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的实施现状、反思与对策——以内蒙古达茂旗草原为例

草原是我国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关键环节和重点领域之一。我国政府为保护和恢复草原生态，分别于2011—2016年、2016—2020年在全国主要草原省区(内蒙古、新疆、青海、西藏、四川等)向维护当地草原生态环境的牧民予以生态补助奖励金。新形势下，草原生态保护补奖政策如何在现有实施成效基础上达到保护草原生态与维护牧民生产生活相平衡是本文研究的目的。本文以达茂旗草原为例，总结前两轮政策的实施成效，深度挖掘前两轮政策实施背后政府层面和牧民层面所遇到的问题并提出改进措施，以期为第三轮政策的实施提出可供参考的意见。     

“舍饲禁牧”社区实践中的草原保护与牧民生计——以内蒙古N嘎查为例

基于内蒙古赤峰市N嘎查的实证研究,在"舍饲禁牧"的社区实践过程之中,一方面,政策的实施有利于草原生态环境的恢复,从而能够促进草原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由于舍饲禁牧所带来的牧业成本的上升,牧民的生计风险增加,他们采取各种手段进行偷牧,加之地方政府治理策略与方式的有限,这在一定程度上消弭了政策的实践效果。在地方政府积极引导的基础之上,因地制宜地凸显社区在禁牧与草原生态保护中的主体地位,提高牧民参与草原保护的能力与发挥牧民的本土生态知识,将有利于草原生态保护与牧民生计的可持续发展。     

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生态治理有效性的三重维度考察

在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语境下,民族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关系政治稳定和民族团结.民族自治地方政府是生态文明观贯彻落实的组织载体,也是生态文明建设体系中的关键环节.本文认为坚持党的领导、依法治理和"以人民为中心"是提升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生态治理有效性的政治保障、制度保障与价值保障,同时也是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实现生态治理水平和治理能...     

凉山彝区数字贫困的赋权治理

数字技术以数据共享为基础,以数据治理为机制,正在重组政府、企业和社会大众的主体行为和互动方式,为数字社会建设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条件。凉山彝区作为刚走出规模化、深度绝对贫困陷阱的区域,在数字化转型的“马太效应”格局中又面临着数字贫困陷阱。从治理主体的权能视角看,数字技术对该区域内的政府、市场和社会治理主体的赋权功能尚未应然显现,呈现出阶段性的治理主体失权特征。政府的数字化转型制度保障、成本承担、信息化水平的目标与手段失衡;市场的转型基础、动力的供给与需求失调;社会的场景营造、数字素养的能力增长与发展进程的要求失速。基于区域特征,通过国家权力的能动嵌入和在地化治理主体能力的激活,促进“技术赋权”效能提升,可有效遏制数字贫困对该区域的威胁。     

生态化:民族地区生态文明融入政治文明建设的实现路径

民族地区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区和生态功能区,也是生态问题凸显区.政治文明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保障,有助于实现生态治理能力和体系的现代化.民族地区生态文明的稳步推进,必须以政治文明的生态化发展为制度保障.政治文明的生态化发展主要围绕党的领导、依法治国和人民民主等三个方面展开,核心是党的领导方式生态化,主体是法治体系生态化,基础是民主建设生态化.党的领导方式的生态化就是要将生态文明理念融入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方式,生成政治意识文明.法治体系生态化目标是推进政治制度文明建设,主要包括综合性的生态立法、协同性的生态执法和强效的生态司法.民主建设生态化的中心是公众生态参与.     

从共富到共治：牧民专业合作社有效参与牧区治理的实践路径与机制

满足牧区实际需求，兼具经济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牧民专业合作社是提升基层牧区治理水平的重要嵌入主体。有效促进牧区共同富裕进程的合作社载体，不仅发挥着纠纷处理、民生保障等社会治理效益，而且亦能通过“人—草—畜”的整合利用构建绿色可持续的生态治理效果。牧民专业合作社有效参与牧区社会治理的过程与效益离不开特定的路径机制。持续满足牧民发展需求是合作社有效参与牧区治理的合法性前提。发挥牧民主体性是合作社提升治理水平的基础。除此之外，合作社的发展过程也要扎根牧区实际，不断优化组织结构，以此完善治理效能。     

