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何休《公羊传解诂》札记一则

汉代儒学的阴阳灾异说,是董仲舒之后才开始流行起来的。东汉时期,这一现象更是变本加厉,严重阻碍了儒学自身的更新发展。拿何体《公羊传解诂》中所体现的思想与《公羊传》本身精神相比较,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汉代思想发展的轨迹,而且对我们把握两汉社会政治的特征也不无稗益。徐彦《春秋公羊传疏》引戴宏《序》云:“子夏传公羊高,高传于其子平,平传于其子地,地传于其子敢,敢传于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于其弟子齐人胡子都著于竹帛。”这里说明了,一、《公羊传》思想渊源来自七十子后学。二、开始时一直在同一家庭中口头相授。三、汉景帝时始著于竹帛,形成文字。因此,《公羊传》中所体现的灾异思想是西汉景帝时特定的灾异思想,而何休《解诂》中的灾异思想反映的则是东汉后期人们的思想     

先秦“象”论与中国古典美学

“象”既为中国古代文化基本符号的构成，又为中国古典艺术美学的基元范畴。中国文化和美学尚象重象，其哲学起点在《易经》的卦象符号，而先秦诸子哲学美学对易象符号意义重新阐释和精神超越，则形成有关中国美学的重要思路和线索，这就是由老庄“道”的哲学对“象”的阐释和重象外虚空、非言味象的思想所引发的意境说；以《易传》阴阳二元结构思想和“立象以尽意”、“现物取象”、“现象制器”等命题为基础的意象说；以孔荀、《乐记》为代表的象通礼乐、重政治教化但又不违艺术审美特征的“比德”和“言志”说。文章本着上述基本看法，还描述了“意境”、“意象”、“言志”说在后世美学中演进的大致过程。     

媵制源流考

《春秋》经文曾多次提到“媵”:“公子结媵陈人之妇于鄄,遂及齐侯、宋公盟”。(《庄公十九年》)“卫人来媵。”(《成公八年》)“晋人来媵。”(《成公九年》)“齐人来媵”。(《成公十年》)何谓“媵”?“三传”解释不一。《左传》:“卫人来媵共姬、礼也。凡诸侯嫁女,同姓媵之,异姓则否”。《公羊传》:“媵者何。诸侯娶一国,则二国往媵之,以姪娣从。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诸侯一聘九女,诸侯不再娶。”《谷梁传》:“媵,浅事也,不志。……媵,礼之轻者也”。其中以公羊说对后世影响最大。认为“媵”是当时的一种“礼”,这是“三传”的共识,但在礼的轻重、媵的对象、来媵者的范围等问题上,彼此看法差异很大。这固然与“三传”的来源及传授家法不同有关,不过,由此也不难看出作为一种古老礼俗的“媵”早已属于不     

论《晏子春秋》中的政治辩证法思想

《晏子春秋》中的政治辩证法的主要内容是 ,对君民、君臣矛盾统一关系的认识 ,对“道在为人 ,而失在为己”的辩证规律的揭示 ,对政治矛盾的尖锐化及政治变革的认识 ,以斗争求合作的思想 ,对“和而不同”思想的发展 ,对内政与外战和外事相互关联的认识。其政治辩证法思想与其反对迷信的主张和哲学辩证法理论有密切的关系 ,还吸取、运用或发展了墨子、孟子、《老子》和法家的有关思想     

孟子哲学是对子思子哲学的深化与发展——兼论子思子哲学及“慎独”与孔子的关系

子思子哲学是先秦儒家哲学的重要阶段。竹书《五行》以成德为主题,并在德之行的基础上子思子区分了“五行和”与“四行和”的两种道德境界,指明“为一”“慎独”是君子“为德”“为善”的工夫。孟子反省、深化和发展了《五行》思想,他所提出的人性善观念为四行成德提供了内在之“善”的本源。孟子又区分了君子和圣人的两种人格,并强调了四行为善说的重要性。在性善说和新四行说的基础上,孟子将子思子的忧思之心转变为四端之心,并以“尽心”为根本工夫。孟子对于《中庸》思想有所取舍,他放弃了慎独说和中和说,而选取了中庸说和诚身说。从宋明儒学来看,《中庸》的思想价值集中在中和说和诚身说上。从《缁衣》等篇的书写体例来看,子思子构造了一个二帝三王相承继及孔子传之的新王道说。孟子的王道论是先秦儒家王道论的高峰。此外,根据安大简《仲尼曰》,“慎独”本是孔子之学,其本义很可能同于《五行》的“慎独”观念;曾子和子思子不过传述和推阐了孔子的“慎独”说。     

