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知识分子与革命关系的沉思与表达--兼论李洱长篇小说《花腔》

文章认为,20世纪中叶出现的"革命历史小说"承载着过于沉重的意识形态功能,因而并未能有效地还原表现20世纪中国现代革命的真实景况。此种情形在"新历史小说"中得到了明显的改善。李洱的《花腔》便是一部相当杰出的在立体整合的意义上对知识分子与革命之间的全部复杂关系进行沉思与表达的长篇小说。     

众声喧哗中的知识分子——以《花腔》为例谈李洱的知识分子写作

在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语境中,二十世纪的中国出现了社会市场经济化、审美对象庸俗化、价值取向多元化的趋势。知识分子自身的公共性和公共空间逐渐消失。知识分子从话语的中心走向了边缘,经历了立法者——阐释者——被阐释者的角色转变。在李洱的《花腔》中,主人公葛任只是存在于白圣韬、赵耀庆和范继槐的叙述之中,以葛任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成了历史、时代、他者阐释的对象。     

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

知识分子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推动力量。分析孙中山等先进知识分子在中国近代革命中的作用 ,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历史 ,而且对于提高我们对信息时代知识分子的新的更为重要的作用都有十分深远的意义。     

论毛泽东在革命年代的知识分子思想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中就已给形成了系统的知识分子思想 ,他认为 ,知识分子属于小资产阶级 ,但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 ;知识分子对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中国革命中发挥着先锋队和桥梁作用 ,关系着中国革命的兴衰成败 ;知识分子必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才能成长为完全的知识分子 ;党和政府必须大力吸收知识分子 ,在充分尊重的前提下善加利用他们     

历史喧哗中的无声呐喊——论麦家的《风声》与李洱的《花腔》

麦家的《风声》与李洱的《花腔》都在广袤复杂的历史背景下,以“复调”的叙事策略,将创作凝聚点不约而同地放在个人身上,以个体视角去触摸历史、感知历史,凸现出作者对于革命化历史的独立思考与深度追问,并挖掘出个体生命在历史与现实的复杂纠缠中、在权力规约与人性困顿中的精神深度,于人性的褶皱处去发现其深邃丰满的内质或强悍而庄严的生命品性。     

电影、战争、革命、知识分子四重奏——大后方电影发生论

在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电影强大的时代性、政治性、宣教性的表象之下,蕴涵了异常复杂、深刻、多元的情感和文化价值。本文旨在通过对抗战时代电影、战争、革命、知识分子多重关系的探讨,揭示大后方电影发生的深刻成因,并加以合理的解说。     

论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的关系——兼论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革命观

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的两个不同阶段。政治革命是社会革命的必要政治条件,只有完成政治革命,才能实行社会革命;而只有完成社会革命,才能最终消化和巩固政治革命的成果。社会革命的完成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标志着社会主义革命的结束。因此,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要进行政治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就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别具特色的文体实验——李洱《花腔》的文体分析

分析了李洱的《花腔》在整体结构和叙述手法上的创新;作者设计了三个不同的讲述者,使文章呈现出一种＂碎片化＂的结构模式,不同讲述者也构成了文章叙述视角的转换,同时,多个特殊历史时期话语的运用在丰富文章语言的同时也形成了人物语言的个性化。     

论现代长篇小说之知识分子心灵叙事——重读《倪焕之》

运用文本细读法,重新审视<倪焕之>,认为<倪焕之>作为一部现代经典长篇小说,代表了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心灵叙事传统,绵延呈现出20世纪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集体性的一种激进性心理状态,即急切狂热坚定地追求理想,表达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社会变革中对自我价值的焦灼寻觅和痛苦抉择,其叙事特征和心灵书写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学史意义.     

