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毛泽东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失误的认识论探源

1956年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和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开始之年,也是被毛泽东称之为"多事之秋"的一年,国际国内形势的巨大变化引发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深层思考。习惯思维的巨大惯性,国际国内错综复杂形势的刺激,触发毛泽东在1957年重提阶级斗争,并且将其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提上议事日程。在这一背景之下,毛泽东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思考上提出了"世界观标准论"和"皮毛论",并以此来界定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社会地位和历史作用。这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也不符合现实的社会历史状况。既对社会发展本身产生了巨大的伤害,也使知识分子逐步陷入极其艰难的境地,这个教训永远值得我们记取。     

当代大学生坚定“三个自信”的三重维度探析

党的十八大提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的"三个自信",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贡献、新发展,具有重大历史意义。青年大学生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未来的建设者,应该正确认识"三个自信"的内涵和内在逻辑,深刻理解"三个自信"提出的客观必然性,领会提升"三个自信"政治认同感的现实可行性。     

江泽民“四个统一”思想与胡锦涛“三点希望”思想之理论研究

江泽民和胡锦涛分别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庆祝大会上,对大学生和全国青年提出了"四个统一"和"三点希望","四个统一"与"三点希望"一脉相承、内涵深刻、高屋建瓴。它们共同以邓小平教育的"三个面向"为其理论基础,揭示了当代中国青年的成长规律。"三点希望"同时还体现了科学发展观对青年成长的时代要求。"四个统一"和"三点希望"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青年教育理论。     

顾恺之绘画理论中的美学主张与谢赫“六法”论之关系

中国早期绘画理论体系的形成过程大体经历了传神论的提出、山水画论的初步确立和"六法"论的形成三个阶段。顾恺之是传神论的创立者,从一定意义上,也可被视为中国美术理论的引领者。传神论对中国绘画发展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为谢赫"六法"体系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照。"六法"是谢赫提出的品评绘画的基本标准,是中国传统绘画品评的重要准则。顾恺之绘画理论的论点几乎囊括了"六法"论的全部内容,如若没有顾恺之的绘画理论为基础,就很难有谢赫的"六法"论。"六法"论基本是在顾恺之绘画理论的基础上构建的,论证这一观点,为的是廓清中国绘画理论发展过程中传承关系的问题。     

思维方式研究的解释学视角

本文主要对解释学思潮中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关于“思维方式”的研究进行一番分析。文章认为：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对“思维方式”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他们关于“理解前结构”和“成见”、“传统”的学说中。他们通过对“理解”的前提、视角、本质予以历史的说明与规定,具体地论述了“理解前结构”和“传统”、“成见”在理解、思维活动中的作用,凸现了传统、先见的地位,从而映现出了人们思维活动的内在（精神）结构,同时也展示了他们对主体思维方式的研究成果,使我们对人的理解活动、思维活动有了更全面的了解。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研究“思维方式”之主要特色,即在于突破思维方式研究的传统认识论框架,将这一问题的研究置于生存论的架构中,强调主体思维的历史性,予我们深刻的启发。     

“三个没有变”:当代中国基本国情的多维视角

作为基本国情论在社会发展阶段、主要矛盾、国际地位三方面的展开,"三个没有变"提供了考察当代中国基本国情内在逻辑的多维视角。"三个没有变"的提出,是在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在变动中把握基本国情"没有变",从时间维度中体现了其辩证发展的逻辑。三位一体的视角定位,以发展阶段论为核心实质,揭示了基本国情的逻辑结构关系。     

试论“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视角下的语言与思维关系

"萨丕尔—沃尔夫假说"涵盖了两个基本观点:语言决定论(强势假说)和语言相对论(弱势假说)。本文通过讨论"萨丕尔—沃尔夫假说"所涵盖的两个基本观点对语言与思维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得出结论:语言不对思维起决定性作用,语言影响思维。同时也着重分析了强势假说的不足之处,即语言不能束缚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也不能决定人们的世界观,人类的思维在感性、认知、社会和社会心理方面具有广泛的共同之处。     

“战国策”派内部对“英雄崇拜论”的论争

陈铨提出的"英雄崇拜论"是"战国策"派最受瞩目又最有争议的一大主张。关于"英雄崇拜论","战国策"派内部引发了一场论争,既有倡导者如陈铨,又有居中调和者如贺麟,也有反对者如沈从文。研究"战国策"派内部围绕"英雄崇拜论"展开的论争,可以更为客观地揭示"战国策"派内部和外界学人所谓的"英雄崇拜论"的实质。     

社会工程的特点及其对治理实践的意义

社会工程是建构性的社会变革实践活动,它的基本特点和核心内容是预设社会发展模式,实质是社会关系的再生产过程,思维特点是综合集成。社会工程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特点:一方面,中国实践的成就和经验催生了社会工程研究,改革开放不断为社会工程研究提出新课题;另一方面,社会工程的发展对中国实践的经验总结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常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形成了以"四个全面"为核心的治理思想,体现出鲜明的社会工程思维特点,特别是其中的导向思维、系统思维、辩证思维和底线思维,是新常态下深入推进改革开放的方法论要求。     

“至德之世”:庄子整体视域下的理想社会建构

"至德之世"是庄子基于"道"的整体性视角建构的理想社会,建构的原因是现实社会"道"的缺失。人们对仁义道德、技术知识的过度推崇和依赖,导致了道"德"的衰变和社会的混乱。为使道"德"能复其初,社会整体能归于素朴和谐,庄子提出了丧我以明的齐物论、虚静待物的心斋论和离形去知的坐忘论三条解决路径。其目标是实现整个社会中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最终接近于"道"的社会理想。     

