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缓限制减刑制度的适用逻辑与价值基础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对于死刑制度的执行还存在不统一的问题,有必要从价值论视角对死刑使用逻辑进行再思考。死刑的价值基础在于公平价值和功利价值。适用死刑在规范阶层、必要性阶层、执行阶层应当符合相应的价值基础,同时价值基础应该从公平价值逐渐向功利价值倾斜。死缓限制减刑制度具有执行属性,体现在其于刑罚论中是一种刑罚执行制度,在死刑制度体系中具有相对独立的地位。因此有必要在适用死刑时进行第四层判断,即以死缓考验期内犯罪分子人身危险性为标准进行是否适用限制减刑制度的判断。     

论刑法第12条的立法与适用——以《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为对象

刑法第12条将本条适用局限在本法施行以前的行为,这一立法存在缺陷,缺乏预见性。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上的案例部分弥补了立法的缺陷。立法将追诉时效不纳入到轻重比较的范围,但司法解释却反其道而行之。死刑复核程序适用溯及力,是错误的。＂处刑较轻＂,包括法定刑和涉及刑的事项,还包括构成要件的改变,如果改成＂有利于行为人的法律＂更好。     

论信息网络犯罪的适用——以《刑法修正案(九)》新增为例

刑法修正案(九)》针对信息网络新增设了3个罪名,信息网络犯罪相比较普通的犯罪有着自身的特殊性,网络 “虚拟空间”成为犯罪的对象。第286条中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限定为网络服务提供商(ISP)。 “拒不履行和拒不改正”应当要求有严重情节;第287条之一规定的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的实行行为是预备型实行行为,不是帮助型实行行为;第287条之二中的 “明知”不需要以行为人之间具有意思联络为条件,具有独立性。“帮助”行为是有限的帮助犯的正犯化;虽然是新增设的罪名,新增 “三罪”的溯及力并非一律不可适用。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毒品犯罪的死刑适用限制——一种宏观路径的考察

毒品犯罪是我国刑法中的重罪,司法实践中死刑适用比较普遍,这与我国当前限制死刑适用的刑事政策相悖。在毒品犯罪的刑罚适用中贯彻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由注重功利转向人性关怀,可为化解毒品犯罪死刑适用过多的现实困境提供一条宏观的进路。     

从刑法修正案（八）看我国的死刑制度

中国是当今世界上保留并实际适用死刑制度的国家之一。当今不论是刑事法理论界还是实务界,乃至社会各界,都十分关注中国死刑制度的具体适用,积极探讨死刑制度的改革完善。是彻底废除死刑达到与国际接轨的目的,还是结合我国的基本国情从实际出发,在原则上保留死刑,但在司法实践中对其加以严格限制？刑法修正案（八）为我们表明了立法者的积极态度,并给我们留下了深远的启示。     

论被害方谅解与死刑的限制适用

被害方谅解是限制死刑适用的重要酌定量刑情节。刑法的谦抑性和恢复性司法理念是考量这一酌定量刑情节的理论依据。在限制死刑适用过程中要注意被害方谅解产生的原因,正确认识积极赔偿被害方与取得被害方谅解的关系以及综合考量全部酌定量刑情节等。     

贪贿罪废除死刑的多维透视——以《刑法修正案(八)草案》为切入点

死刑问题是贪污贿赂犯罪刑罚结构中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伴随《刑法修正案(八)草案》对13种经济犯罪死刑的取消,贪贿罪死刑存废问题再次被置于风口浪尖。贪贿罪配置死刑不符合刑罚理念,是一种扭曲的民意观,更难与国际通行做法接规,因此,对这一敏感和棘手之议题,贪贿罪的死刑废除即可提上议事日程。     

理性与经验：死刑立法改革的一个视角——兼评《刑法修正案（八）（草案）》中限制死刑的相关规定

《刑法修正案（八）（草案）》的面世,标志着我国正式开始废止死刑的立法实践。死刑渐废论的观点为我们提供了分析死刑立法改革的一个视角：理性引导与经验支持。死刑缺乏其存在的道德合法性的基础,其废除符合理性的要求;作为一项立法改革,死刑的废止又离不开现实经验的支持。因此,推行死刑的立法改革,需要立法者通过理性的立法引导死刑民意的走向,并通过经验行为体现立法理性,在死刑废止的进程中实现理性与经验的统一。     

浅析我国死刑制度改革——以刑法修正案（八）草案为例

死刑作为对犯罪分子最严厉的处罚,在我国的刑事法治中一直处于独特的地位。但我国死刑制度罪名过多,涉及面过宽,已经不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根据我国当前发展的实际情况,刑法修正案（八）删去了经济型的非暴力的犯罪的死刑罪名,严格限制死刑适用对象,从而提高了我国的人权状况,顺应了时代发展和国际潮流,使我国死刑制度更趋完善,有效地推动了我国司法制度的改革。     

污染环境罪的法律适用问题探析

污染环境罪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刑法修正案（八）》罪名做出的补充规定,取消原“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罪名,改为“污染环境罪”。本文中笔者就污染环境罪在法律适用上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以便在实践中能更好地对此进行把握。     

