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与公共服务质量——来自中国城市的经验证据

基于中国城市平衡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数字经济对公共服务质量的影响，结果显示：数字经济能够通过强化数字化治理和驱动科技创新进而提升公共服务质量；本地数字经济发展会抑制邻近城市的公共服务质量。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中国东部城市和中西部城市公共服务质量均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但该效应在东部城市更为明显；数字经济对大中城市公共服务质量的促进作用大于小城市；相比其他等级城市，数字经济对一等级城市公共服务质量的提升表现得更为明显。因此，地方政府应发挥数字经济优势，在提升公共服务质量的过程中要重视数字经济对数字化治理和科技创新的推动作用，加强基本公共服务合作与优化空间布局。     

知识产权保护影响服务业发展的国内外研究新进展

近年来,从知识产权视角展开影响服务业发展研究,是打破传统研究范围的重要偿试,并已成为服务经济学的一个新方向。学者们主要沿四条线索展开：一是基于服务业的特性研究知识产权保护与服务业的匹配关系;二是研究知识产权保护对服务业创新与增长的正面效应;三是研究知识产权保护对服务业发展的综合效应;四是研究知识产权保护在服务业企业中的实施及其影响。未来,应深化研究知识产权保护所产生的市场扩张效应和市场势力效应背后真正的传导机制,使用包括仿真模拟技术在内的多种方法,探寻能够促进服务业发展的知识产权保护最适强度范围。     

投注站规范化建设之策

首先,允许多种形式站点共存。建设旗舰店有助于扩大影响、形成示范效应,开办专营店能够提升形象、提高单机销量。然而,不断推进的城市改造使得专营店的选址变得日趋困难;在繁华的商业地段设专营店所产生的高昂经营成本也往往让业主收不抵支;而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乡镇,一些专营店甚至难以成活。     

我国服务业结构效应与空间效应的区位变迁——来自我国八大经济区服务业的经验证据

利用偏离份额模型测度我国八大区服务业的全国同步增长效应、结构效应和竞争效应,并引入同位变化和空间依赖模型对竞争效应进行分解,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各区域服务业增长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性;我国不同区域服务业结构效应和空间效应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八大经济区服务业存在结构优势的子产业占83%;西北地区服务业表现出明显的空间竞争劣势;结构效应、区位效应和空间效应对区域服务业增长贡献的方向并非完全一致,我国区位效应对区域服务业增长的影响明显低于结构效应的影响,服务业区域专业化和地理集中度呈现非同步性。     

数字乡村建设能够促进农村居民增收吗?——基于801个县域的PSM—DID检验

数字乡村建设是实现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战略路径,对于农村居民生产生活及其收入变化将产生重要影响。本文采用我国2016—2021年801个县(市、区)的相关面板数据,应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PSM—DID)对数字乡村建设与农村居民增收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乡村建设会促进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机制检验表明,数字乡村建设主要通过数字普惠金融和产业结构转型拉动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数字乡村建设可以促进农业数字化转型,但是从短期来看,数字农业建设会降低农村居民收入。异质性研究表明,数字乡村建设对东、中、西部农村居民收入的提高效应均呈现显著性,其中东部地区的提升效应最为明显;此外,数字乡村建设对农业县和工业县农村居民增收的影响都为正向,但从组间差异检验结果来看,数字乡村建设更能促进工业县农村居民收入提升。     

基于学习视角的城市经济集聚探析

城市是经济活动和生产要素的主要集聚地,高密度经济和要素集中使企业和劳动力之间的学习更为便捷,反过来城市提供的大量学习机会也为城市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学习包括技术创新与知识传播两方面,企业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在创业时期面临最优生产技术的尝试性选择,选址在多元化城市会更加有利,对于生产技术已成型的企业,选址于专门化城市则更有利于生产与创新,企业在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选址变化,导致了多元化与专门化城市经济集聚形态的共存.城市为劳动力和企业提供的大量学习机会,促进了技术知识的传播,吸引人力资本不断向城市集聚,城市经济密度不断提高,规模持续膨胀.技术创新、知识传播与城市经济集聚之间的关系对于中国城市发展具有重要启示,可以通过提供学习机会促进农村年轻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中小城市发展需重视专业化,发展多中心的卫星城有助于克服多元化城市因规模过大带来的一系列弊端.     

