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就业增长的影响因素研究

工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为社会提供了大量、稳定的工作岗位,在整个国民经济就业结构中始终发挥着“稳定器”的重要作用.影响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就业增长的因素主要有劳动力市场、宏观经济和行业特性三个方面.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劳动力市场的成熟对大型工业企业就业增长的影响在动态趋势上呈现出明显的蓄势递增效应;在产品市场需求相对稳定的条件下,宏观经济因素的波动对就业增长的直接影响相对有限;行业规模、单位产值利润率和技术进步等行业内生因素是影响大中型工业企业就业增长的主导因素.长期看,完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优化企业营商环境,进而巩固和扩大劳动力要素的市场需求,是解决就业问题的重要基础.同时,提高职业教育的投入、大力扶持职业技能培训行业的发展也是缓解劳动力市场供需结构性矛盾的必要条件.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业转移劳动力回流对土地流转的影响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分析当前常态化的农业转移劳动力回流对土地流转的影响，并揭示其内部形成机理，可以为土地流转政策的完善提供有益参考。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使用家庭金融调查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内生Probit模型、Tobit模型、中介效应模型，考察农业转移劳动力回流对土地流转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农业转移劳动力回流促进了土地流转，且结果稳健。对家庭生命周期不同的农户，农业转移劳动力回流对土地流转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农业转移劳动力回流促进土地流转这一现象在抚养期、赡养期和稳定期的农户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与留守农户相比，家庭劳动力外出务工经历有助于农户家庭劳动力非农就业，非农就业在农业转移劳动力回流促进土地流转过程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回流的农业转移劳动力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在吸引外出务工群体回乡发展的同时，促进他们在本地非农就业是加速土地流转的重要途径。     

生态补偿财政支出政策对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影响——以北京市延庆县为例

本文界定和阐述了生态补偿财政支出政策的概念,在说明农村劳动力就业特点的基础上,通过构建"生态补偿财政支出政策涉及度"这一综合指标,分析生态补偿财政支出政策影响农村劳动力就业时间和就业收入的机制。研究发现:生态补偿财政支出政策涉及度越高的农村劳动力在乡镇内就业的时间越长;生态补偿财政支出政策推高和拉低农村劳动力就业收入的影响因素同时发挥作用,但是"推—拉作用力"具有力量不均衡、作用对象不一致的特点。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视阈下青年劳动力就业政策选择

青年是劳动力资源中最具活力的群体。与全球众多国家和地区一样,我国也面临着青年劳动力就业形势严峻的问题,如何促进青年劳动力就业成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与社会和谐稳定亟须破解的一大难题。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战略举措使城乡劳动力就业的经济社会环境发生深刻的变化,既给青年劳动力就业带来阵痛也创造了机遇。只有牢牢把握机遇,尽可能减少阵痛,才能使庞大的青年劳动力资源优势转化为现实生产力。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对劳动力资源的要求推进教育改革、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支持中小企业产业升级、强化企业在促进就业中的社会责任、提高技术工人的经济待遇和社会地位,是促进青年劳动力就业的重要举措。     

松江区福利企业：注重结构调整 优化发展环境

自2007年7月国家对福利企业实施新政策以来,福利企业的发展环境得到了优化,税收新政策（即促进残疾人就业的税收政策）将残疾人就业的范围由原来规定的＂四残＂人员扩大到＂六残＂人员,促进了具有劳动能力的各类残疾人就业,实行按企业实际安置残疾人员的人数限额退税,有效解决了原福利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部分企业退税规模与安置残疾人员人数不相称,造成国家税收流失的突出问题,建立起了残疾人就业的各项权益与安置单位的实际利益直接挂钩的机制。     

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理论启示与制度完善

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现实条件决定了以城镇化为目标、以城乡均等化为原则的政策思路.已有劳动力转移相关理论表明:制度变迁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效果密切相关.在今后的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应在制度完善上充分重视,促进其产生良性效应.     

