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上海文学“甲寅中兴”考索

民初上海进一步都市化形成的消费性文化市场和辛亥革命后南社文人的创作 ,是 1914年“甲寅中兴”出现的原因 ;“甲寅中兴”主要表现在“言情小说”创作和“家庭戏”演出两个方面 ,为几年后的“五四”新文学提供了必要的资源 ;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 ,更主要是文人的精神蜕变 ,导致了“甲寅中兴”的迅速衰竭 ,民初上海文学遂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判的目标。     

明初"抑商"到"便商"政策下的商人与商业

本文考察了明初商业政策的演变及其历史影响。认为 :不能把明初的商业政策看成是单纯的“抑商”政策或单纯的“通商”政策 ;从洪武、永乐、洪熙、宣德四朝民族贸易政策、海外贸易政策和金融税务政策的演变过程上看 ,当时商业政策在总体上呈现出从“抑商”到“便商”的变化趋向 ;这一经济政策的变化趋势 ,取决于社会经济变迁的作用和影响 ,推动了当时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 ,因而为明中后期“边禁”、“海禁”、“银禁”的开放与商人活跃局面的出现提供了前提条件。     

略论唐宪宗与“元和中兴”

唐朝自安史之乱以后,中央权力日益衰落,藩镇日益跋扈,形成藩镇与朝廷抗衡的局面。一些强大藩镇各拥重兵,自署将吏,不输贡赋,各据一方;或互为表里,反抗朝廷;或争权夺利,互相攻战。藩镇之乱与社会其它诸矛盾交错发展,使唐王朝迅速衰落,以迄灭亡。其间,只有宪宗元和时期出现过短暂的中兴局面。这个中兴局面何以能够形成?如何评价?本文就此谈一点粗浅之见。     

“中兴”说的缘起与东汉士大夫的“中兴”理想

"中兴",是中国古代政治史中常见的政治术语。然而,"中兴"一词,却是一个出现甚晚的语汇。大约在西汉的宣、成时期,"中兴"一词才始见于记载。而"中兴"说的盛行,则出现在王莽篡汉至光武立国这一时期,"光武中兴"更成为东汉开国的典型叙述模式。至东汉和帝、安帝以后,"中兴"的内涵较以往更为丰满,"中兴"成为士大夫迫切渴望政治改革与王朝善政的政治理想,时人的奏议中,也常引"中兴"以批评时政、规范帝王。     

盖棺论未定：中兴观念与唐中宗历史定位之嬗变

通过神龙政变复位后，中宗先是将自己塑造成中兴之君，其后基于承继武周政治遗产的需要，很快又放弃中兴宣传。睿宗及玄宗并不认可中宗接续武周正统的做法，故恢复了对其中兴之主地位的认定，神龙功臣则被书写成实现神龙中兴的关键人物。随着顺宗神主附庙，不仅中宗中兴君主的地位被否定，宪宗君臣还改定了中兴的成立标准，中宗最终由中兴之君退化为反正之主。与中宗反复不定的历史定位相比，官方对神龙功臣的评价却始终比较稳定，二者出现了迥异的政治分途。中宗历史定位的反复与各个时期的中央政局紧密相关，同时也直接影响到了中兴观念的演变。     

论唐宪宗的“元和之治”——兼论“二王八司马事件”的性质

强盛的唐王朝经过“安史之乱”,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及阶级、民族矛盾日趋尖锐;政治混乱,经济凋敝,民生维艰。尤其是肃代之际实行的所谓“宽仁”之治,导致藩镇跋扈,渐成祸根,加之德宗的轻举妄动和刚愎自用,酿成了“四王”、“二帝”之乱,唐王朝的大厦岌岌可危。在这大唐王朝命运攸关的时刻,宪宗君臣励精图治,制定和实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平定了藩镇割据,加强了中央集权,缓和了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造成了“元和中必”的局面。应该说宪宗李纯是当时进步势力的代表。本文试就宪宗的“元和之     

浅析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对宋代政治军事的影响

“杯酒释兵权”是北宋初年宋太祖赵匡胤为了加强中央集权而采取的一项非常重要的措施。“杯酒释兵权”的实施,大大加强了宋朝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巩固了皇权制度,造成了统一的政治局面。为中国再次形成大一统王朝提供了可靠的政治军事保障,也为宋代文化科学事业的发达创造了有利的社会环境。但同时也产生了“冗官”、“冗兵”、“冗费”的现象,这些问题的存在导致国家财政开支增加,行政缺乏效率,军队缺乏战斗力,为以后的政治改革添加了阻力,最终使宋王朝陷于积贫积弱的局面。     

