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贡体系:一个传统国际秩序的终结

关于古代东亚封贡体系和东亚国际秩序的争论由来已久,本文试图从观念—制度—体系—秩序四个层次入手,对天下观念、封贡制度、东亚封贡体系及东亚封贡秩序四个概念的逻辑关系做出解读,以期理解传统中国与东亚国际秩序的关系。具体来说,随着中国对外交往的扩大,先秦时期的天下观念发展成为秦汉、唐宋及至明清时期的册封—朝贡制度,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之间封贡活动逐渐制度化和常态化,在东亚地区形成了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封贡体系,构成了东亚地区的传统国际秩序。     

琉球亡国与东亚封贡体制功能的丧失

近代以前东亚地区传统的国际秩序框架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封贡体制,其功能主要体现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方面。明清时期是封贡体制发展的鼎盛时期,同时也是其功能逐渐丧失、走向崩溃的时期。琉球王国是这一时期封贡体制内的重要成员,随着日本的对外扩张和东亚地区形势的变化,琉球逐渐走向灭亡。琉球的亡国对传统东亚封贡体制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从封贡体制的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考察了琉球亡国的原因。     

汉代东北亚封贡体制初探

东北亚封贡体制是古代中国王朝东亚封贡体制的一部分,也是最为典型的部分.两汉时期,随着东北亚封贡体制的创立与发展,其下成员不断增加,到东汉前期已基本囊括了当时东北亚地区较为发展的民族与政权.东北亚封贡体制以多种形式建构,可分为郡县区内的封贡关系、郡县和护鸟桓校尉等管理的塞外封贡关系、朝廷直接掌管的塞外封贡关系等三个层次,不同层次之间不是一成不变,变化最为显著的是封贡体制下靠近郡县地区.汉代东北亚封贡体制的建构,确立了汉朝在东北亚世界至高无上的地位,对于汉朝东北边疆地区的经营、安边固土,对于东北亚各族、各国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汉代东北亚封贡体制所体现的基本规则与功能,对后代中国王朝封贡体制的建构与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万历援朝”的东亚国际关系透视

本文认为对“万历援朝”战争的考察、梳理,可以为进一步探究东亚朝贡体系提供微观意义上的理解素材与分析框架. “万历援朝”战争在国际关系意义上是明王朝为维护其治下东亚封贡体系政治秩序而进行的一次战争,这里既有中朝两国对集体安全原则的政治实践,同样,交战双方战略行为的政治动因、东亚封贡体系的制度及价值内涵也反映在战时外交、地缘政治和文化认同等一系列国际关系概念中.因此,国际关系理解途径能够完成对历史研究的学术补充,此次战争所蕴含的东亚封贡体系内在机理(如等级制、礼制、文德)与大国权力博弈要素亦能在这样的视野下完成统一.     

“朝贡体系”与“条约体系”

＂朝贡体系＂是古代东亚地区的国际体系,其最明显特征是以中国与周边邻国的双边＂封贡关系＂为结构,＂封贡关系＂体现出古代中国文化和经济的优越性以及对周边的吸引力。＂条约体系＂取代＂朝贡体系＂一方面源于殖民列强将原来的＂朝贡国＂纳入＂条约体系＂,另一方面也伴随着晚清中国的半殖民化。西方殖民列强与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通过不平等条约将后者的领土、主权以＂合法的＂形式转移到殖民列强手中。面对殖民扩张,以文化和经济吸引力为基础的＂朝贡体系＂逐渐被殖民扩张的＂条约体系＂所取代,这一现象反映的是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的优势。     

日本的FTA战略与东亚经济一体化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地区经济合作紧密化进程的不断发展,东亚地区的区域内经济合作关系的建立已成必然走势,并在一些国家或某些领域内取得了相当的发展.但是,同欧美和北美地区相比,东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或共同体的建立基本上还处于胎动时期,无论是制度体系、框架结构还是运作机制等都远远落后于欧盟等经济一体化发达地区.在东亚地区,中国、日本和韩国这三个国家是建立东亚经济一体化的三大主导力量,尤其是中国和日本更是建立东亚经济一体化不可缺失的支柱力量.与欧洲地区的国家不同,在东亚地区的国家和地区中,不仅存在社会制度上的差异,而且,共同理念和区域意识也严重缺失,甚至地域定位和价值取向等也相互抵触.因此,建立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内在要素和外在因素严重缺失的情况下,建立起东亚一体化的共同体式的区域框架体系是极其困难的.在目前情况下,优先建立起区域内的制度诱导型经济合作关系,可谓是通向共同体式经济一体化的起跑线.     