传统刑律中的死刑限制及其技术策略——以《唐律疏议》中的“至死”为中心的考察

传统刑律在技术层面直接表现出对死刑适用的限制。作为立法语言的至死即出现于律典或法律规范中的直接表述,其基本含义沿袭了汉代之后正史文献中常见的罪至死法至死等内容,但表述形式、用法与功能则与法典体例、刑罚结构及刑等累加计算标准直接相关。《唐律疏议》中至死的分布呈现出明显的特征,既表现出各篇内容的差异,又表现出唐律对魏晋律典中特定立法技术的沿袭;律内通过以某罪论以某罪罪之与某罪同反坐依首从法等技术性手段定罪量刑时,若出现死刑适用则通过至死减一等至死加役流予以限制,但仍有极少至死仍需处死与本条虽不至死并处死的例外条款。律设至死表达着特定意图,立法者通过技术手段欲达到死刑限制的有效性与罪刑均衡相协调,而限制死刑的内在要求与统治者据以控制司法官员的技术策略相一致。     

对孕妇应否适用死刑的再思考

对孕妇应否适用死刑的问题是当前学术界争论的热点问题之一。我国刑法对孕妇不适用死刑的规定违背了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和罪刑相适应原则 ,会导致一些女性犯罪人逃避法律的严惩。对孕妇应适用并延缓执行死刑 ,对哺乳期乃至经期妇女亦应延缓执行死刑。这样做既避免了上述问题的产生 ,也更加体现了我国刑法的人道主义原则 ,又不同我国签署的有关国际公约相冲突 ,还有我国历史上和当今世界一些国家的立法例作为借鉴。再者 ,刑法上的人道主义只能是平等和均衡前提下的人道主义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指导下的刑法修正立法——《刑法修正案(八)》总评

2011年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自2011年5月1日起实施。本次刑法修正案范围之广、内容之多、力度之大,均是前所未有的,尤其是修正案在刑罚结构调整、刑罚执行制度完善、死刑适用限制和民生权益保障等问题上,充分贯彻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使刑法规范的科学性、合理性明显提高,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鉴于此,本刊特邀请九位刑法学者对《刑法修正案(八)》的内容进行全面地研讨。     

《民办教育促进法》适用对象的法律品格

法律的适用对象决定着法律的适用范围.也决定着法律的效力范围。是适用法律的首要条件。正确理解该法的适用对象及其特征,直接关系到该法的法律效力能否实现和该法现实规范作用如何发挥的问题。非经营性的学历教育机构、其他非学历文化教育机构和各类非学历短期职业技能培训机构构成该法的适用对象。其法律特征的表征为社会组织的公益性、主体构成的广泛性、办学资金的民间性、运行机制的民办性、教育对象的社会性。     

死刑适用案例指导制度的构建——以清代秋审成案机制为鉴

我国尚未建立死刑适用案例指导制度,而清代秋审成案机制对清代司法官适用死刑起到较大指引作用,可资借鉴。在对清代秋审成案的产生主体、具体类型、论证方式、司法效力以及时间效力等方面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对我国现有案例指导制度进行了分析,指出其存在基本问题认识不清、司法实践困难等问题。建议借鉴清代秋审成案机制的相关制度,从案例制度本身和司法适用2个方面构建我国死刑适用案例指导制度。     

加快贪污犯罪死刑废除的步伐——以《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为引

无论是从贪污犯罪产生的原因,人道主义观念、目的刑论还是国际发展的趋势来看,死刑这种古老的、残暴的刑罚都应该随着时间的流逝,社会文明进步的发展,渐渐地走向落寞、衰亡。贪污犯罪这种非暴力的犯罪的死刑废除更应如此。从《刑法修正案(九)(草案)》的变化,足可以看到贪污犯罪死刑废除的动态走向。     

再论死刑立即执行的适用标准——以药家鑫案与李昌奎案为例

死刑是对人彻底的伦理否定,因而其适用标准应当受到正义与人道价值的约束。按照等量正义观,死刑立即执行只能适用于有预谋地杀害无过错的被害人的故意杀人案件;按照人道价值观,死刑立即执行只能适用于彻底表现为伦理恶的被告人。自首表明被告人有悔罪表现或者至少其停止继续实施犯罪,因而对自首的被告人适用死刑立即执行一般不能得到人道价值的支持。舆论常常将被告人扭曲为"公众妖魔"进而强化道德恐慌,容易沦为乌合之众的民粹主义。明确死刑立即执行的适用标准,可以建立司法与民粹主义有效的隔离墙与防御机制。     

善意取得制度适用对象探析——从历史与比较考察的视角

善意取得是物权法上维护交易秩序、保障交易安全的一项重要制度。从善意取得制度的缘起与变迁来看,善意取得制度起先只适用于动产物权,但其后发展适用于不动产物权;现代各国善意取得制度适用有两种规范模式,建立在不同物权变动模式上的不同立法选择均有其合理性;而我国《物权法》规定不动产物权的善意取得是符合我国立法实际的正确选择。     

评合同法的《解释》对合同法溯及力问题的规定

认为《解释》对合同法溯及力的范围和条件之规定在国际私法上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即突破了合同准据法上的“分割论”的适用范围,使之及于合同准据法的时际冲突的解决,从而形成合同准据法上的时际分割;同时,从立法的技术性角度分析了《解释》所存在的值得商榷和完善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