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侯方域明末江南之行的文学创作

河南著名文学家侯方域在明末时期多次游历江南,深受江南文化的熏陶。他在江南参与的政治文化活动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他与江南的官僚、复社名士以及秦淮歌妓广泛交游,深深影响了他文学创作的内容与艺术风貌。其诗歌和书信等作品,是他在江南多姿多彩的人生实录,真实反映出明末江南广阔复杂的社会生活,具有不可忽视的研究价值。侯方域作品中的政治豪情、风雅情怀与乱世哀愁相互交织,既反映了早期的个性特质,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明末江南的文化精神。     

侯方域与明末江南文化

明朝末年,代表江南地主利益的东林党崛起,江南成为党争的重镇。江南士人结社风气盛行,形成了颇具规模的复社。复社诸多名士积极与社会底层的秦淮歌妓交往,使党争文化、结社文化与歌妓文化充分融合。他们的政治豪情、名士才情与佳人艳情相互交织点染,形成了独特的明末江南文化。作为东林后裔,侯方域兼有济世壮志与名士风度,又雅好声伎,其个性气质与明末江南文化非常契合。江南文化的熏陶使侯方域成长为明末文人的代表,他在江南的活动也为江南文化的发展作出一定的贡献。     

从政治遗民到文化遗民——侯方域参加清廷乡试原因新论

侯方域参加清廷乡试,为清初文坛与遗民界极其重要的事件,长期受后人关注。然其原因,至今仍众说纷纭,成为一大聚讼。深入解读侯方域的作品,可以看出其晚年为学趣向与青年时的狂儒、异端大异,而近于醇儒。这一转变,与清初特殊的政治背景密切相关,体现出他试图"以道易天下"、通过"济满以汉"的方式以保存汉文化的思想。这种转向表明,侯方域已由早期政治遗民转化为文化遗民。这必然影响到他对出处问题的思考,成为其参加清廷乡试的深层动机。这不仅是解开侯方域参加清廷乡试问题的关键,而且对研究明遗民的转型及出处策略的演变均有重要意义。     

从清初科试论侯方域的晚节问题

侯方域作为“复社四公子”之一,在明末清初的士林中颇具影响力和号召力。但因参加顺治八年（1651）乡试一事,侯方域在人格与道德上遭到世人质疑和批判。另外,又因为《桃花扇》中的戏剧形象深入人心,后人对他的认识亦多有争议,而这种对其为人的偏见甚至还延及了对其诗文的客观评价。本文本着“了解之同情”的学术态度,通过解析侯方域的诗文作品,对其从归隐到应试的心路历程进行全面观照,从而尽可能地还原易代士人的生存状况与心灵困境。     

侯方域家世背景与散文创作

明末清初，侯方域与魏禧、汪琬三家并举，其文章历来为人们所称道。一般认为，三家文章仍带明人习气，才情多而学识少，文章畅达有余而深厚不足。相对而言，侯方域因为后来《桃花扇》的渲染，他的“文章才情”更为后来学者所熟悉，但其“遗民心态”却往往被大家所忽视。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从易代之际的社会环境出发，依托侯方域自身的家世以及阅历，从公子性情、名士风流与遗民心态等方面，力图完整呈现侯方域文章创作的背景及其艺术特色。     

侯方域晚年心态与顺治八年乡试

侯方域顺治八年乡试,一直为学术界所关注。然而有关这一事件的核心问题,即侯方域参加乡试是出于自愿还是被迫,迄今尚未有一致的看法。从侯方域晚年的心态来看,尽管存在着仕与隐、明与清之间的痛苦抉择,但最终还是仕与清占据了上风。因此,侯方域参加乡试不是被迫,而是自愿。     

论侯方域《壮悔堂文集》中传的“小说气”

侯方域是清文大家,其传文有很明显的“小说气”特征,表现在题材的现实性、平民化及个性人物写作手法的典型化、细节化、戏剧化和写作功能的教化作用。其形成原因与当时的社会状况、哲学思潮、文学思潮以及侯方域本人的政治追求有密切的关系。     

元初江南士人的怀旧情结初探

宋元王朝的更替,使江南士人受到较大的影响,经济情况恶化、社会地位下降以及科举废除、入仕无门,导致了他们对现实的不满和对以往南宋时代历史记忆的眷恋,怀旧成为元朝统一之初江南士人群体精神世界的一个重要内容。元代江南士人的怀旧情结首先表现在他们对南宋时代社会风气的赞美和对南宋时期历史人物的惋惜和怀念。其次是对南宋先贤及其子孙的关注,对元朝政治风气、社会风气特别是对元代士风的批评,以及对儒学、儒士前途的忧虑。最后,江南儒士的怀旧情结还从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看似怪异的行为表现出来,元朝一些在江南做官的北人官员也受到影响,加入怀旧群体。元初江南社会怀旧情绪的流行,对于改善元朝在江南的统治,产生了一定的舆论导向,推动了元政权的汉化进程。     

论虞集的江南情结及其反映的群体心理共性

虞集有着浓烈的江南情结,其诗词中的江南在地域上侧重江西地区,而其心中的江南则以摆脱官场、复归乡土的精神为导向。地域上的特指和精神上的指向构成了虞集江南情结的独特内涵,而这一情结也是由南入北的江南文人群体在蒙元朝廷历经仕宦悲辛后所产生的共同心理取向。     