美国、日本的东亚政策与东亚现代国际体系

东亚现代国际体系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外部力量对东亚既有秩序的冲击、以及东亚内部对外部冲击的反应。日本与美国在东亚的扩张和渗透、对东亚现代国际体系的形成和变迁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在东亚国际体系的形成过程中,美日两国的东亚政策经历了从妥协走向冲突的过程。导致美日冲突的实质是两条不同的国家发展路线之争,是原则之争,这是美日之所以走向战争的根本原因。1945年之后的日本东亚政策的惟一重大变化是手段的变化,从军事手段转变成经济手段。美国在东亚秩序中扮演强权的角色一直未变,正是由此之故,开放地区主义成为了东亚秩序建构的必然特征。     

Satsuma＇s Invasion of the Ryukyu Kingdom and Changes in the Geopolitical Structure of East Asia＊

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东亚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发生了此消彼长的变化。明王朝内忧外患,财政疲惫,国力日渐衰落,而日本则随着丰臣秀吉统一大业的完成逐渐崛起。以明王朝为中心,建立在封贡体制下的传统东亚国际秩序受到日本的挑战。在此背景之下,日本萨摩藩入侵琉球对东亚地缘政治格局产生重要影响。随着琉球王国两属地位的确立,东亚地区中、日两强相争的地缘政治格局逐渐形成。明朝政府海洋意识淡薄,对琉球群岛地缘战略意义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在对待萨摩藩入侵琉球问题上态度消极,特别是对待琉球王国两属外交的容忍,纵容了日本对琉球群岛进一步扩张的野心,最终导致近代日本对琉球王国强行吞并。可以说,日本萨摩藩对琉球王国的军事征服,预示了明王朝的衰落和日本的崛起。     

战后东亚的依附与发展

二战后 ,东亚地区所取得的杰出成就与其对美国为首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依附密切相关 ,而东亚在战后面临的国际环境变迁以及地缘政治重要性则是这种依附之所以能够发生的根源。这种依附在四个方面给东亚带来了发展的基本要素与独特的机遇。然而 ,由于东亚的发展是在依附中产生的 ,就使得东亚的依附性发展具有双面性 ,一方面依附促进了发展 ,另一方面发展也隐含了结构性的危机。     

驻日公使与近代清鲜关系(1877-1894年)

1870年代以后,清鲜关系面临着从传统封贡体系向近代条约体系的转变,而驻日公使由于其自身的特殊地位,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从1877年清政府派出首任驻日公使,到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前,驻日公使对朝鲜事务的影响大体可分为三个不同的时期,而其影响也经历了一个从大到小的变化.     

东亚热点问题与中日关系──“第三次中日青年论坛”综述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于1999年4月29—30日举办了“第三次中日青年论坛：世纪之交东亚地区焦点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中日两国40多位年轻学者出席了会议。中日学者围绕东亚地区的未来秩序、安全热点、各国外交、中日关系等问题，展开了坦诚、热烈的讨论。一、东亚地区的未来秩序与会学者认为，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以来，东亚国际关系进入了重新定位的转折期。本地区的未来秩序尚未成形，其前景依然受到一些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东亚各国在利益考虑和价值取向上存在着分歧与对立，尤其是缺乏相互信赖。因此，东亚地区形成一个和平与稳定的…     

国际体系中的变与不变——“长和平”秩序的机理及启示

冷战体系中超级大国关系最显著的特征莫过于等级制度缺失情况下“长和平”秩序的形成,这种秩序的形成与维系不仅依赖于以意识形态对抗为基础的观念结构,也依赖于美苏两国以实力竞争为基础的物质结构以及一系列审慎的自我约束和控制机制。“后危机时代”的国际政治体系出现了新的分化组合,国际社会权力结构和平重组的可能性有所增加,但维系“长和平”秩序的规则有些仍发挥作用,美国在冷战时期确立的势力范围和利益边界依然存在,国际体系的结构性变革仍需较长时间才能实现。     

国际经济秩序变迁的理论与现实——基于结构化概念的分析

国际秩序是观念、制度和权势在特定国际环境下共同作用的结果,国际事务中的每一次重大变化都会对国际经济秩序产生重要影响,甚至不同程度地改变国际经济秩序。本文致力于通过学术探讨改进现有研究中存在的一些不足:一是从结构化概念和系统科学的角度解析国际经济秩序,构建文章的主要分析框架,包括基本层的本质含义和生成维度、第二层的狭义与广义环境和第三层的质化指标。二是总结"观念-制度-权势"三维机制,探讨观念、制度和权势生成国际经济秩序的运作机理。三是着眼于国际经济秩序的构成要件以及国际经济秩序生产过程中的外部环境、霸权国与大国的作用,分析国际经济秩序的可变性与可塑性。四是根据国际经济秩序在上述环节中的可塑性和"观念-制度-权势"三维机制,探讨中国提升国际地位、增强战略能力和推动国际经济秩序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的现实路径和有效措施。     

