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挪而未用”行为之定性

挪用公款罪立法上的不完善导致理论界和实务界对该罪的诸多问题都存有争议，对于“挪而未用”的行为如何认定即是其中较突出的问题。文章试从挪用公款罪的犯罪构成、犯罪形态等角度着手，认为对于“挪而未用”的行为应当认定为构成挪用公款罪的既遂。     

挪用公款罪的停止形态探析

故意犯罪停止形态之分析应以刑法规定为依据,以刑法理论为指导.我国《刑法》第384条规定的挪用公款罪有三种行为模式,因而本罪的停止形态应具体分析.非法活动型挪用公款罪的实行行为是“挪用＋进行非法活动”的复合模式,其中,“挪用”是手段行为,“进行非法活动”是目的行为,也是本罪构成要件之结果.非法活动型挪用公款罪是隔时犯,其存在四种停止形态,“挪而未用”构成犯罪时属于未遂形态.营利活动型挪用公款罪与非法活动型挪用公款罪在构成要件上具有相似性,亦存在四种停止形态,“挪而未用”构成犯罪时属于犯罪未遂.普通使用型挪用公款罪是非隔时犯,不存在未遂和既遂形态,只有预备和中止形态.     

论挪用公款罪的立法完善

论挪用公款罪的立法完善徐逸仁全国解放以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对挪用公款的行为，通常都按违反财政纪律问题处理，很少有定罪追究刑事责任的。新中国制定的第一部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也没有规定挪用公款罪。这就是说，立法者并没有将挪...     

挪用公款受贿量刑不应数罪并罚

挪用公款罪的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一直备受理论与实务界的关注和争议。最高人民法院于1998年出台的司法解释,规定因受贿而挪用公款构成犯罪的,按数罪并罚处理。笔者对此持否定意见,认为因受贿而挪用公款仍属于单纯的一罪,不发生数罪并罚问题,并从行为的罪数性质、该解释的合理性分析、挪用公款罪的立法背景和立法例的比较等四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理由与依据,以及对该行为从一重处断的主张。     

挪用公款罪客观认定评述

挪用公款后的具体用途体现了"公款私用"的程度,应该成为挪用公款罪的构成要素.理解挪用公款罪中的"使用"应当从货币的职能出发,凡是对货币五种职能进行利用的行为,都是使用货币."挪而不用"分为纯粹的"挪而不用"和不纯粹的"挪而不用",前者是指挪用时没有特定使用目的的挪用,其实质是贪污,后者指以特定目的进行的挪用,但尚未将公款用于该特定用途的行为,该情况构成挪用公款罪既遂.     

论挪用公款罪的几个疑难问题

挪用公款罪的认定涉及到挪用公款的数额和挪用时间，而不同的使用目的对数额和时间的要求不同，多次挪用或一次挪用都会出现对所挪公款用于不同的活动的情况，从而导致定罪和量型的复杂性。     

信用证诈骗罪相关司法认定的疑难问题研究

刑法对信用证诈骗罪没有规定“数额较大”,为此引起了该罪究竞是行为犯还是结果犯的争论,这一争论关系到该罪既遂标准的确定。对于“骗取信用证”的理解与适用,主要在“骗取信用证”的对象是谁、“骗取信用证”之后是否还需要“使用”行为、“骗取信用证”的行为定性可能存在哪些情形等问题上存在较大争议。使用伪造、变造、作废的信用证或者骗取的、合法取得的真实有效的信用证作为担保骗取银行的“打包贷款”的,应当如何定性,意见并不统一。     

论挪用公款罪的犯罪主体和客观方面

挪用公款罪是贪污贿赂类罪中的一个重要罪名,实践中发案率较高。但由于法律规定相对模糊,使得人们对这一危害行为在认识和处理上存在一定的分歧。文章就挪用公款罪的犯罪主体、犯罪客观表现中的有关问题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     

挪用不动产权利凭证的定性分析

针对个罪行为的具体性规定显然满足不了复杂多样的司法实践需求,例如文章探讨的挪用不动产权利凭证用于抵押、担保、租赁等行为如何定性的问题.因此期待立法者进行法律修改,将直接追求公物的交换价值而非使用价值的各种挪用行为归入挪用公款罪的评价范围.     

