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响亮地提“写英雄”的口号——兼谈“写英雄”与“写新人”的关系

(一) 粉碎“四人帮”后,不少作者致力于描写社会主义时代的新人形象。乔光朴(《乔厂长上任记》)、陆文婷(《人到中年》)、刘毛妹(《西线轶事》)、李秋兰(《内当家》)、亚女(《心香》)、容儿(《山月不知心里事》)等等多种多样的新人形象,被成功地塑造出来,标志着我们的文艺从十年迷雾笼罩的灰黯天空,回到了现实土地之中,生根、开花并且结出了累累硕果。高尔基曾说过,文学是跟着生活的脚步     

论欧洲19世纪小说女性形象的悲剧命运

19世纪欧洲的作家们精心塑造了一个个受压抑的女性形象,真实地再现了这一世纪欧洲不同阶层妇女的命运。其中小仲马的《茶花女》中的玛格丽特,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白痴》中的娜司泰雅,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中的苔丝,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中的欧也妮,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安娜,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中的娜拉,是这一类女性的代表。文章对这六位女性形象的悲剧命运进行了具体的剖析,并揭示出造成其悲剧的根源。     

论安娜之死

安娜是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宁娜》中的重要形象 ,这部小说最后以安娜卧轨自杀而结束。长期以来 ,关于安娜之死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说法 ,即安娜之所以选择死亡是因为她在同当时的贵族集团的斗争中遭到了失败。但本文作者从安娜本身的性格特点入手来分析她的死因 ,进而得出结论 :一手把安娜推向死亡深渊的不是别人 ,正是她自己     

安娜·卡列尼娜形象简评

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珍品，从本世纪40年代起，这部小说就成为我国文学界的热门评论对象。在50－60年代，评论界几乎一致认为托尔斯泰以其精湛的艺术歌颂了小说女主人公安娜·卡列尼娜的爱情追求。到了70年代末和80年代中期，个别评论家提出了另一种观点，认为托尔斯泰对安娜的生活追求持否定态度。近年来，研究者在安娜形象评价上表现出多种分歧，引起了我对探讨安娜形象评价问题的兴趣。《安娜·卡列尼娜》的出现是有其时代历史根源的。1861年俄国开始推行权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改良——自上而下废除农奴制…     

不由自主的倾向——《父与子》的创作过程

杜勃罗留波夫评论《前夜》的文章,使屠格涅夫愤然离开了《现代人》杂志,但他却离不开这家革命杂志所提出的社会问题。他一年多之后创作出来的第四部长篇小说《父与子》,在一八五九——一八六二年的俄国急剧动荡的社会背景上,真实描绘了代表不同社会阶级力量、不同思想路线的两代人的精神风貌以及他们之间的隔膜与较量,塑造了时代之子—平民知识分子革命者巴扎洛夫这一新人形象,反映了贵族阶级及其思想无可挽回的颓势和新人     

幕后“安娜”：爱情犹如温水煮青蛙

从《双面胶》中的胡丽娟。到眼下热播的《王贵与安娜》中的安娜，以及正在北京拍摄的《媳妇的美好时代》，不知不觉间。海青成了“媳妇专业户”，也成了电视台的收视保障。     

安娜与简·爱形象略论

在众多的外国文学形象画廊中,要论刻画得最生动美丽、最能撼动人心、使人过目不忘的女性形象,当属安娜·卡列尼娜和简·爱.她们一个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大师托尔斯泰于1877年完成的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中的主人公,一个是英国批判现实主义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于1847年发表的长篇小说《简·爱》中的女主人公.虽出自不同国度,不同性别的作家之手,但在她们身上却不乏其共性,皆以其独立的人格力量及对爱情的矢志追求,激励、感动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本文拟从以下几方面对其作一浅要分析,揭示出她们永具魅力的奥秘。     