“东亚模板”数字贸易规则相关问题探析——基于中日韩合作的视角

随着全球数字贸易的蓬勃发展,围绕数字贸易规则主导权所展开的规则博弈已经成为国际经贸秩序重构和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问题。数字贸易是与传统的货物及服务贸易密切关联的,国际经济贸易的区域化导致数字贸易发展的区域化,进而产生了相关贸易规则的区域化。美国和欧盟率先构建了"美式模板"和"欧式模板"的数字贸易规则,意图锁定低技术国家的数字贸易发展空间。东亚地区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及外部竞争的加剧,凸显了形成"东亚模板"数字贸易规则的必要性。RCEP的成功缔结生成了"东亚模板"的雏形。但是由于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和国际局势重大变局的双重冲击,东亚经济合作面临严峻的局面。中日韩作为东亚地区乃至世界的经济大国,应维护合作大局,谋求进一步深化合作,探索符合东亚整体利益诉求和发展模式的数字贸易规则,推进以数字贸易高质量发展为目标的数字贸易规则"东亚模板"构建。     

美国对日外交的多维审视

美国总统奥巴马执政后,为应对美国经济实力相对下降、中国崛起和日本政坛"地震"的多重挑战,采用"巧实力"外交手段维持美国在东亚的优势地位。美国政府以东亚地区安全局势骤变为由,利用自身的军事优势、联盟体系强行介入东亚地区事务,形成对东亚地区的"主导"。通过对日多层次的"沟通",影响日本当局对区域安全局势的判断,使日本放弃了塑造新的地区秩序意向,回归到寄自身安全于美国东亚安全战略结构的传统道路上,最终完成了对鸠山政权调整日美两国关系意图的压制,在日本政权更迭之际成功地维系了美日两国"主从"关系的现状。美国对日外交对我国维护东北亚安全利益具有重要启示。     

中国东北近代历史与东亚的关联

近代以来东北疆界的变化,直接关系到19世纪末以来东北亚地区国际关系与大国势力博奕,进而成为直接影响东北地区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国际环境因素。影响东北地区社会变迁与历史发展的主要外部影响,大都来自于俄、日、朝等东亚国家,而东北地区也正是在19世纪末才开始逐渐成为在整个东北亚地区列强势力最为集中因而最具国际性或东亚性的一个热点区域。到20世纪上半叶,东北地区历史与当时的东亚史才呈现出了全面的密切关联与互动的趋势,东亚因素实际上成为影响东北地区社会历史变化的最直接外因。中国东北是从19世纪末的近代历史时期以来,才成为东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才开始逐步具有东亚性并成为近代东亚地区最具有"东亚性"的一个区域。从克服一国中心主义的全球史乃至东亚史视角而言,中国东北近代史既是东亚近代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东亚地区国际关系的变化。     

中国的东亚秩序构想:过去与未来的连结

本文主要考察中国古代的天下秩序对思考当代世界秩序的积极意义。在分析意义上,古代东亚的朝贡体系所蕴含的和平秩序是一种替代征服性帝国的国际关系模式,其中值得借鉴的原则包括:文明吸引力、制订合法性标准、非战原则、自愿原则、以经济实力支撑政治秩序。同朝贡体系一样,现代国际关系也会孕育事实上的权力等级、经济与安全上的依附,但这些关系并不意味着与主权平等原则相冲突。     

中日韩贸易自由化可行性探析

在经济全球化日益飞速发展的今天，地域集团化又以新的发展势头正在加速改变着经济全球化格局，形成新的国际贸易格局，从国际贸易制度，体制和机制等方面调整传统的国际贸易秩序和运作模式。东亚地区作为地域集团化相对落后的地区，正在受到地域集团化的冲击和挤压，因此，东亚经济一体化已成了摆在东亚各国面前必须认真思考的战略课题。但是，同西方国家相比，由于东亚地区尚不具备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条件，在这种形势下，优先定位国别间的贸易自由化将是东亚各国重要的战略抉择。中国、日本和韩国作为东亚地区三个有影响力的国家，无论是经济发展、文化联系还是地缘政治，都存在长期稳定进行经济合作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但由于政治、经济方面的明显差异，以及共同理念上的错位偏离，短期内，中日韩不可能实现制度性的经济合作和贸易自由化。但可以肯定地说，中日韩最终完成制度性经济合作和贸易自由化，将为东亚经济的统合或经济一体化构成坚实的基础保障。     

区域汇率协作:基于东亚地区汇率制度选择困境的解析

东南亚金融危机后,东亚各国(地区)的汇率制度在实际运行中又恢复了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安排.从东亚经济与贸易发展特征的基础看,区域汇率协作不仅是东亚地区走出汇率制度选择困境的最优选择,也是东亚地区长远发展的必然之举.     

东亚国际秩序的历史遗产

东亚国际秩序是以中国为核心的,存续时间最长,调控、整合地域广的三大国际秩序之一。它有其独特的运行机制和道义魅力。实现了宗属关系与家族亲和性、结盟与互市、地缘调控与文化吸纳全方位的整合,构造了一元为主导、多元互动的国际秩序。在现代,对于如何处理相邻的大国与小国关系,如何构建未来的东亚国际合作模式,仍能给我们以启示,提供历史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