挪用公款罪中的“公款”及相关几种“挪用”行为性质的认定——兼与熊选国博士商榷

挪用公款罪的犯罪客体首先是国家财经管理制度和“公款”的占有和使用权,其次才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公款”应当限于“具有直接支付功能的公共财产”。“挪用”有价证券、定期存单和作为结算依据的金融凭证等均不属于挪用公款。“国库券被司法解释拟制为公款”的观点值得商榷。“以使用变价款为目的挪用公物的行为以挪用公款罪定罪处罚”的观点,与“从实质上把握‘公款’的内涵”的观点不宜推广。有必要厘清挪用公款犯罪客体的内在属性,理顺立法、司法思路,考虑在立法上单设“挪用公物罪”、“挪用有价证券罪”和“滥用金融凭证罪”。     

“组织未成年人犯罪”司法疑难探析

由于刑事责任年龄与未成年人年龄界定之间的冲突,引起本罪与相关犯罪之间发生竞合。应当厘定本罪与相关间接正犯之间的界限。本罪的“组织”行为与教唆行为性质并不相同。本罪的范围不限于实施与财产有关的活动。同时,应当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指导,认定本罪的着手和既遂。     

交通肇事罪中“因逃逸致人死亡”问题探究

新刑法对交通肇事罪进行了比较重要的修改,涉及到"因逃逸致人死亡"问题,理论上争议颇多.本文通过对交通肇事罪中"因逃逸致人死亡"问题的罪过形式、法律性质、适用范围及其定罪的分析探究,加深对此问题的理解.     

绑架罪中“杀害被绑架人”的再认识

关于"绑架过程中杀害被绑架人"的性质,从罪数理论来看,其既不是结果加重犯,也不是结合犯,更不应归结为包容犯,而是数罪,应数罪并罚。另外,至于其发生阶段,自行为人开始着手实行绑架他人的行为直至不法要求实现的整个过程中,都存在杀害被绑架人的情况。     

自首的本质及“余罪自首”相关问题探讨

对有关自首本质的诸观点进行了评析,认为自首的本质应当是＂自告自受＂,并对自首的内涵、界定标准、自首的基本特征及其构成要件等方面进行了较为详细地阐述,还就＂余罪自首＂的基本要件及其与＂普通自首＂的本质区别、＂余罪自首＂的主体扩大、＂其他罪行＂的理解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关公文化”在黑社会（性质）犯罪中的影响

"关公文化"在中国传统道德观念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所体现的"忠、义、信、勇"是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瑰宝和丰厚的文化遗产.在黑社会(性质)犯罪危害日益严重的今天,"关公文化"被黑社会所扭曲、利用,奉为神灵.深入分析"关公文化"对黑社会(性质)犯罪的影响,有助于正确认识、分析黑社会的特点和本质,更有力地打击、铲除这一社会毒瘤.     

犯罪本质特征检讨和重构

按照通说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质特征,其地位和作用在刑法中是举足轻重的,但现在却已经受到诟病.在批判把社会危害性和刑事违法性作为犯罪的本质特征的基础上提出,犯罪的本质特征应是应受刑罚惩罚性.     

论刑法中“国家工作人员”的认定

国家工作人员的正确认定 ,不仅关系到特定犯罪的定性问题 ,而且还涉及到对犯罪人的处罚轻重。本文意图立足于我国现有法律规定及客观实际 ,通过追溯我国对国家工作人员的立法变化过程 ,以及对刑法第 93条中几个特定概念含义的分析、阐述 ,找到一条现阶段认定国家工作人员范围的相对合理、合法的途径     

从习水8．15案看废止“嫖宿幼女罪”的必要性

从刑法适用的角度看存在废止嫖宿幼女罪的必要性,从客体方面上看,嫖宿幼女罪并未能够有效保护其所要保护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从客观方面看,嫖宿幼女罪导致了在违背幼女意志的认定上出现自相矛盾的情况;从主观方面看,嫖宿幼女罪事实上人为排除了因嫖宿行为人主观心态转化所导致的犯罪转化。     

金融诈骗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之思考

目的犯是指以具有超过罪过要素的一定主观目的行为为必要的犯罪,以此标准判断金融诈骗罪是目的犯,要求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作为目的犯的金融诈骗罪立法上是不周全的,应当把金融诈骗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全部规定为明示,司法中采用推定的方法,在立法中增加非目的化的金融诈骗犯罪。     

对足球“黑哨”问题的反思——兼谈体育专业的体育意识和法制教育

人们非常关注的足球“黑哨”问题,已被我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确认为商业犯罪。为进一步提高体育专业学生的体育意识和法律观念,文章联系足球“黑哨”的性质、动机分析探讨,旨在养成当代大学生良好的体育竞争意识,推动学校体育竞赛活动蓬勃健康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