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诉案被告人不宜承担正当防卫证明责任

故意犯罪案件中,侦查、起诉机关承担案件事实的证明责任,已经包括了承担犯罪动机的证明责任。正当防卫事由的实质意义在于对犯罪动机的根本否定。因此,不宜由被告人承担正当防卫事由的证明责任,而应当由侦查、起诉机关承担非正当防卫的证明责任。     

论正当防卫证明标准的确立——以阶层犯罪论为视角

正当防卫的证明标准是关系到正当防卫事由在司法证明中能否被认定成立的关键问题,而传统刑事诉讼中“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且“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已然不能够笼统指导正当防卫证明标准的确立。该问题的解决应当以阶层犯罪论体系为理论基础,寻求正当防卫区别于构成要件该当性证明标准的独立定位,并且结合正当防卫的证明责任以及证明对象来完成正当防卫证明标准的确立。首先,由被告方负担正当防卫事由的初步举证责任,而这里的证明标准只需达到具有合理怀疑,并形成“争点”的程度即可;其次,此后举证责任转移给控诉方,其负责举证排除正当防卫事由的存在,该证明标准与指控犯罪事实成立的证明标准相同,都需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最后,与控诉方排除正当防卫事由证明步骤同时进行的也有被告方继续举证证明正当防卫成立的活动,而正当防卫最终成立的证明标准则是高度盖然性标准。     

论民事证明责任的分配模式

目前我国理论界关于证明责任的双重性已经达成共识。通过对两大法系证明责任分类背后制度的分析,可以看出证明责任与举证责任有着明显的区别。我国司法实践的民事证明责任分配制度存在诸多缺陷,构建我国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分配模式,应进行学理上构建,应避免通过证明责任作出判决,应注重体现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应对证明责任转移情况加以辨析。     

医疗侵权责任因果关系证明责任的分配——一个动态的证明责任的视角

就医疗侵权责任的因果关系,患方存在举证困难,但《侵权责任法》对此未有明文,将发展具体举证规则的任务留给了司法。两大法系对医疗侵权责任因果关系虽实行一般的证明责任分配规则,但通过司法创制了诸多减轻乃至倒置证明责任的方法。我国应当采行动态证明责任观,自诉讼的全过程来观察和解决患方的举证难,目前可以使用的重要工具是事案解明义务,并可引进疫学证明方法。     

论刑讯逼供罪的证明责任

刑讯逼供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指程序意义上的刑讯逼供行为,二是指实体意义上的刑讯逼供罪。目前,中国对于前者规定了详细的证明责任分配,而对于后者则规定得不是很科学合理,成为导致刑讯逼供屡禁不止的一个因素。因此,必须对相关的法律进行修改,将证明责任分配给控方或者公安司法机关,以期遏制刑讯逼供,保障司法公正。     

论刑事案件庭审中辩护方的证明责任

刑事诉讼中的证明责任分配问题是诉讼证明理论的核心部分。我国的刑事诉讼证明责任划分为主观证明责任和客观证明责任。对辩护方需承担证明责任的本方主张,并非全部需要运用证据加以证明,只需用针对主张中的抗辩事实提供证据予以证明。     

论刑事诉讼证明责任的适用

现代意义的证明责任是指当诉讼中的事实主张不能被证明而出现真伪不明时 ,应由何方主体承担不利诉讼后果的责任。刑事诉讼证明责任的适用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 ,在不同的案件中有着不同的具体适用准则 ,在个案中只有准确把握其证明对象、证明标准及证明责任分配规则 ,才能正确适用刑事诉讼证明责任     

民事证明责任分配体系刍论

本文以规范论为理论基础,辅以修正规范理论、盖然性理论、危险领域理论、危险提升理论、多样原则理论、利益衡量理论等,依托我国内地法律规范,初步构建了我国内地的民事证明责任分配体系,认为证明责任分配体系应包括一般原则和特殊规则。证明责任分配一般原则根据当事人主张的不同,令其分别承担法律所规定的权利形成要件事实、权利障碍要件事实和权利消灭要件事实的证明;证明责任分配特殊规则则从证明责任转换和证据评价领域特殊规则两个方面对证明责任分配一般规则进行了修正和变更,以缓和一般原则的僵硬,降低当事人的证明难度。      

论人民法院不应承担证明责任

在我国诉讼理论界，传统的观点是人民法院也承担证明责任。但随着我国刑事审判方式的改革及刑事诉讼法的不断完善，这一观点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已无法适应新的要求。文章主要从对传统观点的质疑并结合理论和现实来论证人民法院不应负证明责任，从而明确人民法院不负证明责任是实现控审职能分离、保障法院公正审判、强化公诉职能的重要途径。     

论人民法院不应承担证明责任

在我国诉讼理论界,传统的观点是人民法院也承担证明责任。但随着我国刑事审判方式的改革及刑事诉讼法的不断完善,这一观点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已无法适应新的要求。文章主要从对传统观点的质疑并结合理论和现实来论证人民法院不应负证明责任,从而明确人民法院不负证明责任是实现控审职能分离、保障法院公正审判、强化公诉职能的重要途径。     