电影《安娜与国王》的后殖民女性主义评析简

电影《安娜与国王》是好莱坞据安娜·利奥诺温斯的自传体小说改编拍摄的反映19世纪泰国（当时称作暹罗）宫廷的故事。电影讲述了英国安娜在暹罗宫廷为暹罗王蒙库的58个王子和公主担任老师期间发生的故事。文章以爱德华·赛义德的“他者”和钱德拉·塔尔佩德·莫汉蒂的“第三世界妇女形象”等后殖民概念为理论基础，从安娜与暹罗国男性的抗衡及安娜与暹罗国女性的形象塑造差异等方面，对该影片折射出的西方后殖民文化霸权进行剖析，得出东方暹罗国只是作为西方英国存在的一个“他者”．东方男人暹罗王蒙库只是衬托西方白人女性安娜的一个“他者”的结论。     

冯嘉怡：爱生意更爱拍戏

冯嘉怡这个名字也许不为人广知,但提及他的荧屏形象,却都小有名气：《双面胶》里的医生谭一刀,《王贵与安娜》里的周科长,《蜗居》里海藻的上司、地产老板陈寺福,《鲜花朵朵》里的李秋实,《媳妇的美好时代》里的李若秋,虽都是小角色,但个个都出彩。     

易卜生《玩偶之家》在中国的四种读法

挪威戏剧家易卜生(1828—1906)的《玩偶之家》在现代中国,尤其是五四时期,影响之大,是今日读者难以想象的。易卜生的易卜生主义和社会问题剧,尤其是《娜拉》(现译《玩偶之家》)极大地满足了那个时代的批判现实、追求变革的需要,因而受到热烈的赞赏和追随。一些当事人曾高度评价易卜生造成的这种影响。博斯年这样说:“……据我看来,胡适之先生的《易卜生主义》,周启孟先生的《人的文学》和《文学革命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同是文学革命的宣言书。”1925年,茅盾在《谭谭<玩偶之家>》一文中说:“易卜生和我国     

《安娜·卡列尼娜》的女性主义解读

列夫·托尔斯泰的文学名著《安娜·卡列尼娜》中,安娜作为俄国时代变迁的牺牲品,为自己过上"真正的人"的生活而做出了灯蛾扑火般垂死的挣扎,这样一位美丽的女性代表着俄国一大批被迫害的女子,只是安娜勇敢地站了出来,为了得到自己的爱情,不惜与黑暗的封建社会对抗,最终她意识到自己的人生被虚伪包围,令人窒息,走向了死亡。本文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分析安娜?卡列尼娜的形象。     

朝鲜古代汉文小说雏形《新罗殊异传》中的女性形象

朝鲜古代小说的滥觞,是9至10世纪的《新罗殊异传》中的志怪、传奇一类的作品,如《竹筒美女》《首插石楠》《虎愿》《仙女红袋》(又名《崔致远》或《双女坟)》等。在这些作品中,《仙女红袋》和《金现感虎》(又名《虎愿)》中的女性形象在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体现了善良、宽容的品质和忍辱负重、坚韧持守的精神。     

《安娜&#183;卡列尼娜》婚姻爱情主题探讨

重新解读《安娜·卡列尼娜》的文本和分析列夫·托尔斯泰的家庭生活 ,不难看出婚姻爱情主题才是《安娜·卡列尼娜》的众多主题中的基本主题 ,列夫·托尔斯泰的婚姻爱情观和这一婚姻爱情主题具有现代意义     

安娜和爱玛的悲剧成因探析

《安娜.卡列尼娜》和《包法利夫人》中的女主角安娜和爱玛的悲剧成因具有不少异同之处。共同点主要体现在:两人都没能珍惜原有幸福美满的婚姻家庭;用情太专、自我迷失;对家庭和婚姻缺乏责任感和义务感。不同点主要体现在:安娜强烈的负罪感和经济、感情的依赖性使她日益自私、偏激;爱玛则过分地追求脱离实际的浪漫激情。安娜和爱玛的悲剧至今仍在我们的生活中不时地重复上演,对她俩的悲剧成因进行比较分析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南充师院学报》1982年1—4期目录