中国外交活动中涉台问题研析

在中国与世界互动的大背景下审视台湾问题,首先应对我国外交活动中的涉台问题进行分类与细化分析。中国外交因台湾而引发的难题大致有传统意义上的外交代表权之争、台湾拓展与某些国家的政治和军事关系而引发的中国与相关国家的外交冲突、台湾加入国际组织的问题和国际经济与文化领域存在的涉台问题等。而这四类难题的出现与国际社会对台湾问题的政策和态度密切相关:许多国家不断发展对台关系尤其是经济关系;对台策略以“政经分离”为基调,特别是近年出现“以经促政”趋势;部分国家事实上认同了台湾的“政经实体”地位;“维持现状”、“避免用武”日益成为多数国家对台湾问题的首选方案,等等。这些都构成中国处理台湾问题的国际压力。中国一方面需要努力使“和平统一”方针和对台政策得到世界各国更多的理解与支持;另一方面也需要认真考虑世界各国对台湾问题的意愿和诉求,在维护中国主权完整的前提下做必要的政策调整。     

“理番政策”与台湾少数民族社会变迁刍议

本文着力论述了日据时期台湾殖民当局的“理番政策”及其对台湾少数民族的影响。在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过程中 ,日本“理番政策”的手段是剿抚兼施 ,其间根据情势的变化有所侧重 ,以图达到培育“日本情结”,使台湾民众心甘情愿做日本“顺民”之目的。在日本“理番政策”作用下 ,台湾少数民族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及社会文化确实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 ,本文认为 ,这些变化反映了台湾少数民族传统社会对新的情势的一种调适与反应     

大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认同状况调查——以皖西北地区大学生为例

90后大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出现弱化趋势,表现为对“道路”内涵理解片面、对“道路”的前途认识模糊、对相关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政策存在疑虑.出现弱化趋势主要原因在于部分党员干部的腐败、学校教育的缺陷、大学生身心发展缺陷、国外社会思潮的干扰、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认识不足.针对弱化趋势,提出应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加强国情教育和形势政策的引导,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魅力,最根本的还是要大力发展生产力.     

试析门阀制度政治内涵的演变——从东汉末年到隋唐时期

门阀制度是封建地主阶级特权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汉末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门阀制度的影响在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文章将这一时期划分为东汉末年、曹魏和西晋、东晋、南北朝、隋唐五个阶段,将门阀制度放在不同阶段进行讨论,以找出其政治内涵的演变过程.     

人生永恒的真诀——《禅真逸史》

《禅真逸史》作为《金瓶梅》之后诞生的一部重要的长篇小说,其性质归类虽多有歧异,但其核心主旨却在借南北朝后期至隋唐之际的社会背景,以虚拟化的手法,曲折反映作者对理想人生的独特见解。主角人物林时茂由儒及佛、由佛及道、再由道而儒、儒而佛道,其经历的人生四个历程,恰构成中国传统封建知识分子一个完整的生命追求历程和心灵演变史。书中对杜伏威、薛举、张善相三个历史人物的改塑,既是服务于作者这一思想理念,更与作者有意融合《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四大奇书为一体的创作风格密切相关。其世情描摹的生动真切,更使其书在艺术上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元明戏曲的蒙太奇意识初探

元明戏曲中的“蒙太奇”主要包括“连续蒙太奇”、“平行蒙太奇”、“交叉蒙太奇”、“心理蒙太奇”、“声画蒙太奇”和“多舞台结构”等。元明戏曲蒙太奇意识产生依据有二：一、戏曲的思维方式和心理基础：二、戏曲假定性、虚拟性和程式化的特征。其深层原因与戏曲形成发展的特殊历史道路密切相关,也与传统文化的背景有关。这些“蒙太奇手法”在元明戏曲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论古典长篇小说中的"榜"艺术

《水浒传》、《西游记》、《封神榜》、《红楼梦》、《镜花缘》、《花月痕》等小说广泛存在“榜”现象。“榜”在小说文本里或于开篇做个总体的预见和暗示,或于小说中间做相关的提示,或于小说的结尾处做一个总括。“榜”将众多的人物和事件统筹起来,从而起到介绍人物与人物定位、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等作用。重点分析了“榜”在小说文本中的概况与特征,探讨“榜”在古典长篇小说中的艺术。     

