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苏轼咏梅词《西江月》的编年和主旨

苏轼贬谪惠州时期的咏梅词《西江月》,是一首颇负盛名的作品.宋毛晋《圣求词跋》云:“其《咏梅》词寄调《东风第一枝》,先辈与坡仙《西江月》并称.”词云:玉骨那愁瘴雾,冰姿自有仙风.海仙时遣探芳丛,倒挂绿毛么凤.素面常嫌粉涴,洗妆不褪唇红.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关于这首词的编年和主旨,《东坡乐府笺》云:“王案:丙子十月,梅开作.”《渔隐丛话》:“《冷斋夜话》云:‘东坡在惠州,作梅词.时侍几朝云新亡,其寓意为朝云作也.’在《附考》中,又引《冷斋夜话》云:‘东坡渡海(此有误,朝云之亡在东坡渡海之前,——     

“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论苏轼的和陶诗

一苏辙在《东坡先生墓志铭》中曾说:“公诗本似李杜,晚喜陶渊明,追和之者几遍。”所谓苏轼“晚喜陶渊明”主要是指他晚年贬官惠州(今广东惠阳)、儋州(今广东海南岛儋县)期间特别喜好陶诗。实际上,苏轼喜好陶诗,早在贬官黄州(今湖北黄冈)期间就开始了。当时他就把自己躬耕的东坡,比为陶潜游过的斜川,把陶潜的《归去来辞》隐括为《哨遍》。苏轼写作和陶诗,也是从元祐七年(1092)知扬州时就开始了,曾和陶潜《饮酒》诗二十首。不过,苏轼大量写作和陶诗确是在绍圣元年(1094)十月二日到达惠州以后,这同他在政治上的失意是分不开的。苏轼认为自己同陶潜的性格和遭遇有很多相似之处:     

清初樊庶编东坡《海外集》版本考与价值论

明清海南本土对苏轼海外诗文选本的整理尤为重视,先后形成了《居儋录》《海外集》两个版本体系。清代临高县令樊庶自发编纂的《宋苏文忠公海外集》（康熙四十三年,1704）上承“居儋”,下启“海外”,是迄今所见唯一一部评批本《海外集》。其价值有二：一是樊庶本《海外集》在戴熺本《海外集》（万历四十七年,1619）域内失传的背景下,作为后世《海外集》的实际母本,在东坡海外诗文选本的编纂史上厥功至伟;二是樊庶本《海外集》对海南风物的注释、对东坡诗文（特别是和陶诗）的评点别出心裁,在清初诸多注苏、评苏选本中独树一帜。     

《哀江南赋》“用无赖之子弟”解

作认为陈寅恪先生据杜甫《咏怀古迹》认为《哀江南赋》中“用无赖之子弟，举江东而全弃”二句即“指武帝事而无赖子弟指侯景”一说认为不妥，并据同“王子召戒”句主要应指引狼入室之临贺王正德。又旁引东魏杜弼为证。同时作指出，谭天璧，纪馥华选注的《瘐信诗赋选》中“用无赖之弟”句注亦不够准确。     

《有美堂暴雨》诗题辨

这首诗的诗题,各本都作《有美堂暴雨》。洪迈《容斋四笔》卷二“有美堂诗”条下云: 东坡在杭州作《有美堂会客诗》,颔联云:“天外黑风吹海立,浙东飞雨过江来。”读者疑海不能立,黄鲁直曰:“盖是为老杜所误。”因举《三大礼赋朝献太清官》云:“九天之云下垂,四海之水皆立”以告之。     