历代昭穆制度中“始祖”称呼之误厘正

昭穆制度习见于古代文献。若指墓葬，便如《周礼·春官·家人》所云：“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为左右。”若指宗庙，便如《礼记·王制》所言：“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诸侯五庙，二昭二穆，与太祖之庙而五；大夫三庙，一昭一穆，与太祖之庙而三。”若指祭扫，便如《礼记·祭统》所说：“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别父子远近，长幼亲疏之序而无乱也。是故有事于太庙，则群昭群穆成在而不失其伦。”要之，所谓昭穆制度，系指古人祖先墓葬的次序、宗庙的顺序和祭祖中族人位置的排列均须分为“父昭子穆”两列，父子异辈异行，祖孙…     

儒家政治哲学的多重面向——以孟子为中心的思考

本文以孟子的政治思想为中心 ,着重分析了儒家政治哲学与近代民主政治理念沟通的可能性。作者认为 ,孔子、孟子等儒家将社会的等级差异视为天经地义的现象 ,与近代民主政治理念无疑存在着理论的距离。但孟子在讨论人际关系中提出“乐道忘势”等观点 ,则又包含着接受、认同近代民主理念的可能。孟子对君与天下的区分及民为贵等较为系统的看法 ,为认同或接受民主政治的价值前提提供了一定的可能。如果说 ,孟子对规范、礼制以及法等作用的肯定、对“徒善不足以为政”的确认 ,使之包含了与近代民主政治沟通的可能性 ,那么 ,他注重人格在政治实践中的规范意义、强调“徒法不能以自行”、要求以善教制衡善政 ,等等 ,无疑对近代民主政治过分强化形式化、程序化及技术理性的偏向 ,可以在思维进路上形成某种纠偏的作用。     

玄宗朝初期政治斗争论略

《新唐书姚崇传》云：“然（崇）资权谲。如为同州，张说以素憾，讽赵彦昭劾崇。及当国，说忄瞿，潜诣岐王申款。崇它日朝，众趋出，……曰：‘岐王陛下爱弟，张说辅臣，而密乘车出入王家，恐为所误，故忧之。’于是出说相州。”从这段史料中可以看到这样两个问题：（一）...     

论陆王“孟子学”的不同进路及对孟子态度之差异

象山心学与阳明心学通常都被视为“孟子学”,但二者却存在较大差异。首先,从陆王接受和进入“孟子学”的进路上来看,象山的进路简易直截,即通过读《孟子》而自得于心;阳明的进路则较为曲折,阳明主要是在与朱子“格物”之学的长期对话中,在龙场引入《孟子》的“良知”重新诠释《大学》“格物致知”之后开始进入“孟子学”的。其次,从陆王对于孟子的态度来看,象山对孟子极为推崇,并态度鲜明地以孟子的继承者自居;阳明则从未自称其学为“孟子学”,并且相较于《孟子》更重视《大学》。     

《春秋》中的“伯姬之死”及其思想图景——以三传辨析为中心

在纷繁复杂的《春秋》人物群像中,“伯姬之死”以非常独特的方式照亮了历史的舞台。而在《公羊传》《穀梁传》《左传》风格迥异的解读中,这一事件呈现出三种不同的思想图景：《公羊传》以伯姬“尊礼”为中心,构筑了一个道德化的礼制世界;《穀梁传》从伦理教化的角度,强调了伯姬谨守礼教的“贞妇”形象;《左传》则通过礼之对象的不同,探讨了伯姬因事从宜的可能。这些不同的思想图景在一定意义上昭示了三《传》之间的理论张力,而体现于思想图景中的不同立意旨趣则为我们理解《春秋》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可能。     