民事诉讼中的证明责任

由于证明责任与提供证据责任容易混淆,如果不从证明责任的概念及分配原则上加以分析,就会陷入 误区。本文从证明责任的由来、证明责任的含义及分配原则等方面分析了我国民事诉讼中的证明责任。     

论刑事诉讼中被告人的举证责任和证明责任

证明责任是证据制度中的一个重要内容。证明责任原则上由控方承担,但由于刑事证明对象的多样性及犯罪本身的复杂性,被告在某些情况下承担着举证责任和证明责任。本文着重阐述了被告人的两种责任的性质、与无罪推定原则的关系、适用情形等问题。     

论后悔权中商品完好要件的证明责任

对于后悔权中商品完好要件的客观证明责任,基于大陆、英美法系学理的分析无法得出明确结论;基于我国的现行法律研究得出的结论,由于其理论基础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立法趣旨相悖而有失妥当;从后悔权的趣旨和法经济学出发,应由经营者承担。对于主观证明责任,证明活动参与方应积极协同;同时充分利用表见证明、证明妨碍、主观具体证明责任转换等理论,推动证明活动呈近似正弦曲线的轨迹展开。由于经营者反驳后悔权的理由各异,有必要运用类型化分析方法展开不同理由下的证明活动。     

从“证明责任分配”到“证明责任减轻”——论证明责任理论的现代发展趋势

德、日等国在现代民事司法实践中为解决传统证明责任分配理论调整实际证明手段不足这一缺陷,相继发展出"证明责任减轻"理论这一弥补方案。"证明责任减轻"的本质是通过证明行为规则与事实认定规则的功能来尽可能压缩真伪不明的空间,从而减少证明责任裁判的运用。证明责任减轻的方法,包括众多在诉讼证明实践中不通过证明责任方法来对案件事实作出认定的制度技术。证明责任减轻制度的程序内在性与证明责任分配的程序外在性相结合能使司法裁判更好地实现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     

论推定与证明责任

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界对推定问题研究较少,立法上的规定也较粗略,造成了司法实践中审判者操作的困难。推定可以分为法律推定和事实推定。在各种推定形式的功能上,主要区别在于,是否能够引起证据责任的转移。法律推定与事实推定在此功能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别,前者能够转移证明责任;而后者则要根据具体情况分析,强制性的事实推定可以转移证明责任,允许性的事实推定则只能转移提供证据责任。     

民事诉讼的证明责任倒置

证明责任倒置作为民事证明责任分配的特殊方式,在民事诉讼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当前《民事诉讼法》所采用的"谁主张,谁举证"这一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体系下,严格意义上的证明责任倒置是缺乏据以立足的土壤的。只有在法律层面依法律要件分类说建立起科学、合理的证明责任之应然分配规则后,真正意义上的"倒置"方有存在之空间。因此,在《民事诉讼法》全面修订的历史契机下,应将法律要件分类说明确为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然后在民事实体法上依不同的案件类型对各自证明责任倒置的具体情形予以详细设置,从而在我国民事诉讼领域最终建立起证明责任倒置的完整体系。     

民事诉讼证明责任与证明标准关系新探

证明要求是证明标准的逻辑前提,证明标准是法官在诉讼证明过程中衡量证明活动是否已达到证明要求的尺度。证明标准应当是法定的。司法实践中证明责任与证明标准紧密相连,作用上互动,功能上趋同。证明标准的构建应当坚持法律真实的证明要求,坚持主客观的统一,坚持证明标准的多元化。     

民事诉讼证明责任的法理探析

在对民事诉讼证明责任的概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 ,通过对主观证明责任与客观证明责任的分类与比较 ,阐述民事诉讼证明责任的内涵并对证明责任的法律属性进行了分析 ,最后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诉讼民事证据的若干规定》 ,分析我国民事诉讼理论中有关证明责任的相关内容。     

论非法证据排除中的证明责任

在具体的刑事诉讼中是否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首先须要查明证据取得的合法与否 ,为此 ,控辩双方将围绕此问题展开证明活动。作者主要对控辩双方对取证合法与否的证明责任和方法等作了初略探讨 ,提出的主要观点是 :控方应就取证的合法性承担证明责任 ;辩方有权就侦查中的取证非法提出证据 ;侦查人员的作证是双方均得以援用的主要证据方法     

论刑事证明责任的性质及其运用

对证明责任性质的探讨有助于深化对刑事证明责任性质的研究。证明责任是为了解决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时,法律关于诉讼风险的分配问题。而刑事证明责任的性质是指,作为控诉方的检察机关如果对指控被告人的犯罪事实不能提出证据加以证明或者证明不能满足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最终导致法院没有支持控诉方的主张,败诉的风险由检察机关来承担的问题。据此,在刑事诉讼中,侦查机关和法院不承担证明责任,真正意义上的证明责任,即败诉风险的负担,始终固定在控诉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