诗骚疑义五例

寤寐思服 《诗·关睢》求之不得,寤寐思服“之”“服”“(?)(?)释”思之也,郑笺释“事也”。后世多从毛传而无(?)(?)(?)释“服”为“思之”,先秦典籍中并无旁证(?)(?)(?)(?)(?)。“古书要注意语言的社会性。如果某字只在《诗经》这一句有这个意义,在《诗经》别的地方没有这个意义。春秋时代(及至战国时代)各书中也没有这个意义。那么这个意义就是不可靠的”(见王力为问熹《诗经词典》写的序文)这话说的极是。释“服”为“思之”就属于这种情况。 查服、甲文、金文、篆文形体大同小异,皆为强迫奴隶从事劳作之意。故《说文》释“服”为“用”,《尔雅》释“服”为“事”,《广雅》释“服”为“行”,为“任”。杨树达先生在其《积微居小学述林》“释服”条中,考证甚详。(?):“古文服字皆用为职事之义,故旧诂多训为事,此事字,当如今日通言谋事之事。……而综合彝铭,诗(?)《书》诸例,以职事释之云。”看来先贤释“服”为“事”实为的解,并无释“服”为“思之”者。 或以《尚收·康诰》“要囚,服念五六日《论语》释(?)(?)思之证,而服念之服,仍以释”事“为官服念(?)“从事思考”、“进行考虑”服念二字虽连文,却非联合关系,实为动宾关系。新《辞源》不从旧注,释服念为“反复考虑”,态度是审慎的,解释是合理     

《诗》“采采卷耳”新解——兼论《诗》无动词重迭式

<正> 《周南·卷耳》“采采卷耳”句中“采采”这一复词,历来注释家和语法学者多有解作动词迭用的。 1、毛传:“采采,事采之也。” 2、郑笺无注。 3、孔颖达《毛诗正义》申述传意,解“采采卷耳,不盈顷筐”为“言有人事采此卷耳之菜,不能满此顷筐”。 4、朱熹《诗经集传》:“采采,非一采也。” 5、陈奂《诗毛诗传疏》:“古采事同声。《尔雅》‘采,事也’。云‘采采, 事采之也’者,言勤事采之而不已也。” 6、余冠英同志《诗经选译》根据古注,译“采采卷耳”为“东采西采采卷耳”。注释家既把“采采”训为“捋取”之“采”的造用,语法学者也就把“采采”解作动词的重迭了。     

论东坡诗的“新”和“妙”

东坡《题吴道子画》云:“立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钱钟书先生认为这两句话概括了东坡诗的理论和实践,并对此二语作了精辞的阐述。(《宋诗选注》)这里需要进一步探论东坡诗的“新”与“妙”究竟当如何理解。“苏子瞻以新”(《后山诗话》),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连不赞成他的人也不能不承认东坡诗“新”。如元遗山《论诗绝句》:“苏门若有功臣在,肯放公诗百态新?”元遗山的意见,后人颇多异议。赵翼《瓯北诗话》云:“若反以新为嫌”,难道诗人只应该“拾人牙慧,人云亦云”,“抱柱守株,不敢逾限一步”?“新”正是诗的需要,文学是要不断创新的。而且,“新岂易言?意未经人道,则新;书未经人用过,则新。诗家之新正以此耳”     

论“小东坡”唐庚与苏轼的诗学渊源

“小东坡”唐庚与苏轼同为眉州人,晚年都有过安置惠州的贬谪经历.他自青年时期与苏轼有过一面之缘之后,便对其心生敬慕.在文学创作上,二人的诗学渊源也有迹可循.具体表现在:唐庚对苏诗语词意象的汲取与化用,以及对苏轼崇尚简约、精工诗学观念的激赏与尊崇.通过对苏诗的潜心学习,再结合自身的反复锤炼,唐庚最终得以自成一家,同时开启了南宋学苏之风,无愧“小东坡”的美誉.     