"革命"中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评冯雪峰论"知识分子"的两篇文章

因对阶级归属的刻意强调,中国现代少有对"知识分子"的整体性研究,处于意识形态主流的论者认识到知识分子群体的特殊性更属罕见。本文通过对冯雪峰两篇相关文章的分析表明,他早在1928年就认识到了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在"革命"时期所应有的某种特殊性,尽管他并未明言"特殊性"具体何在,但提出问题本身的意义就不可小视。本文将在详细分析其观点的基础上对这一问题作出自己的理解。     

对韦恩&#183;布斯《小说修辞学》批判观点的再批判

正如托马斯.麦金太尔所说,《小说修辞学》“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好书,它是一座里程碑”,但我们不能就此迷信它,因为它代表的仅是上个世纪的最高成就。韦恩.布斯在书中就“真正的艺术无视读者”及相关的观点做出犀利的批判,但笔者以为布期所言,仅仅是问题的表象,而不是根源。如果对此问题追溯根源,就会像黄浩先生所说的那样,文学曾经一度处于神圣化的时代,并且这种观念至今还在一些人那里根深蒂固。今天,与神圣化时代挥手告别的文学路在何方呢?笔者认为文学放弃神圣化之后,必然会凸显它的长期以来被遮蔽的商品化特征。     

狂飙社与第二次思想革命

《新青年》分裂后,各种“反动”思潮甚嚣尘上,远在太原的高长虹感到了苦闷,与人成立狂飙社,“把文艺界团结起来与现实的黑暗势力作战”。北京《狂飙》周刊时期,高长虹发出了“我们要做强者,打倒障碍或者被障碍压倒”的誓言。《莽原》时期,高长虹与其他狂飙社成员一道,协助鲁迅与黑暗势力进行了坚决斗争。上海时期,高长虹团结志同道合者继续进行思想革命的工作,其工作的重点为“科学与艺术”。     

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与现代化的逻辑关联

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极为困难和农村危机日益严重的背景下,土地问题成了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根源性问题。中国共产党通过开展土地革命,把农民对土地的需要与革命的价值取向有机地结合起来,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此举不仅在实践中有效地解决了革命的主要动力问题,而且还在理论上廓清了革命与现代化之间的逻辑关联。     

《羌胡传》与前“四传”关系再论

《羌胡传》是＂五传＂中前＂四传＂（《苦喜传》、《全家福》、《殇妖传》、《辟传》）的续篇,但其故事结构、人物性格、写作方法等却和前＂四传＂不同。本论文审视《羌胡传》与前＂四传＂的关系,论证《羌胡传》的独特性及其成因。     

论管理革命与科学进步的关系

管理革命与科技进步的辩证关系,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问烫作者认为,它们之间具有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积极互动关系.本文论述了管理革命推动科技进步、科技进步推动管理革命的几个问题,提出了有关管理革命与科技进步的几点思考.     

复仇:从"快意恩仇"到"御敌雪恨"--传奇性革命历史长篇小说与武侠小说之关系

从“复仇”这一情节模式出发,分析了武侠小说中的主导性因素,是如何被传奇性革命历史长篇小说所承继,又采用了哪些改造和利用,使之服务于政治,成为革命意识形态的艺术言说方式的,从而揭示出传奇性革命历史长篇小说与曾在新中国被根绝的武侠小说之间的内在联系。     

社会转型视阈下土地革命与现代化的逻辑关联

在近代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极为困难的背景下,农村和农民问题成为革命和现代化的中心问题。中国共产党通过开展土地革命,把农民对土地的需要与革命的价值取向有机地结合了起来,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此举不仅在实践中有效地解决了革命的主要动力问题,而且还在理论上厘清了革命与现代化之间的逻辑关系。     

大革命时期中共与北方地区国民革命运动关系述评

本文围绕着中共与北方地区国民革命运动的关系,对北方地区国民革命运动、中共的地位与作用给予了系统评述。文章认为,中共北方地区党组织对北方地区国共统一战线的建立与发展、对北方地区国民革命运动的开辟与推广,以及北方地区国民革命运动对南方地区国民革命运动的促进和对北伐的支援上,均作出了重大贡献,应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和充分的肯定。     

辛亥革命前后孙中山与华侨关系探析

孙中山曾言:"华侨是革命之母。"长期以来,在孙中山研究领域,孙中山与华侨关系的研究,尤其是辛亥革命前后的华侨关系,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也存在着许多值得深入探讨的地方。事实上,孙中山在整个革命阶段都与华侨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而且,以辛亥革命为分界,其前后的侧重点有着明显的不同:前一个阶段主要是向华侨寻求军费支持,以利于革命事业的顺利开展;后一个阶段主要是向华侨传播民主共和思想,使其对新生的民国充满信心并予以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