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勃洛克与戴望舒诗学思想的异质性

勃洛克和戴望舒是俄中两国象征诗派的代表,两位诗人虽然在诗学思想上都直接或间接受到法国象征主义诗潮的启发,但是在各自的文学与文化语境及诗人本身的差异中走出了不同的"象征"之路。通过对两位诗人在诗学传统、诗学立场、诗学观念三方面的平行比较,析出其诗学理论的同源异质性。     

戴望舒与道家文化

由于对道家文化的接近与体贴,戴望舒在他一生的处世、为人、诗歌创作、择取西学的路径等方面有鲜明的独异性特征.戴望舒与道家文化的关联很深,老庄哲学、诗学、美学思想对他影响极大,并内化为潜在心理机制,影响着诗人的人生选择与诗艺追求.他在爱情生活中选择逃避、他的悲天悯人的忧郁气质、他钟情于死亡书写、独特的诗歌写作的运思方式、诗歌经典意象的营造等等,都具有鲜明的道家文化特色.     

艾青与戴望舒诗人相惜

正艾青《大堰河》出版的时间,恰好是戴望舒与卞之琳、孙大雨、梁宗岱、冯至等人在上海创办《新诗》月刊的次月。戴望舒带着新出版的刊物来到艾青的住处,吃了闭门羹,他留下名片,怏怏而返。好在艾青见到名片后,按地址回访了戴望舒。两人一见如故,从那以后,艾青开始源源     

李金发与戴望舒的现代主义诗歌

李金发与戴望舒的现代主义诗歌王泽龙不少人认为，戴望舒是站在李金发失败的起点上前进的。或者认为，李金发的象征主义诗艺探索最终走入了死胡同，戴望舒的诗歌代表了现代象征主义的成功探索。这种将本为一脉相承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潮的两个阶段的创作对立起来的倾向，是与...     

论托马斯·曼与《布登勃洛克一家》

时代之子托马斯·曼有人说,托马斯·曼在文坛上的出现就象米尼微从朱庇持头脑中蹦出来一样,迅速而突如其来。他二十二岁开始写作,二十五岁完成了长篇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一举成名,跃居德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高峰。托马斯·曼谦逊地把自己的成功归之于他的时代。歌德七十五岁时说过:“我极占便宜的事情是,自己出生在一个世界大事逐日相接的时代。”托马斯·曼生活的那个时代,也有着“足够辉煌的世界大事和变迁”。若说老年歌德曾满怀忧虑地预言自己身后的世纪(那正是托马斯·曼生活和创作的时代)是“浅薄的”,那末,经历了“世纪末悲哀”的托马斯·曼逐渐走出了悲     

戴望舒的诗论

文章扼要评述了戴望舒的诗论。指出由于融化了中国传统诗学、西方现代诗学和诗人自己的创作经验,其诗论颇具匠心独得的理论意义;但由于片面化和绝对化的缘故,其诗论也存在值得商榷的地方。主要的理论失误,是将诗的内容和形式截然分开,并滑向了“内容惟一”、轻视形式的偏狭。     

试论勃洛克早期抒情诗的主人公

亚历山大·亚历山罗维奇·勃洛克(1880—1921)是俄国象征主义文学潮流中涌现出来的最有才华的革命诗人,也是苏联初斯诗歌钓代表性诗人之一。他不但创作了史诗式的长诗《十二个》,讴歌了人类最伟大革命——十月革命,而且创作了另一部“史诗”,这部“史诗”是由他毕生创作的优秀的抒情短诗组成的,被诗人命名为诗体长篇小说《人化三部曲》。这部抒情史诗作品运用独特的象征艺术方法,以心理自白的艺术形式,在十月革命时代的宏大背景上,展示了自传抒情主人公的内心的“世界生活”及其发展演变的历史。诗人用这个内心世界生活的演变过程,艺术地概括了旧世界向新世界、旧文化向新文化、旧人性向新人性演变的过程,用心灵的“苦难的历程”表现了历史的进程。     

勃洛克诗歌中标点符号的陌生化

勃洛克诗歌中陌生化手段的运用,不仅表现在语言方面,而且表现在标点符号的运用上.这种标点符号的陌生化手法,大大增强了他诗歌的表现力、感染力和他在俄罗斯诗坛的影响.     

关于勃洛克和他的抒情诗

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勃洛克(1880—1921)是俄罗斯苏维埃的伟大诗人。今天,在苏联以及西欧,人们对他的诗越来越喜爱,对他的评价越来越高了。勃洛克对俄罗斯现代诗歌曾起了巨大作用。他的同代人,苏联最杰出的作家们,曾对他作出过正确的评价。早在1919年,高尔基就曾向一位文学爱好者说:“请相信勃洛克吧,上帝作证,他是真正的诗人,他是最勇敢最真诚的人。”在1921年,马雅可夫斯基也曾写道:“勃洛克的创作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诗歌时代,……他对当代诗歌曾给了巨大的影响。……勃洛克是为人们所热爱而永远不会被遗忘的诗人。”     

艾青戴望舒审美意识比较

比较是一种鉴別。曾有人以戴望舒等人的创作为例,断言,远离时代、潜心于自我感受的诗人对诗歌艺术贡献最大。但是,如果比较戴望舒和与他几乎同时的艾青的创作,就可以看出,刘现实审美把握的深浅与艺术独创性的大小是成正比的,一个诗人创作的美学价值又与这种独创性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为什么我们恰好选中了艾青与戴望舒呢?因为在这两位诗人之间,我们可以发现一种微妙的对应和相似,这种对应和相似既是他们互相联系的契机,又是我们观察他们之间差异的重要角度。     