《三国演义》卷首词句句有来处

翻开罗贯中的长篇历史小说《三国演义》,最先扑入我们眼帘的便是一首《临江仙》词 :“滚滚长江东逝水 ,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 :青山依旧在 ,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 ,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 :古今多少事 ,都付笑谈中。”整首词句句有来处 ,由加工改造过的古典诗文名句连缀起来 ,可谓典范的“点铁成金”之作。前两句源出于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的“大江东去 ,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等几句词 ;第三句夺胎于《庄子·齐物论》里的有关文句 ,又似乎以陆游《示儿》的“死去元知万事空”一句诗为蓝本 ;第四句隐括刘禹锡《…     

成都西楼苏帖初笺

《成都西楼苏帖》,对于研究东坡的书法艺术和诗文,考证东坡事迹,都有重要的价值。东坡的书法在生前即负盛名,黄山谷评为“本朝第一”。他的墨迹被人们宝爱收藏,寸嫌片楮,亦视同拱璧。虽在元祐而党禁期间,东坡所书碑刻被毁坏的很多,但人们仍暗中宝藏     

《答俊书记学诗》钱说献疑--兼论元好问的诗禅观

钱锺书先生在《谈艺录》中说:《元遗山诗集》卷十《答俊书记学诗》:“诗为禅客添花锦,禅是诗家切玉刀”;下句正后村所谓“将铅椠事作葛藤看”,须一刀斩断,上句言诗于禅客乃赘疣也。句中引刘克庄语见《后村先生大全集》卷八《题何秀才诗禅方丈》:“能将铅椠事,止作葛藤看。”钱先生尝释此诗云:“隐讽诗与禅扞格不两立,文词乃禅家所斩断之葛藤也。”依钱先生之说,遗山诗意即:诗是禅客必割之赘疣,务斩之葛藤,遗山此诗对诗禅关系的看法,与     

《答俊书记学诗》钱说献疑——兼论元好问的诗禅观

钱锺书先生在《谈艺录》中说: 《元遗山诗集》卷十《答俊书记学诗》:“诗为禅客添花锦,禅是诗家切玉刀”;下句正后村所谓“将铅椠事作葛藤看”,须一刀斩断,上句言诗于禅客乃赘疣也。句中引刘克庄语见《后村先生大全集》卷八《题何秀才诗禅方丈》:“能将铅椠事,止作葛藤看。”钱先生尝释此诗云:“隐讽诗与禅扦格不两立,文词乃禅家所斩断之葛藤也。”依钱先生之说,遗山诗意即:诗是禅客必割之赘疣,务斩之葛藤,遗山此诗对诗禅关系的看法,与后村同调。     

东坡词的抒情性

<正>苏轼对词的开拓与创新在于他的“以诗入词”。刘熙载《艺概》卷四云:“东坡词颇似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也。”刘辰翁《辛稼轩词序》云:“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而传统的看法是诗言志、词言情。王若虚《滹南诗话》引晁无咎语:“眉山公之词短于情”。东坡词是否真的“短于情”呢?深入分析苏轼的词作,可以看出其词具有很强的抒情性。 先看苏轼豪放词的抒情特色。《念奴娇·赤壁怀古》作于苏轼政治生涯的最低潮——被贬黄州时期。作者有感于自己政治上的不得志,向往那些大有作为的古之豪杰,于是在游赤壁后借景抒怀,写下了这首抒情言志的千古佳作。词的一开头描绘古战场的壮观景色,为全词奠定了豪放的基调,然后再由“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二句从上阕的写景过渡到下阕的写人。作者热情赞美、向往“雄姿英发”的周瑜及其千古英雄伟绩。这是有感而发的,折射出自己功业未就的感慨。从“故国神游”而下,更是正面抒发自己的感叹,流露出较为低沉的情调,这显然是出自作者内心深处那种壮志难酬、无可奈何的情怀。     

议论虽多 何害为记——略析东坡亭、台记的艺术特色

陈后山曾说:“退之之记,记其事耳;今之记,乃论也。”意谓宋人作记有违于唐大家之正法眼。王介甫更认为:东坡《醉白堂记》如同韩、白优劣论;显见菲薄之诮。批评的矛头,则不约而同地落在一个“论”字上,对宋代论文者的这些看法,金人王滹南则极力辩驳:“夫文岂有定法哉?意所至则为之题,意适然殊无害也”;“议论虽多,何害为记”。他甚至说唐人作记“记其事耳”的特点,是“本短于议论”的结果。①褒贬如此各持一端,究竟孰是孰非? 检点《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四十八至卷五十四,共得《记》三十六篇,记亭,台、堂、阁者二十有四。其中,确实很突出地反映了东坡作记每每多好议沦的特色,本文就对这一特色及其得失、优劣作一些     

