具体落实?即通过哪些可能的途径以期实现?在公司国家理论框架下探讨中国会否步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相关议题,并分析了中国人均收入倍增计划实现的途径。     

从劳动力视角看我国收入倍增计划与经济平衡发展

2012年举世瞩目的党的十八大报告重点提出,至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其中从以追求经济总量向人均收入倍增与经济平衡发展更是对我国在新时期深化重要领域改革,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更大程度更大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倍增计划与经济发展关键在于缩小收入差距、完善宏观调控与现有发展方式,推动经济以更有效率、公平、可持续方式发展.但我国实现收入倍增与经济平衡发展之路将面临重重困难,其中的根本原因仍然在于新时期我国劳动力市场新特点与经济发展模式的内在缺陷之间的冲突未得到有效调和,以及由此带来的收入分配不均、经济不可持续发展等问题.只有在实现自身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真正意义上缩小国民收入差距,才能够真正在关乎国计民生的收入问题上积极发挥“正能量”,我国的收入倍增计划由此才会取得历史性的突破和进展.     

权利配置与不平等问题研究——关于国企工人阶层的不平等问题研究之三

在国有企业组织治理结构中,权利配置是制约国企工人生存发展的关键因素。如果企业管理者与普通工人之间的权利配置失衡,必然严重影响收入分配程序的公正。因此,让国企工人阶层享有基本的参与权利,能够增加企业组织治理结构中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对话机会,这是消除不平等分配中"有利者"与"不利者"之间心理隔阂的重要方式。     

制度红利、制度资本与收入倍增

十八大以来,收入倍增成为社会建设的重点内容之一.十八大提出,“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并以此作为未来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这就是所谓的收入倍增计划.居民收入倍增目标明确纳入党的报告在我国还是第一次.收入倍增需要分析我国收入分配问题,以及怎样设计收入倍增的制度构建与制度安排.基于收入倍增问题的复杂性和重要性,我刊特组织“收入分配与收入倍增专题研究”,本期专题邀请北京大学李国平教授、刘世定教授、周阳敏副教授就上述问题进行分析,以期为我国收入分配改革提供些许借鉴,也期望引起更多学者对此问题的关注和研究.     

新型城镇化与收入倍增

十八大以来,收入倍增成为社会建设的重点内容之一.十八大提出,“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并以此作为未来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这就是所谓的收入倍增计划.居民收入倍增目标明确纳入党的报告在我国还是第一次.收入倍增需要分析我国收入分配问题,以及怎样设计收入倍增的制度构建与制度安排.基于收入倍增问题的复杂性和重要性,我刊特组织“收入分配与收入倍增专题研究”,本期专题邀请北京大学李国平教授、刘世定教授、周阳敏副教授就上述问题进行分析,以期为我国收入分配改革提供些许借鉴,也期望引起更多学者对此问题的关注和研究.     

收入分配分析的角度问题

十八大以来,收入倍增成为社会建设的重点内容之一.十八大提出,“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并以此作为未来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这就是所谓的收入倍增计划.居民收入倍增目标明确纳入党的报告在我国还是第一次.收入倍增需要分析我国收入分配问题,以及怎样设计收入倍增的制度构建与制度安排.基于收入倍增问题的复杂性和重要性,我刊特组织“收入分配与收入倍增专题研究”,本期专题邀请北京大学李国平教授、刘世定教授、周阳敏副教授就上述问题进行分析,以期为我国收入分配改革提供些许借鉴,也期望引起更多学者对此问题的关注和研究.     

宅基地"三权分置"的法理解析与立法回应

解读宅基地"三权分置",真正落实宅基地集体所有权,需要对集体经济组织按照特别法人的主体地位进行改造。宅基地农户资格权应包括宅基地分配资格权和宅基地使用权两种权利,是一种兼具身份权和财产权的复合性权利;农户行使并实际取得宅基地使用权后,宅基地资格权就等同于既有实定法中的宅基地使用权。社会主体享有的宅基地使用权应分为债权性宅基地使用权和物权性宅基地使用权。在宅基地"三权分置"的推进中,应解决宅基地"三权分置"政策术语与法律术语的衔接,未来修法应体现宅基地"三权分置"的成果。     

初次分配改革促进共同富裕：内在逻辑、现实难点及优化路径

正确认识和把握实现共同富裕的主要目标和实践途径,要着力发挥分配的功能和作用。初次分配的改革能否解决收入分配差距极化的问题,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现阶段,初次分配改革还存在突出的难点：目前初次分配体系内,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依然不明显;城乡均衡一体化发展不足,城乡居民个人可支配收入差距依然较大;非公有制经济范畴内,要素占有的差异性拉大了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收入极化效应;农村居民初次分配的收益不足,低收入群体增收较为困难。在初次分配领域需要改进的措施有：在公有制经济内提高按劳分配的比例,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在实现共同富裕中的作用;在非公有制经济内,限制资本等生产要素配置的极化趋势;缩小城乡收入分配的差距;激活农村集体经济潜能,丰富农村低收入群体的创收渠道,增加农村低收入群体收入;通过规范资本等生产要素的占有差异来规范居民财富积累机制。     