篇名作者期数文学钎论文艺批评要宽厚一点正确的文艺批评有利于创作的繁荣浅谈文艺评论的标准真实不就是一切在四川省毛泽东文艺思想讨论会闭幕会上的讲话试论文艺家解决感情问题的重要意义 —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一乎叙体会应当响亮地提“写英雄”的口号 —兼谈“写英雄”与“写新人”的关系关于诗歌的哲理探索石士玉泽亚、魁赵增楷马识途葛启进阳进亚朱洪国现、当代文学艾芜谈他的创作真实地形象地反映现实生活—写作报告文学《杭洪八勇士》的体会一颗金子似的心 —谈《日出》中苹喜的形象浅谈鲁迅与契诃夫的小说试论冯雪…     

安娜与贞子

(一) 日本现代的著名作家德富芦花(1868—1927),在给其长兄德富苏峰的信中写道:“是以强健如兄者必然同情强力,孱弱如弟者必然同情弱者矣。”“兄重视国力之膨胀,走帝国主义道路;而弟则愿承雨果、托尔斯泰、左拉诸先生之教诲,执人道主义之大义,因循自己之社会主义。”(此信后作为他的长篇小说《黑潮》的“代序”)。德富芦花遵循世界文学三位大师的人道主义思想,创作了他的代表作《黑潮》(1903)。当我们研读《黑潮》时,发现它与《安娜·卡列尼娜》(1877)在反映社会现实、历史     

报章政论体的开拓者王韬

王韬(1828—1897),初名利宾,字兰卿,号仲弢,别号弢园老人。江苏长洲(今吴县)人。王韬是中国近代史最早提出“变法自强”的少数有识者之一。比康有为、梁启超要早上十年,是近代早期维新思想的代表人物。同时,王韬也是一位文学家,写了不少文言短篇小说和散文。在散文领域,他最值得称道的成就是,开拓了报章政论体。他于1874年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这是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张政论报。王韬自任《循环日报》总司事,主持报务,并且发表了为数众多的“社说”(即“社论”)。其中,《变法》(上、中、下)、     

农林医药大学和部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类)2003年引证数据

根据清华大学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和中国科学文献计量评价研究中心2004年11月《中国学术期刊综合71证报告》(见下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影响因子为0．1828，在19家农林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类)排名第2，在95家理工农医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类)排名第9。     

卢梭《爱弥儿》

卢梭(1712——1778年)是法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和伟大的民主主义教育家。1762年他发表了教育名著《爱弥儿》,在这部半小说体、半论文体的作品中,鲜明地提出一个摆脱封建旧教育的影响,造就新人的理论体系,展示了一幅新人教育的图景。卢梭认为,应该把爱弥儿培养成为以个人劳动为基础的小生产者。正如他自己所说的:“至于我,我也在教育我的爱弥儿怎样     

浅谈潘德舆《养一斋诗话》中的“质实”

清代诗人、诗论家潘德与(1785——1839),字彦辅,号四农,江苏山阳(今淮安)人。出身子衰落的书香世家,早年“屡困州举”(应乡举十二次)道光八年(1828)中举人,年已四十四。此后六次参加会试,出入京师,没有考取进士。道光十五年(1835)大挑一等,以知县分发安徽,因不愿“趋走省垣,候大府驱遣,作令不知何年”,未赴。四年后便死去了。一生未入仕途。著有《养一斋诗文集》二十六卷,《札记》九卷,《诗余》三卷,《诗话》十三卷。他的《养一斋诗话》,在嘉庆、道光间的诗坛上,不论是诗学观,还是对古人诗歌的评骘,都有重要意义,今天亦不乏借鉴价值。郭绍虞先生称之为“严肃认真”的诗话之一,并选入《清诗话续编》。现就个人闻见所及,对其主要观点之一的“质实”作一番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