天津服务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天津服务业发展存在服务业总量规模小,而新兴与现代服务业发展慢;非公有经济不活跃;要素市场建设滞后;城市建设辐射不足,投入相对较低等问题。加快天津市服务业发展要抓住机遇乘势而上;进一步优化天津服务业投资结构、提升现代服务业的服务能级;发挥滨海新区的龙头作用;深化企业制度改革,做大做强服务业企业等。     

数字政府建设与企业高质量发展:内在机理与实证分析

政府越来越多地选择通过数字政府建设来改善公共服务供给，营造适合创新驱动发展的环境，但在优化营商环境的效果方面也存在不确定性。文章利用沪深A股上市企业研究样本的有效数据，在构建基准回归模型、中介效应模型的基础上，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工具变量法及广义矩估计法，实证检验了数字政府对企业发展质量的影响，并考察了政府廉洁程度、法治环境及市场化进程的中介效应。研究表明，数字政府对企业发展质量具有正向的提升作用。与非高新企业相比，数字政府对高新企业发展质量的影响更为显著；与中部、西部企业相比，数字政府对东部企业发展质量的影响更为显著。政府廉洁程度、法治环境及市场化进程在数字政府对企业发展质量的作用机制中发挥中介作用。数字政府细分指标的进一步检验发现，在线服务、互动回应及数据开放中，只有互动回应对企业发展质量的影响是显著的。     

广州市社会经济发展前景的战略分析

广州市能够建设成为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的中心城市,是历史的机遇。要尽快从中央政府取得全方位开放的政策许可;建立全方位开放的社会经济管理机制;建立全方位开放的配套基础设施,以尽快完成作为珠江三角洲经济区中心城市的建设。     

外商直接投资与黑龙江省就业

外商直接投资(FDI)在带来资金和技术的同时,也会对就业的数量和质量产生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就业数量上,FDI时黑龙江省就业影响主要表现为替代效应,没有拉动就业量的增长;在就业质量上,FDI对黑龙江就业有促进效应,改善了就业水平,并推动了就业结构的转变.为利用FDI提高黑龙江省就业水平,建议:将就业效应作为选择外资的一项指标;通过生产型服务业扩大就业量;充分考虑外资对本土企业的影响;制定合理的法律法规加强对外资的监管.     

市场一体化驱动数字经济的机制研究

发展数字经济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探究做大做强数字经济的发展路径对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背景下,市场一体化的规模效应和竞争效应为数字经济提供了发展基础和持续动力。文章选取了2011—2021年全国31个省、直辖市及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考察了市场一体化驱动数字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研究表明,市场一体化对数字经济的高速发展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这种促进作用随着时间变化呈现显著的动态特征和持续强化的趋势,该研究结论在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机制检验发现,在市场一体化驱动数字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表现出显著的人才集聚效应、信息投资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市场一体化对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在不同区域间、不同分位数层面存在显著差异,市场一体化水平驱动数字经济发展具有空间差异性和边际递增规律。     

遵从抑或濡染？班级同伴网络视角下的心理健康研究

本文超越了既有研究的个体网络视角,通过使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的两期数据,考察班级同伴网络对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及其条件机制。本研究有如下发现：首先,在中国行政班级制度下,班级整体心理健康水平（社会遵从效应）和快乐同伴比例（快乐同伴效应）能够对学生的心理健康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抑郁同伴比例与学生的心理健康呈显著负相关（抑郁同伴效应）;其次,学生更倾向于受到与自己心理健康观念和行为类似的同伴的影响,对于班级相对心理健康状况较差、中等、较好的学生而言,抑郁同伴效应、社会遵从效应和快乐同伴效应分别发挥显著的主导作用;最后,班级同伴网络对集体融入、亲子交流状况不同的学生的心理健康具有差异化的影响,随着集体融入和亲子交流的提高,抑郁同伴效应逐渐减弱,而社会遵从效应和快乐同伴效应逐渐增强。     

广州现代服务业出新出彩的理论背景与实现路径

全球经济进入服务时代,现代服务业在提升城市能级、带动区域发展、推动城市创新三个层面,成为建设全球城市的重要引擎。广州深入开展国家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着力优化服务业投资环境,服务业规模不断壮大,产业结构持续优化,载体建设进展显著,服务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提升,但同时也存在服务业发展体制机制滞后、政策供给与企业需求错配、内部发展结构不够优化、高层次人才供给瓶颈等问题。推动现代服务业出新出彩,建议以共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为核心,以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为关键,充分发挥人才的第一资源作用。     

日本服务业跨国公司对中国直接投资结构分析

伴随中国服务业对外开放进一步深化和日本产业结构的调整,日本服务业跨国公司对中国直接投资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总括公司正在成为对中国服务业直接投资主体;投资行业主要集中在生产性服务业领域;投资独资化趋势进一步加强;投资区域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预计日本服务业跨国公司对中国直接投资组织结构将从垂直一体化向网络化转变;行业结构将从生产性服务业向知识密集型服务业转变;进入方式将从独资向并购转变;地区结构将从东部沿海地区少数超大型城市及特大城市向中西部主要商业城市拓展。     