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比重的几点思考

十七大报告提出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这对当前我国市场经济下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有利于贯彻按劳分配原则,有助于实现初次分配的公平性,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有助于增加劳动者的收入。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需要劳动者和政府顺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共同努力。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实施背景与社会转型

十八大报告中提出要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翻一番的目标,这是在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形势下做出的重大决策。收入倍增目标是在我国面临着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和社会收入差距扩大的背景下提出的,其对于我国未来经济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应该着力于建立"橄榄型"社会结构,努力扩大中产阶层范围,通过社会转型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论转换企业的内部经营机制

转换企业的内部经营机制,就是要改革企业内部的三项制度,即改革企业中原有用工、人事、分配三项制度,赋予职工自由择业权,赋予企业自主选择职工的用工权、人事安排权,以及在宏观控制下的自主收入分配权。从而在企业中建立起“干部能上能下,工人能进能出,工资能高能低的”新经营机制。在我国传统体制下,企业的用工制度实行国家统包统配的能进不能出的终身就业制;人事制度是能官不能民、能上不能下的终身制;分配制度则搞平均主义。从实践来     

双轨制是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传导机制

双轨制是中国城乡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传导机制,这个传导机制以确立计划和市场两个轨道为基础,以再造计划和市场相适应的两种不同机制的运行主体为重要环节,以限制农民权利为"差价"来源,形成了"三位一体"的运行机制。其运行的起点是以身份为标识把生产要素置于不同的系统,在计划系统内实行垄断高价,在市场系统由供求关系实施市场低价,从而获得两个系统之间的"差价"。这种"差价"既为国家寻找"红利"补贴城市化提供了便利,又助推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因此,在城乡二元结构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变的条件下,对双轨制加以限制乃至取消是缩小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的有效思路和方法。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深化分配制度改革

随着中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国内外对中国是否会掉入"中等收入隐阱"存在不少争议。对巴西、阿根廷等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国家和日本、韩国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比较表明,"中等收入陷阱"实质是一国经济由低收入阶段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经济发展方式转型问题,而收入分配制度是找准效率和公平平衡点的"砝码",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关键。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实现十八大提出的"收入倍增计划",是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然选择。     

民主:一种利益均衡的机制——深化对民主理念的认识

民主理念经历了三个阶段或层次的发展:第一是古典民主,即"多数人统治",解决的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属于权力归属的政治制度层面;第二是近代民主,即"精英选拔机制",解决的是精英与大众的关系问题,属于权力配置的政治体制层面;第三是现代民主,即"利益均衡机制",解决的是资源和财富占有与分配的关系问题,属于权力运行的政治机制或政策层面。在当代,应当特别强调民主的第三层理念。以分工、竞争与交换为特征的市场经济必然带来社会分化和利益的不均衡。因此,需要通过民主机制进行利益再分配,实现利益相对均衡,从而促进社会和谐。     

《民法典》的权利实现规定与司法程序配置

《民法典》中包含很多关于权利实现的新规定,须结合程序法规则加以解释。依据《民法典》第581条,在可以适用替代履行这种强制执行方式时,不得排除债权人的实际履行请求权;法院对替代履行的费用有酌定权。如果从《民法典》第581条中解释出独立的"替代履行费用偿还请求权",一方面,该权利会与代替给付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产生功能重叠和不必要的竞合;另一方面,可能造成债权人只有经过两次诉讼程序才能实现其履行请求权的后果。《民法典》第642条第2款是广义上的动产担保权人自行取回标的物的规定,担保权人不能和平取回动产时,可以先适用以物之交付为内容的强制执行程序,然后可自行变价。《民法典》第1177条第1款规定债权人实施自助行为后应"立即请求有关国家机关处理",意指立即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或者保全。为保障《民法典》中关于权利实现的规定得到有效实施,须妥当配置相关司法程序。"民事强制执行法"立法须注重与《民法典》的协调。     

创新分配体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本文分析了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现状,指出二元的国民收入分配体制是造成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的制度性因素。要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必须创新分配体制,即把二元的国民收入分配体制变革为城乡一体化的收入分配体制。     

中国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对中国城乡收入分配差距及其扩大进行了多视角的持续性研究,归纳起来,主要从三个方面讨论了中国城乡的收入差距问题：一是测度了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的状况并预测了进一步的发展趋势,二是利用经济学理论对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成因进行多视角解析,三是对城乡收入差距进行了价值判断。这些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也是后续研究的基础。但也要看到其三大不足：一是缺乏对传导机制的研究;二是重实证（计量）分析轻规范分析,提出的对策建议缺乏可行性;三是缺乏构建指导缩小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的一般理论。进一步的研究方向是,将制度因素作为一个重要变量纳入分析框架,进而揭示我国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制度约束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国化的三大成果

新中国60年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国共产党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从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个人收入分配制度这三个层面创立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三大成果,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和个人收入分配理论.实现了"三个结合",即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公有制与私有制的结合、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的结合.这三大理论成果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理论依据,"三个结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的基本实践特征.这三大理论成果和"三个结合",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充分体现了中国的实际而赋予中国特色,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典范.也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时俱进发展所做出的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