渤海史识微

一、“许国公”和“震国公”《旧唐书·渤海传》谓大祚荣“圣历中,自立为振国王”(“振”,《新唐书》作“震”)。溯言“万岁通天年,契丹李尽忠反叛,祚荣与靺鞨乞四比羽各领亡命东奔,保阻以自固”,事不及乞乞仲象。如此,大祚荣何以自称振国王之缘由不清,读者亦无从推知。而《新唐书·渤海传》记营州起事时,则首述乞乞仲象。谓“有舍利乞乞仲象者,与靺鞨酋乞四比羽及高丽余种东走,度辽水,保太白山之东北,阻奥娄河,树壁自固。武后封乞四比羽为许国公,乞乞仲象为震国公,赦其罪”。述及祚荣,则阐明其为乞乞仲象之子,后“祚荣即并     

孔子生卒时间考识

孔子乃万世师表 ,其生卒时间不可不详。现今通行的说法是 ,孔子生于公元前五五一年 ,卒于公元前四七九年。 (见王力《古代汉语》、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杨伯峻《论语译注》说 :“孔子 ,名丘 ,字仲尼 ,一说生于鲁襄公二十一年 (《公羊传》和《谷梁传》) ,即公元前五五一年 ) ,一说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 (《史记·孔子世家》) ,相差仅一年。前人为此打了许多笔墨官司 ,实在不必。死于鲁哀公十六年 ,即公元前四七九年。终年实七十二岁。”关于孔子生卒时间 ,公羊高《公羊传》载 :“襄公二十一年十有一月庚子 ,孔子生。”谷梁赤《谷梁传》载 …     

《诗》《佹诗》荀·屈两赋的渊源试探

《诗》有“二南”吟及江汉(《汉广》、《甘棠》、《江有汜》)南冠羁客可奏楚音,而郑庄《大隧》之赋,孔子去鲁诸歌,何莫非南声之变?盖“赋者铺也,不歌而诵”,它崛立于楚地,与“诗”并称,并非“六义”的附庸(班孟坚的说法有问题)。良以春秋时各朝聘,士大夫多赋诗言志,所谓“不学诗无以言”,否则有辱君命,但是这“言”的根本,并非只是“风雅”,《三百篇》外,还有“(?)辞”(类似谜语)用以表达自己的意旨,测验对方的智力,“(?)辞”也有底本唤作“隐书”,不熟悉它,回答问题便对不上号。特别是到了战国,荀卿称之为“佹诗”(佹音Kuā,读如诡,盖以诡异激切之辞,言天下不治之意者也),据说是作给楚国的当政者春申君黄歇看的,以此得为楚之兰陵令(兰陵,地当为今之山东省苍山县兰陵镇)。     

孟子"《诗》亡"说的整体之思

传统经学诠释中,孟子的"《诗》亡"说被分解成《诗》的某部分、《诗》流传的某环节或《诗》的某方面功能的衰亡;而孟子本义则是作为文学样式的《诗》与它所指引的政教文明方式的整体式微.注疏通过种种限定造成对孟子本义的割裂式理解.孟子"《诗》亡"包含了文章样式的颓败、经典地位的降格及政治、教化与文明样式的衰微.在王道衰微霸道兴起的政教文明格局中,为王道政治奠基的《诗》经衰亡,指引匡正霸道政治的《春秋》经兴作.     

孟子仁政思想初探

“仁政”是孟子学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他的政治理想。“民为本”是仁政学说的核心 ,制民之产、薄其税敛、以身行道、宽猛相济、与民同乐、选贤举能、礼治德教等不仅是仁政说的思想内涵 ,也是实施仁政理想的具体措施。孟子的仁政学说 ,对于今天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道德建设 ,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何休历史哲学理论探析

儒家历史哲学理论是其整个思想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古代历史观念的主导形态。何休作为东汉时期最著名的今文经学大师，他关于历史发展的特征、规律之认识同样系统而深刻，他在这方面的贡献，在于将《公羊》“张三世”说与“通三统”观点加以新的整合与融会，首次提出了以“衰乱——升平——太平”为中心内容的社会发展模式，强调“大一统”“夷夏一体”、“天下远近小大若一”为人类社会的理想境界，从而使儒家的历史哲学理论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北宋前期政治进程中的“无为”诠释嬗变析论