黄老无为而治与西汉前期社会经济的重建

道家黄老无为而治的政治思想,第一次登上政治舞台,作为治国安民的指导思想,在西汉前期的社会经济的重建中,取得了极为显著的成效。一是当时的形势需要无为而治;二是黄老无为重视法治,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和重建;三是黄老无为强调发展经济,主张轻徭薄赋,藏富于民。黄老的这些主张在西汉前期都转化成具体的现行政策,因而为建立强盛的汉帝国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简论两税法的内容及其历史地位

两税法是唐代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是适应当时土地集中、商品经济发展的赋役制度。两税法的总原则是“量出制入”,其主要特点是以资产定税。这一制度否定了“以丁身为本”的赋役制度,征税标准从人丁转移到土地资产,对唐朝后期的政治以及唐以后历代税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国封建社会赋役制度发展中的里程碑。     

圣俗之间:《礼记·明堂位》的礼仪空间探讨

作为中国礼仪空间的典型形象,明堂建筑的外在形态与上古中国神话宇宙观的关联,秦汉以来论说甚多,尤以当代学人研究详赡.而对以<礼记·明堂位>为主要文献的明堂内部空间叙事却触及甚少.空间要素如"门"、"墙"、"阶"、"位"与"向"等在先秦礼仪过程中,是内外攸分、正仪辨等标识身份、地位和权能的象征符码.它以模式化的空间叙事在种种仪式中,显示礼仪参与者之间亲疏远近、贵贱尊卑等社会伦理关系,实现了权力与秩序以及君临天下的空间功能.笔者借助仪式理论和考古建筑遗址复原图,尝试从仪式空间的角度对其进行微观探讨,主要目的在于揭示那些潜藏在"明堂"之"位"中的观念及其与明堂建筑的象征关联,从仪式空间的三个层面思考人们怎样通过模式化的叙事建构一个有意义的文化空间.     

准确把握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一系列论述 ,阐明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政治目的 (共产党的领导 )与经济手段 (现代化建设 )的统一。这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政治本质论。它为我们正确认识和批判“左”、右两种思潮的理论根源提供了依据 :社会主义经济本质论 ,就是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在经济上。它要么表现为一种经济体制决定论 (认为公有制、按劳分配和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 ) ,要么表现为一种经济效果决定论 (认为发展生产力和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 ) ;它是“左”、右两种思潮的理论根源 :右的思潮 ,也就是反对坚持政治原则 ;“左”的思潮 ,则是不知应从政治原则方面去判断姓“资”姓“社”的问题。因此 ,只有彻底扬弃社会主义经济本质论 ,才有利于排除“左”、右干扰 ,为改革开放摈除精神桎梏     

明清时期《水浒传》研究方法及其现代承传

明清时期《水浒传》研究格局主要由传统的文献学手段、晚明以降的评点式研究、思想评论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等方法所支撑。20世纪初以来,现代意义上"水浒学"的形成与丰富,虽然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对种种西方理论方法的引进与采用,但传统研究方法的优势并没有被完全取代:在《水浒传》的成书、本事、版本及作者等方面,传统的文献学手段依然是最主流、最有效的途径;序跋式批评则在现代《水浒》传播中蜕变为"出版说明"、"前言"、"编者的话"等形式,仍旧发挥着"批评"的功能。20世纪初以来的《水浒传》研究多次被卷入政治斗争,其实也与明清时期《水浒传》思想评论中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     

通货为本 鬻奇为末——王符《潜夫论》中商之本末说论析

东汉王符撰写的政论著作《潜夫论》共三十六篇,其中《务本》、《浮侈》、《爱日》等篇专论经济。针对东汉和帝、安帝时期政治昏暗、贵戚宠臣穷奢极欲,从而引发虚伪游手浮食众多、本末不足相供的现状,王符提出农工商均可富民的经济观点。认为农工商各有本末之分,强调"夫富民者,以农桑为本,以游业为末;百工者,以致用为本,以巧饰为末;商贾者,以通货为本,以鬻奇为末",只要各务其本、各抑其末,就会最终实现"富民","成太平之基,致休征之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