苏轼诗趣探微

在宋代诸多诗人中,唯独“东坡长于趣”。他的诗趣,另具一格,或借事兴怀,情采盎然;或奇想幻变,瑰丽清新;或庄中见谐,妙趣横生;或引譬连类,启人心智,堪称宋代诗圃中的一簇奇葩,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 风趣 苏轼生性幽默风趣,所作诗篇,句中常带幽默,行间洋溢风趣。《泛颖》,“我性喜临水,得颖意甚奇。到官十日来,九日河之湄。……画船俯明镜,笑问汝为谁?忽然生鳞甲,乱我须与眉。散为百东坡,顷刻复在兹。”瞧,苏轼兴致多高!到官十日,九天去颖水泛舟。颖水清澈如镜,清晰地映     

全唐诗拾遗(续)

说明《全唐诗凡例》有言:“《唐音统签》有道家章咒、释氏偈颂二十八卷。全唐诗所无。本非歌诗之流,删。”自此,凡录唐诗者,即不收释氏之偈颂。《凡例》此言,当可商榷。确切地说,偈颂有非歌诗之流者,亦有即歌诗之流者之不同。只要我们将两者适当区别开来,即可选取。所谓“偈”,乃是梵文Gatha(偈陀或伽陀)的简称,义释为“颂”。梵汉双举,即云偈颂。一为佛经中的唱词,颂扬佛德;一即中国之诗颂。白居易在《题道宗上人十韵》诗中说:“如来说偈赞,菩萨著论议。是故宗律师、以诗为佛事。一音无差别,四句有诠次。”除佛经中的唱词以三十二句为一偈外,一般多以三字乃至八     

“用事”论

“用事”,又叫“用典”。刘勰说:“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文心雕龙·事类》)据此可知,用事(用典),是引用古事、古语含蓄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性的一种修辞方法和论证方法。王勃倾吐“怀才不遇”的牢骚,却说“冯唐易老,李广难封”(《滕王阁序》),就含蓄多了。萧统提出自己的诗学观点,则说:“诗者,志之所之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关雎》《麟趾》,正始之道著;桑间濮上,亡国之音表”(《文选序》),第一句和后面一联对偶的上半联引自《毛诗序》,下半联引自《礼记·乐记》,自己观点的正确性就不证自明了。     

“潜蛟”、“嫠妇”寓义考

苏轼《前赤壁赋》中有两句话:“客有吹洞箫者.倚歌而和之,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舞幽壑之潜蚊,泣孤舟之嫠妇.”一股学者多以为此二句是写洞箫声之悠然动听,是从音啊的效果上极力渲染那种幽怨悲凉的情绪,与李贺《李凭箜篌引》,中“老鱼跳波瘦蛟舞,吴质不眠倚桂树”等句作用表达手法相同.本文拟提出一点新的看法,认为二句是暗用典故以寄托不便明言的某些感慨.     

说“句”

“句”字在中古有两读,一曰“古侯切”,一曰“九遇切”。读为“古侯切”者即所谓“句曲”之“句”(或作“鉤”,后世改为“勾”,“钩”等),读为“九遇切”者即所谓“章句”之“句”。读为“钩”者是其本音,对此几乎无人怀疑,然而对其字形构造和本义,《说文》家们的意见则颇有分岐。《说文》句部曰:“句,曲也,从口丩声”。从目前的材料来看,各家都接受许氏“曲也”的说解,但对“句”字形体构造的分析,以及对“曲”的具体涵义的理解,则有四种不同看法。其一,可以段玉裁为代表,在《说文解字注》中,他没有对“从口丩声”提出异议,同时认为“句曲”是其本义,“章句”之“句”是后起义,取其“稽留可钩乙”之意。其二,可以朱骏声为代表,他的《说文通训定声》在“句”字的释义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