荷兰劳动力市场的灵活化改革与启示

新自由主义认为,只有英美式的劳动力市场灵活化改革才能够解决失业问题,促进就业.而劳动就业政策的国际比较研究表明,灵活化并非是提高就业率的唯一选择,从社会和谐与公平的角度来讲,更不是最优选择.也正因如此,面对凯恩斯主义就业政策的失灵与合作主义就业政策的局限性等困境,荷兰最终放弃了英美式的劳动力市场灵活化改革,采取了既有利于提高就业率,又有利于维护社会和谐与公平的灵活安全性劳动就业政策,并取得了成功.荷兰劳动力市场的灵活化改革历程表明,尽管灵活化是全球化时代劳动力市场的一种发展趋势,但是,灵活化必须以劳动者的安全性、社会的和谐与公平为前提."促进社会和谐"是党的十七大所确定的战略目标,由此,灵活安全性也应成为我国劳动力市场模式的一种政策选择.     

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对农村回流劳动力就业的促进作用——基于成都和郑州两村的实证分析

当前中西部地区尚有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就业,外出劳动力回流使得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变得更加复杂,特别是如何解决那些年龄偏大、受教育程度较低、工作能力较弱的群体的就业更是面临艰巨挑战.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发展不仅推动了农业生产的社会化分工的发展,而且拓展了就业途径,促进了就业的增加.农业产业化发展阶段性的特定要求与回流劳动力人力资本状况相适应,使得农业产业化经营创造的就业具有更低的人力资本再配置成本,提高和增加了回流劳动力的收益,对吸纳回流劳动力具有积极作用,是解决农村劳动力就业的有效途径.     

充分就业的主观,客观和中介条件

就业问题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 ,也是人们普遍关注的焦点话题。文章通过对劳动力供给方、需求方及密切联系二者的劳动力市场三个方面的分析 ,提出了缓解和解决就业矛盾的具体途径及条件 ,一是改变传统就业观念 ,努力培育新能力 ,是解决就业问题的首要条件 ;二是调整就业结构 ,不断拓展就业空间和增岗 ,是解决就业的根本条件 ;三是建立统一、高效、有序、全方位开放的劳动力市场体系 ,是解决就业问题的必要条件     

积极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劳动力再就业之路

组织实施好劳动力再就业工程是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全局性大事 ,因此 ,必须更新就业观念 ,实现市场就业及多渠道就业 ;必须增加劳务输出 ,实行灵活的就业制度 ;必须启动经济增长 ,以从根本上解决下岗职工的再就业问题。同时 ,要健全制度 ,完善政策 ,推进再就业工程的顺利实施     

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战略构想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量转移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一项重大决策创新。促进我国农村劳动力有序转移的关键是逐步建立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实现城乡劳动力平等竞争;加快城市化进程,提高城市化对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效率;营造有利于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制度环境,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实行全方位、多层次、多渠道转移。     

提高退休年龄的就业效应研究——日本的经验与借鉴

日本是世界人口老龄化比较严重的国家之一。人口老龄化不仅导致劳动力供给不足,而且导致养老金支出水平不断上升,极大加重了政府财政负担并影响养老金长期收支平衡及可持续性。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从2013年开始逐步提高退休年龄。本文对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日本提高退休年龄政策及其就业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提高退休年龄对就业尤其是青年人就业的挤出效应十分有限。日本的经验表明提高退休年龄并不会对青年人就业产生不良影响。借鉴日本的经验,我国应尽快提高退休年龄以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给社会经济特别是社会保障制度可持续发展带来的严峻挑战。     

欧盟反社会排斥的社会政策发展研究——以劳动力市场问题为例

建立解决劳动力市场问题的反社会排斥的社会政策,一直是欧盟促进社会融合与一体化发展的主要手段。本文首先从社会排斥概念的诠释入手,分别从学术层面与欧盟层面进行社会排斥概念解析和社会排斥概念政策应用解析。其次分析了欧盟目前解决劳动力市场问题的社会政策发展现状:鼓励更多的社会成员更有效地参与劳动力市场,提高社会融入程度;增强工人和企业的适应性,减少潜在的社会排斥;发展人力资本政策,打破社会排斥的恶性循环。本文最后对欧盟反社会排斥的社会政策面临的挑战进行简要分析,并讨论了欧盟反社会排斥的社会政策发展对中国社会政策发展的借鉴意义。     