“互联网+政务微信”实践特征的探究——基于2016陕西政务微信发展的考察

"互联网+政务微信"是创新2.0下互联网发展的新业态,是政府部门运用互联网思维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推动社会治理模式的新转变,激发整个社会的创造力和活力,落实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举措。本文在全面考察2016年陕西省政务微信发展现状的基础上,采用内容分析法,研究发现:目前陕西政务微信发展进入到以"数量追赶期、质量超越期、发展模式创新期"的"三期叠加"为特征的发展阶段,并初步呈现出发布、互动、服务和合作四个阶段的融合。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互联网+政务微信"公共服务模式的完善的政策建议,助推陕西塑造良好的政务环境。     

《庄子》外杂篇之“德”论

梳理和分析庄子后学所作的《庄子》外杂篇的文本资料,便能清晰地理解和把握《庄子》外杂篇之"德"论。它主要由三个层面构成,其一是"德"和"道"之间的关系;其二是"德"的本质意蕴;其三是"德"的现实演变。从这三个层面来看,庄子后学所论之"德"即道德,明显不同于儒家意义上的道德,前者强调同一于生命本性,后者强调合一于人伦规范。毫无疑问,明辨庄子后学所论之"德",不但有助于准确理解《庄子》外杂篇的道德哲学思想,而且也有益于深刻认识儒家的仁义道德。     

论孙中山“振兴中华”思想的整体性

文章认为孙中山"振兴中华"的思想是一个"一总三分"的整体系统,即通过民族、民权、民生三方面目标的完成而实现整体的目标——"振兴中华"。同时,"三民主义"作为各自独立的系统也同样表现出整体性。孙中山"振兴中华"思想的整体性不仅表现出他的远见卓识,而且深刻地揭示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对今天全面推进振兴中华的伟大事业仍然具有重大的启发意义。     

新媒介依存症:从“电视人”到“网络人”、“手机人”

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媒介与我们始终形影不离。传统媒体时代媒介依赖的典型"电视人"是媒介依赖现象的理论基础,它同样适用于新媒体时代的媒介依存现象的理论分析。新媒体依存症是基于网络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网络和手机本身的特性是新媒介依赖的客观基础,同时,"网络人"和"手机人"的主体是受众,因此受众的心理因素是新媒介依赖的主观基础。通过"电视人"到"网络人"、"手机人"的变化发展,着重分析了新媒体环境下的媒介依赖现象及其形成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     

三个"尺度"与"美的规律"

本文以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原汁原味的三个“尺度”,来探讨三个“尺度”与“美的规律”的关系,以及“美的规律”的含义。三个“尺度”的提法,是不同于理论界一个“尺度”(客观论派的“客观尺度”)和两个“尺度”(主客观统一派的“主客观合一尺度”)分析的另一种提法。三个“尺度”即(动物把握的)“所属的那个物种的尺度”、(人把握的)“所有物种的尺度”、(人“随时随地”把握和运用的)“内在固有尺度”。三个“尺度”的表述,是通过比较人与动物把握和运用“尺度”的能力和状态的不同,以证明人的真正劳动的类特性——自由和自律。     

新课程培养目标的"三个维度"与新型物理教学文化的构建

我国在新课程标准中规定了学生在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等"三个维度"的培养目标,这就给传统的物理教学文化提出了新的挑战。新型的物理教学文化使物理教师从"权威者"还原为"学习者",使学生从"接受者"转换为"批判者",同时要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提倡多元思维和智慧思维,使每一位学生的个性得到充分的关注,最终使每一位学生都获得成功。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哲学境界

对中国人民生存和发展的深切关注与关怀 ,对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进步的现实促进与追求 ,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哲学境界。通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追求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论、阶段论和过程论 ,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相统一的发展观。     

从“丽”“慷慨”之新调到“理”“超然”之别调

曹魏赋论在经学式微与玄学兴起的哲学背景下,突显出其尚"丽"、重"本"、崇"理"的理论要义和创新调、守复调、开别调的理论批评视阀。在赋论史上,曹魏赋论以创新大于继承的特质开启了中古赋论的新篇章。     

论中间人物与英雄形象

1962年的"大连会议"是调整政策的产物。但当时政策的调整只是经济困难时期暂时的退却,并非要从根本上改弦更张,所以会议所提出的"现实主义深化"论和"写中间人物"论必然要受到批判。但1949年以来历次文艺批判中所否定的东西,却正是"五四"文学革命的积极成果,所以那时的文艺路线离"五四"精神愈来愈远。批判了"现实主义深化"论和"写真实"论,就发展了虚假的浪漫主义,文艺作品不再按照现实生活本来的面貌来描写,而是根据政治需要来编排;否定了"写中间人物"论所强调的性格描写的复杂性,就发展出以塑造高大的英雄形象为"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论,并衍生出"三突出"创作原则。这些貌似激进的理论,其实是文艺上的复古主义,使得中国文艺远离现代性而大踏步地倒退。     

论胡适的“诗的经验主义”

胡适从实验的角度,在历史的文学进化论的指导下,大胆提出了“三事论”和前后“八事论”,最后形成了他的核心诗观“诗的经验主义”,同时,指出了它的改良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