侯方域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侯方域是明清之际士大夫的领袖人物,誉满当时文坛,但因其参加清廷乡试、献计剿灭榆园军,此类变节行为遭致后人颇多诟病。随着上世纪60年代《桃花扇》的改编和演出,更是引起了人们对侯方域严厉的道德批判。从目前的研究现状看,学界普遍关注侯方域的生平考辨与作品整理、入清前后的人格心态变化以及诗文研究等三个方面,而对于侯方域在晚明政治中的处境、其爱情与婚姻生活、侯氏家族与晚明战争的关系以及侯方域在南明政权下的游幕生涯等内容却关注不够,无论是研究角度、研究内容抑或是研究思路与方法,都值得进一步地深入探讨。     

从起源角度看江南文化精神

江南文化的源头是江南文化精神的逻辑起点，从起源角度看江南文化精神，可以在“物质的遗存”的基础上对江南文化的“精神遗留物”加以大胆的审美想象。其中，江南文化之源中对女性和玉石的崇拜意识都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江南文化精神。在精神生产的逻辑起点上，二者奠定了江南文化儒雅细腻、浪漫神奇的元结构；在精神生产的成熟形态上，二者彰显江南文化审美诗性的本质精神。     

论《桃花扇》最初并非表达兴亡之感的作品

孔尚任在石门山隐居期间创作了《桃花扇》初稿,他在《桃花扇本末》中说:正是有感于李香君的故事“新奇可传”,才产生了创作《桃花扇》的动机。可见,他创作《桃花扇》首先是出于一种“传奇”的心理。孔尚任积极入世,1678~1681年三年之间,两次求取清廷功名,这期间的创作根本不可能抒发兴亡之感。事实上,他隐居期间创作的诸多作品也没有任何一篇与抒发兴亡之感有关。由此可以看出:《桃花扇》最初并非为表达兴亡之感而作。     

论孔尚任《桃花扇》的创作思想

从《桃花扇》“三易其稿而书成”的全过程来看，孔尚任的创作思想是有变化的。在他没有出山以前，其初衷只是单纯的吊明之亡，抒发兴亡之感。出仕以后，因为感激康熙皇帝的知遇，所以又产生了颂扬圣朝的构思。但是，淮扬现实生活的磨难，冲刷了他的颂圣意识。他到扬州和南京亲自访问了南明的遗民和遗迹，不仅获得了侯方域和李香君离合之情与南明兴亡的题材细节，而且引发了民族意识的觉醒。在他回到北京以后，看到太平国的昆班新戏，促使《桃花扇》进入了定稿阶段。从剧作的主观命意来分析，作者徘徊在“吊明”与“颂圣”的矛盾中，为了“吊明”，他不得不先行“颂圣”，以免遭到文字狱的祸害。但客观意蕴却突破了主观命意的束缚，广大读者受到艺术感染的是亡明痛史激发出来的民族情绪。侯、李双双入道的结局，也是作者潜在民族感情的一种表现。     

论孙中山的广州地域文化情结

本文探讨一个地域与一位伟人之间文化、思想以至情感上的联结.广州的地域文化开放包容、务实求新,常得风气之先,深深熏习了孙中山的革命理念、革命精神乃及其革命方法,终其革命生涯,广州始终是他施展抱负的训练场、实践政治理想的根据地,是他热切思恋与回馈的故园.通过文化心理学的解读,文章期待向读者展示出历史研究中维度的丰富和人性的细腻.     

美术的宗教情结

美术与宗教是相通的,艺术家与宗教家的敬业精神是相同的,美术和宗教在诸多方面相互渗透,美术家的精神内质与宗教家近乎相同,美术创作中的特殊思维与禅宗相接近,艺术境界与禅宗几近相同。     

美术的宗教情结

美术与宗教是相通的,艺术家与宗教家的敬业精神是相同的,美术和宗教在诸多方面相互渗透,美术家的精神内质与宗教家近乎相同,美术创作中的特殊思维与禅宗相接近,艺术境界与禅宗几近相同。     

自在暗中看一切暗--论鲁迅的"猫头鹰情结"

现实生活中,鲁迅对猫头鹰的钟爱,在绘画与文学文本中获得了多层次的延展性呼应,从而构成了他独特的“猫头鹰情结”。其意义不仅在于充分表现了鲁迅“自在暗中看一切暗”的批判意识,还在于强烈地显示出鲁迅与黑暗捣乱的幽默精神和能飞鸣就偏要飞鸣的叛逆性格。其产生与绍兴这一“报仇雪耻之国,非藏垢纳污之地”的特殊文化传统和吴越地区的鸟图腾崇拜有着密切联系。周作人也热爱猫头鹰,但却是借替猫头鹰翻案为自己的汉奸罪行作开脱,其卑劣与鲁迅的伟大存在着天壤之别。     

论李白的故乡情结与精神困境

李白是一位志在四方的游子,是一位永远在路上的旅人,是安土重迁的中国农耕文化中一个天生的异类。尽管李白并非甘愿老死故乡之人,但他在常年流寓他乡深刻体验了世态炎凉,且始终怀才不遇、虚度岁月白首无成的境况下,其心灵深处依然滋生出与日俱增的浓挚深沉的故乡情结。于李白而言,故乡不但是物质意义上,也是精神意义上的永恒家园。但由于故乡已经物是人非、功业未建不甘身退等原因,暮年李白深陷于苦苦思归而始终未归故乡的精神困境中,注定了客死异乡的悲剧性人生结局。     

时时魂梦到江南——论李之仪的“当涂情结”

李之仪与当涂有着不解之缘,这里既是他晚年遭编管的地方,也成了他的终老之地。编管当涂使他痛苦过,但强烈的＂当涂情结＂又使他对其始终不离不弃。他的＂当涂情结＂表现在其对当涂绝佳的地理位置、优美的自然景色的爱以及追慕李白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