广州新型城市化发展战略中“三大突破”的思考——基于广州市统计数据的分析

从2006年以来广州市主要经济统计数据来看,当前广州在推进新型城市化发展,实现战略性基础设施、战略性主导产业和战略性发展平台的重大突破方面具有良好的经济基础。但是,产业层次总体偏低、服务业就业人口偏少,科技创新投入不足、整体竞争力不强、金融业发展相对滞后、缺少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龙头企业、企业创新能力偏低等不利因素也影响着"三大突破"的实施。因此,必须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推进智慧城市建设,抓好战略性信息基础设施和战略性信息平台建设。     

对现代服务业基本内涵与发展政策的几点思考

现代服务业是指当前那些能够向其他行业释放出较强外溢效应,从而有利于提升整体经济竞争力的服务行业的集合体。它与传统服务业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两点:一是技术基础,二是微观管理基础。在世界经济、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不断拓深的背景下,现代服务业最本质功能不是提高服务业的增加值,而是通过产业关联效应,提高整个地区经济的竞争力。     

房地产周期、人口流动与地方债风险防控

基于城投债交易数据构建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指标,从房地产周期和人口流动视角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房地产周期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之间存在着“逆周期”关系,促进人口流入有助于降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发现,具有较好工业基础的城市能够更加充分地利用流动人口带来的外溢效应,而对“土地财政”具有更强依赖度的城市受房地产周期的影响更明显。认为要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须适时动态监测房地产周期走向;增加城市对流动人口的吸引力和留城意愿;解决好吸引人才和发展本地经济的问题;要处理好土地财政依赖与地方政府债的关系。     

数字经济视角下城市活力评价与广州活力提升路径分析

数字经济是打造新发展格局的关键要素,是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的关键支撑,是提升城市活力的战略选择。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州实现老城市新活力。城市活力评价有利于挖掘城市演进的动力机制,解决城镇化过程中背离城市活力的问题。基于数字经济的视角,运用熵值法从经济活力、市场活力、人才活力、文化活力以及环境活力五个维度,对国内35个大中型城市活力进行评价。研究结果显示：上海、北京、深圳与广州位列35个大型城市活力的前四位,东部城市活力明显高于中部与西部,且随着时间推移,中国的城市综合活力指数不断上升。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广州实现老城市新活力需从以下五个方面着力：强化科技创新,超前布局未来产业,激发城市经济活力;紧扣大湾区建设契机,全面促进数字化消费,激发城市市场活力;创新人才工作方式,大力培养数字人才,激发城市人才活力;传承并创新文化,加强数字生态建设,激发城市文化活力;持续加大软硬环境建设力度,超前布局新型基础设施,激发城市环境活力。     

企业数字化同群效应：发生机理及对企业价值的影响

企业数字化是企业发展的重要战略选择。影响企业数字化的各种因素中,社会网络同类企业的数字化行为对本企业产生的示范作用值得重视。基于理论和经验文献,本文拟对该现象的发生机制及对企业价值的影响进行系统讨论。研究发现,同群效应是企业行为中广泛存在的现象,中国上市公司之间就存在数字化同群效应。企业数字化同群效应的主要机制包括：企业会学习和模仿它们认为拥有更多市场信息的企业的数字化战略;为维持竞争均衡,企业也会跟随其他企业的数字化投资活动。数字化同群效应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受制于多方面因素：一方面,对同群企业数字化策略的学习可以减少企业数字化投资的不确定性,帮助企业保持相对市场地位并获得组织合法性;另一方面,模仿同群企业数字化战略对企业发展的影响受限于同群企业数字化投资行为的信息质量和本企业自身的组织资源。基于中国上市公司数据的分析发现,同群效应有利于提升企业价值,尽管该影响在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存在差异性。为提升企业数字化水平以改善企业价值,相关政策需借力企业数字化同群效应以带动企业数字化投资,企业管理者也要努力学习和模仿竞争对手的数字化实践。     

住房价格、城市规模变动与经济效率优化——基于空间交互理论和非期望产出SBM模型

构建一个纳入住房价格、城市规模与经济效率三个关键变量的集成统一分析框架,通过构建扩展的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型空间交互理论模型,理论分析和初步观察主要影响效应,采用2000—2017年中国285个地级市面板数据,运用非期望产出SBM模型测算城市经济效率,并运用固定效应模型、门槛效应模型和双重差分法（DID）开展地级市层面实证检验,进而在城市群层面开展空间异质性分析。研究表明：(1)房价高企显著阻碍了城市经济效率的提升,加剧了资本错配程度,而城市规模扩张能够提升城市经济效率。(2)住房价格与城市规模扩张对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呈倒“U”型特征。(3)住房限购政策虽未改变房价高企对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方向,但它显著缓解了其对城市经济效率优化的抑制程度。(4)各地区城市经济效率空间差异较大,需因地制宜提出治理方案,其中中小型城市群应聚焦提升人口承载力,而具有明显发展优势的发达城市群则更应注重提升区域环境状况与交通通达度,降低户籍制度对人口迁移的推力效应。(5)地方政府应重视区域整体效应,合理进行功能定位和规划,实现城市经济效率优化和均衡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