环境社会学微观视角下青藏高原垃圾治理路径探析——以三江源区“捡垃圾”行动为例

垃圾的产生和处理、人与垃圾的关系等是目前环境社会学关注的热点问题，也是从环境社会学微观视角关注个体环境行为的重要领域。文章以在三江源农牧区开展环保实践的两个社会组织为观察对象，借鉴戈夫曼的拟剧论等理论，透视两个环保组织的垃圾治理行动——通过具身性“表演”，催生、培养其志愿者、组织成员和环境他者的垃圾分类与处理意识，调动微观层面个人能动性与当地民众的生态道德伦理，在与地方政府、民众、游客等“观众”进行社会互动中达到传播亲环境行为的目的，促使更多环境主体加入环保实践活动，弥补环境治理中宏观结构与运动式治理之间的缝隙，最终将利他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捡垃圾行动嵌入地方垃圾治理事项，形成环境治理合力。这是独具三江源区特点的垃圾治理实践，开创了促进青藏高原环境综合整治新模式。     

村域集体经济历史发展:广西万秀村的印迹

追寻万秀村的历史印迹,探讨村域集体经济的发展脉络及其运行规律。研究发现:宗族公有和村社公有是宗族共同体和村社共同体维系运转的历史产物;农业经济中的互助合作运动及其制度变革是成功的;公社体制下的农业经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一直保持增长态势,但这一体制下的村域工业副业经济远不如农业经济发展的成功;双层经营体制下,村域农业经济空前发展,但村域工业经济发展并不顺利;随着城市化快速推进,房地产租赁和服务业上升为村域集体、尤其是城市文明辐射范围内的村域集体收入的主要来源。     

牧民专业合作社嵌入边境牧区治理的基础要素与逻辑链路

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并蓄的牧民专业合作社是边境牧区治理的重要嵌入主体之一。边境牧区场域内存在着本土经济精英创设型、本土政治精英领衔型和非本土社会力量引入型三类组织建构模式,代表着牧民专业合作社的不同实践形态。边境牧区的制度规范、历史文化、生态环境等基础要素对牧民专业合作社的塑造是内在而深刻的,这赋予合作社嵌入边境牧区治理以合法性资源,并有助于滋养治理思维、优化治理效度。就嵌入的逻辑链路而言,牧民专业合作社通过增进共同富裕和民主参与意识而嵌入边境牧区治理理念,通过推动多元治理主体协同而嵌入边境牧区治理结构,通过巩固牧区发展、安全与稳定而嵌入边境牧区治理过程。要进一步引导牧民专业合作社建设,在真正发挥其嵌入作用中助力边境牧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走向现代化。     

民族习惯法与生态文明建设社区自治制度——以贵州省支嘎布依族苗族彝族乡为例

本文基于对“国家中心主义”和“国家法中心主义”的反思与除魅,以法律多元为视角,探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民族习惯法的文本内容、实践特征及其对生态文明建设社区自治制度的启示,运用规范分析、参与式观察与拓展个案研究,认为现行生态文明建设的民族习惯法文本涉及矿产、林业、土地等资源保护与管理以及“整脏治乱”等内容,其实践特征有作为地方性知识的因地制宜性、作为手头库存知识的可操作性、与国家法的衔接性、违法制裁机构的专设性、对违约行为以经济制裁为主等.民族习惯法对生态文明建设社区自治制度具有重要借鉴价值,可用以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     

蒙古族传统环保习俗与生态意识

蒙古族传统环保习俗与生态意识是从其宗教信仰、法律制度、生产生活方式等多方面体现出来的 ,具有独特的地域色彩和民族特色 ,是蒙古游牧文明的重要内容 ,对调适北方草原牧区人与自然关系、保护草原生态环境发挥过积极的作用 ,对今天西部地区的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伊恩·安格斯“人类世”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及其评析

伊恩·安格斯在对“人类世生态危机”进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的基础上,批判性地指出资本主义的反生态本性及其环境治理方案的反人道性,并揭示了“化石资本主义”建基于不断增长的能源消耗与环境破坏的事实,进而阐述、证明了生态社会主义是超越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并扭转“人类世生态危机”的现实方案,由此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人类世”生态社会主义理论。这一理论在传承马克思、恩格斯经典生态思想,以及北美生态社会主义主流观念之上,创造性地借鉴了当代地球地质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对于丰富当代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容量、开辟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全新视角,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学理参鉴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但其本身也存在难以回避的局限性。     

论黄河源头地区的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黄河源头地区属于特殊的生态功能区，近些年来，由于草原退化致使河源地区水域生态和物种生存环境恶化，对牧民的生产和生活构成极大的威胁，对沿黄河流域水资源的利用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因此保护和建设好源头生态，是实现源头和沿黄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游牧文明：生存发展智慧及其生态维度研究