既往研究多将“无为”视作学派属性和内涵外延皆清晰固定的概念，实际上其在北宋前期既可指涉不同的政治决策与政治理想，又是用以建构君臣关系的思想基础，含义言人人殊。在《论语》“为政以德”章传统注疏启示下，太宗君臣整合道家的“无为”与儒家的“修德”，为北伐失利后的弭兵政策提供合法性。这一意识形态在邢昺《论语疏》中得到强化，但也受到儒生孙何的反驳。伴随真宗朝政治重心转向内政，以田锡和夏竦为代表的士大夫开始借“无为”建构理想君臣关系，虽遭到真宗抵制，却成为此后的必然选择。在改革声浪兴起的仁宗时期，孙复、胡瑗、欧阳修、刘敞通过重释“无为”和《论语》“三年无改”章，推动“有为”升格为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并产生广泛影响，预示着时代变革的不二方向。     

《说文》“公”字的训诂问题

《说文》:“公,平分也,从八从厶,,八犹背也。韩非曰,背厶为公。”《说文》此段,已被人们奉为公字的经典性定义,似乎许慎与韩非的解释完全一致。其实,韩非之说并无“平分”之意,《说文》这段话里,并存着公字的两种不同涵义。《说文》的“公,平分也”,是公平不偏之意,其反义词‘私”,是指偏阿不正,《广雅》训“公”为“正”是其义。这是古代“公”字的一种涵义——道德涵义。而韩非说的“背私谓之公”,没有“平分”、及平的意思,它指的是“上下之别异”,“公”指国君公其所代表的“公室”、“公家”——政府,“私”指私人,这是古代公字的另一种涵义——政治涵义。《尔雅》训“公”为“君”,就是专指这种涵义而说的。《尔雅》与《广雅》各执公字的一种古义,《说文》则把这两种不同古义混为一谈。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与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都照抄不误,未予甄别。今据古籍资料,试为辨析,以就正于古汉语诸方家。     

情欲描写移植错位:《金瓶梅》非文士之作

1 与《金瓶梅词话》关系密切的情欲小说,当推《如意君传》,对两书进行比较研究,有助于弄清文学上的传承关系,且能为成书找到新的佐证。《金瓶梅词话》第三十七回,写西门庆与王六儿秽事“犹如武则天遇敖曹”,虽未明指书名,然确为《如意君传》之本事。《如意君传》不仅对《金瓶梅》,对后来的情欲小说影响也大。《肉蒲团》在书中两次直指《如意君传》、《绣榻野史》、《痴婆子传》之书名。《如意君传》为短篇,卷首有华阳散人甲戌秋所作之序。《肉蒲团》今见为日刊本,时当清康熙乙酉(1705年)刊行。初曾疑“如”传华阳散人甲戌序,或伪托“假虚”即子虚乌有也。词话本“犹如武则天遇敖曹”一说,给人们提供了证据,此书确在《金瓶梅》之前。今且以《肉蒲团》刊行之康熙乙酉为终点,将此前的“甲戌”列下: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本义发微

《论语·泰伯》载:“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现存对此语最早的注释是何晏《论语集解》所引包咸的《注》:“兴,起也。言修身当先学《诗》。礼者,所以立身。乐所以成性。”邢昺《疏》:“此章记人立身成德之法也。兴起也。言人修身当先起于《诗》也。立身必须学礼,成性在于学乐。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既学诗礼,然后乐以成之也。”《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中又有语曰:“吾闻夫子之施教也,先以《诗》,世道者孝悌,说之以义而观诸体,成之以文德。”据此,后世学者便普遍认为此语说的是修身所学三门课程的先后顺序,以为其意是说“学《诗》之后,即学礼,继乃学乐”,“把音乐作为他的教学工作的一个最后阶段。”研读再三,总觉此解于理难安。孔子讲授课程也许真象《大戴礼记》所言,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侧重点,但此语却未必是陈述讲授课程的顺序。疑之者有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