出口退税政策效应研究

1994年我国税制改革后,按增值税暂行条例的规定,实行出口货物税率为零的优惠政策,亦即出口退税。实施出口退税政策是国际通行的做法,政策的初衷是鼓励出口,但客观产生了避免国际双重征税,体现国家税收主权独立,体现税收的公平与效率以及税收的国民待遇等政策效应。     

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相关政策影响分析

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与产业结构布局调整、城镇化战略和新农村建设等相关政策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必须在产业结构布局调整中坚持不断扩大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原则;正确处理好城镇化战略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关系,在推进城镇化战略中进一步重视公共政策创新和统筹城乡协调发展;正确处理好新农村建设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关系,同步解决好"减少农民"和"富裕农民"的问题,加强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支持和鼓励农民工回乡创业,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解决好这些问题,明确政府责任至关重要.应进一步明确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责任,理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集权"与"放权"的关系,并重视政府的长效机制建设.     

影响城镇女性就业的微观因素及其变化：1995年与2002年比较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大幅下降。本研究利用1995和2002年“中国城镇居民收入调查”数据,检验了教育获得、家庭责任（婚姻和子女）和家庭经济状况三项个人或家庭因素对女性就业决策的影响以及它们效应的变化情况。研究发现,在1995年至2002年间,教育的正面效应变小,即教育对女性就业的影响力下降,但婚姻和家庭经济状况对女性就业的影响力上升。对照1995年, 2002年时家庭收入高的已婚妇女更有可能不工作,表明这是城镇女性就业决策走向理性化的一个过程。另外,作者并不认同“沮丧的工人”观点,认为失去正式工作的低收入家庭女性因生活所迫更可能进入非正式劳动力市场继续就业,而不是对再就业失去信心而永久退出劳动。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劳动力的高质量充分就业

促进农村劳动力高质量充分就业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当前中国农村劳动力高质量充分就业面临着农业产业就业动能发挥不足、乡村振兴所需劳动力短缺、就业质量有待提升的现实问题。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劳动力的高质量充分就业,建议从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拓展农业农村就业空间、加强人力资本开发提升农村劳动力就业素质、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拓宽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渠道等多方面着力。     

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京津冀劳务协作分析

十二五规划提出推进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打造首都经济圈的国家战略,在此背景下,加强京津冀劳务协作成为实现区域经济合作必不可少的人力支撑。开展京津冀劳务协作具有现实依据,既可以满足河北省与京津的双重需要,也符合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成本收益比较规律。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制约京津冀劳务协作的因素,主要有京津地区低技能要求类岗位因就业质量低下对河北省农村富余劳动力缺乏吸引力问题,河北省农村转移劳动力素质较低无法胜任高技能岗位问题,开展京津冀劳务协作的组织、人力、信息支撑不足问题等。应通过提高农村转移劳动力就业质量、加大政府和企业的培训投入、开展京津冀培训协作、设立村级劳动保障协管员、建立京津冀信息合作机制等办法解决这些障碍问题,进一步促进京津冀劳务协作,为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提供有力支持。     

数字经济、农村劳动力就业与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数字经济的飞速发展为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提供了新的推动力。数字经济通过增加就业数量、提升生产效率和改善分配结构,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增加农民就业机会、强化农民收入能力,从而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但面向农村的数字技术创新、数字基础设施和农村居民数字素养等方面存在的不足影响了数字经济发展的速度和均衡性,数字经济改善农村劳动力就业的作用难以充分发挥,不利于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实现。基于以上困境,加强数字技术创新,应着力从技术创新顶层设计、核心技术自主创新和促进科研成果转化三个方面推动,以加快数字红利释放速度;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应发挥国家财政、地方政府和企业三方作用,并适当超前部署,以保障数字红利公平普惠;提高农民数字素养,应通过宣传示范、教育培训和人才带动来实现,以提高数字经济参与主动性。     

北京劳动力需求量变动及影响因素的分析

劳动力的需求状况是决定和影响就业的重要因素,而它本身的变化也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影响。本文使用最新统计数据,采用劳动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在对北京过去20余年劳动力需求变动过程分析的基础上,从北京的经济增长规模、产业结构的变动以及经济增长方式几个方面,详细分析了这些因素对北京劳动力过去若干年来劳动力需求变动的影响,得出了一系列有意义的结论,最后从战略高度提出了相应的增加就业需求的对策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