在人类经历的采集、狩猎、农耕、游牧和工商等诸文明形态中,游牧文明遵循生态位原理与方法,有顺应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季节变化、草原承载等尊重自然与生物选择的生产原则,敬畏生命与自然选择的生存法则而不断延续,并以其“游而牧之”生产方式,始终自觉保持与自然紧密协调关系,实现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的动态平衡;以其“逐水草而居”生存方式,以虔诚敬畏与尊重生命心态,积极协调生存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内在关联;以其“肉乳来自青草”的生活方式,将顺应自然与顺势而为的生态意识内化为文明习惯和行为规范,融入游牧文明简约质朴的生活方式和敬畏生命的文化意识,而显现其厚重的生态文明意蕴和深层的生态哲学智慧。     

生态合作社:西藏乡村振兴可持续发展研究

文章基于对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聂拉木县C村的实地调查,对该村乡村振兴的可持续路径,即“生态合作社”模式进行了分析。经田野调查发现,该模式以基层政府为主导,将生态保护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纳入乡村振兴的范畴内,建立“党组织+合作社+农牧户”的经济发展模式。通过政府项目扶持地方生态保护、垃圾分类换物激励模式、生态燃料加工、农产品加工等具体途径,让当地老百姓有机会入股“生态合作社”并获得年底分红。C村“党组织+合作社+农牧户”的富民模式,不仅给C村的村民带来了实际上的经济收入,还为巩固西藏偏远地区的脱贫攻坚胜利提供了直接的经验。     

统一多民族国家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创新——中央与民族自治区互动关系的主题阐释

本文以国家治理体系理论为视角,在全面深化改革视域中,探讨完善以三大基本政治制度之一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核心的民族事务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分析研究国家治理视域下的中央与民族自治区互动关系的自我认知和主题阐释,系统阐释中央集中统一指导下“俯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内涵和运行机理,全面分析民族自治区自治发展上“仰视”单一制统一多民族国家集权治理体系,从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和社会治理等多维视角把握两者互动的基本主题,系统认知中央与民族自治区政府互动关系的内在逻辑和治理结构.     

冬虫夏草产地的政治和文化传导——阿尼玛卿山虫草社会的经济人类学研究

阿尼玛卿山虫草经济经历了三个不同形态和阶段:开放式的散挖阶段,人们争相涌入草原采挖虫草,个人获利,草原生态破坏加剧;禁而不止的限采/禁采阶段,草原承包制推行之初有名无实,外来人口难以控制;合同承包的市场经济阶段,草原承包制推行,草原收益和管护归牧民,政府从利益相关者转变为社会服务者,社会、市场和草原生态步入有序轨道。政治传导给虫草社会带来一系列正负反馈:牧民生计机会与草原生态压力;虫草经济的繁荣与草原不可持续;市场波动与贪腐之风。文化传导在经济领域的强弱是由社会语境决定的。     

西部生态治理及其本土性制度资源——立足甘青特有民族生态文化的初步探索

文章对当下环境法治建设中颇为流行的“唯理论建构主义”倾向进行了反思 ,认为在目前西部环境法治建设中的“进化论理性主义”的维度是不可忽视的。在此理路下 ,通过阐释和梳理甘青特有民族的生态文化后得出结论 :甘青特有民族的生态文化是西部生态法治建设中可资借鉴的本土性制度资源。充分发掘和利用类似的本土性制度资源 ,将有利于西部开发中环境治理目标的顺利实现。     

来自刚察草原的报告

在我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青海湖北岸,有一片平均海拔3,600多米、总面积980多万亩的肥美草原,这就是青海省刚察草原。1983年7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来这里视察,就牧区发展商品经济、引导牧民过文明的社会主义新生活等问题,提出了许多具体意见。耀邦同志当时叮嘱县委,一年以后,要向他专题汇报。现在,一年的时间过去了,刚察草原的情况怎样呢? 正当草原上百花盛开、牧草青青的美好时节,记者驱车访向了刚察草原。我们高兴地看到,仅仅一年,刚察草原发生了巨大变化。四万多各族牧民,听党的话,勇于改革,向党中央写出了一篇丰富多采的“报告”。     

基于生态足迹模型的川西北高原地区可持续发展的耦合路径分析

在2010年国务院发布的《全国主体功能规划》中,川西北高原地区被确定为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成为国家重要的生态功能区之一。由此,在“生态保护”和“限制开发”的前提下,如何推进该地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各级地方党委政府必须面对和研究并解决好的重要问题之一。为此,本文以川西北重点生态功能区——红原县为例,运用生态足迹模型,对该区域自然资源的利用情况和自然生态系统的供给能力进行剖析,进一步分析了该区域的可持续发展状况,找出可持续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构成要素。在此基础上,以生态系统和经济发展系统相互耦合为视角,提出川西北高原地区可持续发展的耦合路径及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