戴望舒抒情格调试析

戴望舒的诗几经命运沉浮，却始终魅力不减，在凝聚的艺术中，无论是悲哀、绝望和欢愉，都写得含蓄细腻，饱满而有节制，泛滥的情感化成了可感的经验与审美意象。其中，隐藏着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对孤单卑微的个体生命细腻敏锐的体验，隐藏着一种生命的悲剧感。     

戴望舒时代的先行者

以李金发为代表的初期象征派诗人,是戴望舒时代的先行者,他们的象征主义诗艺引入和诗学探索,丰富了新诗的艺术表现和艺术品格,推进了现代新诗的发展。     

戴望舒诗歌的意象

戴望舒诗歌的意象是中国古典诗词中的原型意象演变生成的 ,并带上了时代特征和个人特征 ;在意象表现上采用了渐进式、轴心式、并列式、迭加式、通感式等多种组合方式 ,因而戴望舒诗歌的意象具有独特的美感     

超现实主义与戴望舒《灾难的岁月》

戴望舒最后一部诗集 《灾难的岁月》的价值在于它是超现实主义影响下所构成的独创。本文论及接受影响的背景及具体表现， 特别是艾吕雅的影响。该集以超现实的神奇表现， 融个人哀痛于民族苦难的咏唱之中而获成功， 成为抗战诗歌史上不朽的丰碑。     

论戴望舒对魏尔伦的翻译与批评

魏尔伦是法国象征主义大师,新文学运动初期,象征主义和魏尔伦被自觉地引入现代中国。在魏尔伦的翻译和接受上,田汉、李思纯、梁宗岱、周作人等影响了戴望舒。1926-1944年戴望舒先后翻译了魏尔伦的6首诗,戴望舒对魏尔伦的诗表现出持久的热心,几乎是持续地追求对魏尔伦更多的理解,魏尔伦启示了追求诗歌音乐性的创作道路。戴望舒的一些诗歌意象可以在魏尔伦的诗中发现相似的模仿痕迹。     

先锋精神与公民意识的交融--勃洛克诗歌研究

通过对俄国著名诗人亚力山大·亚力山德罗维奇·勃洛克一生创作的诗歌的深入分析研究,得出一个响亮的结论:勃洛克诗歌的最大特点在于先锋精神与公民意识的交织与融合,且呈现出一种独特的魅力,较之纯象征主义的神秘、虚幻多了一份明朗、厚实,而较之纯公民诗,则又多了一份含蓄与韵外之致。勃洛克诗歌的这一特点具体表现为:第一,向往彼岸与关注现实的并存与融合;第二,沉入自我心灵和思考知识分子与公民的命运相互交织融合;第三,革命与道德的交织与融合。     

勃洛克及其长诗《十二个》浅议

亚历山大·勃洛克是十月革命后俄国诗坛的一颗巨星。长诗《十二个》是诗人创作的顶峰。它受到广大读者热烈欢迎,也遭到一些误解和非难,后一种情况在马雅可夫斯基的长诗《好》发表以后更为突出,至今无多大变化。对此,我们想谈一点肤浅看法。(一)一个向着我们这边突进了的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好》的第七章有一句很有名的诗:“勃洛克的俄罗斯正在沉没。”诗人这一观点得到不少人的赞同,如有人就认为马雅可夫斯基“艺术地再现了勃洛克内心的两重性。对于勃洛克来说革命是高兴的事,也是悲哀的事,因为勃洛克本人所属的那个世界正在革命的汪洋大海中沉没。”几十年来,已形成一种观点,即马雅可夫斯基是为新俄罗斯文化奋斗的勇士,勃洛克则是旧俄罗斯文化的象征。     

戴望舒诗的现代性举要

戴望舒作为中国20世纪30年代现代主义诗歌的领袖,强调新诗“应该有新的情绪和表达这种情绪的形式”,主张写“纯诗”,统摄在他诗歌中忧郁感伤的情怀,是诗人通过对自我灵魂的本真思考得到全面的展示;诗人灵魂与自然意象的融合,既表现与西方象征主义诗歌的密切联系,又深印着传统文化的心理情结。     

论戴望舒诗的独特性

本文结合戴望舒代表作《雨巷》,分析了他的诗作所呈现出的苦难中国的一位正直的知识分子复杂而痛苦的心灵历程,和他借鉴中国古典诗歌传统和西欧现代主义敏感、复杂的情愫。     

勃洛克和他的《十二个》

苏联现代诗人勃洛克,人们喜欢称之为“象征主义诗人”,这似乎已经成为定论。对于他的诗作《十二个》中出现的耶稣形象也众口一声:不正确,非革命,是勃洛克宗教救国思想的表现。其实,把勃洛克归入“受象征主义深刻影响的诗人”行列中去比较合适.《十二个》既然是受了象征主义影响,用了象征笔法。耶稣也是一个象征,它不等于宗教里的基督,而是“神圣的革命或革命的神圣”的意思,竟或说是革命领导者的象征。因而《十二个》是歌颂革命队伍的正确诗篇,不能说勃洛克“对革命本质的理解有不正确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