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适《诗经》研究释论

叶适的学术思想不同于正统的道学派,他的学术思想融合了事功和义理,他对《诗经》的研究和解读多有独特见解,立论新颖,论据充分,论证严密.他力辩孔子删诗说;关于《诗经》小序,也不盲目遵从和反对;主张以《诗经》立教.叶适的《诗经》学研究是宋学精神张扬的典型表现.     

二十世纪《诗经》出土文献述评

二十世纪《诗经》出土文献相对比较丰富，共有13处之多。这些出土文献在《诗经》的版本研究，训诂与音韵研究、早期儒家的引《诗》论《诗》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但目前对《诗经》出土文献还尚处于个案研究阶段，课题重复、综合研究不足。应在传统研究的基础上，运用多学科交叉，从《诗经》的学术史、思想史、流传与分布、阶层等多方面进行综合研究。     

戴震《诗经》研究方法简论

戴震的《诗经》研究与前贤、时贤相比,除了具备传统治《诗》方法的训诂字词、疏通章句以外,还善于运用当时比较先进的方法。例如:注重因声求义,善于归纳义例,利用金石材料和语法修辞,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等特点,这些方法对后世《诗经》的研究产生了较大影响。     

梁启超《诗经》研究述略

梁启超对于《诗经》及《诗经》研究的论述虽然没有严密的系统 ,但确可视为“诗经学”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一个重要环节。他分《诗经》为“南、风、雅、颂”四体 ,并分别作了详细的解释 ;他将《诗经》作为研究周史的重要史料 ,并认为通过《诗经》研究可以寻绎当时中华民族的心态与生存状态 ;他从学术史家的高度 ,对诗经学史进行了论述 ;在《诗经》的文学研究方面 ,他也有独到见解。综而观之 ,梁启超在《诗经》研究方面所做的除塞拓通的工作为后人开辟了广阔的研究天地     

江有诰《诗经韵读》与王力《诗经韵读》用韵之比较

采用统计法,全面统计了江有诰《诗经韵读》与王力《诗经韵读》的用韵,发现两部《诗经韵读》用韵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韵脚字入韵字理解不同;非韵脚字是否入韵处理不同;韵脚与非韵脚是否押韵理解不一。通过比较发现,王力先生《诗经韵读》对江有诰《诗经韵读》有匡补之功,他订正了江氏的诸多纰缪,可谓“前修未密,后出转精”。此外,江氏于个别篇章的用韵的分析是正确的,而王先生的分析尚有商榷之处。     

《诗经》与南朝民歌比较研究

《诗经》作为我国文学史上具有代表性的文学样式,对后世的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南朝民歌也同样受到了《诗 经》的影响。对于《诗经》与南朝民歌的研究,主要从诗歌产生的特定历史环境来论述二者存在的本质上的不同;从诗歌内容选 材上的相似之处,在范围、语言特色、主题的不同之处,以及表现形式所呈现的明显不同、艺术手法上存在着共有的修辞手法和 人物刻画及表现手法上的差异,通过对比二者间的同与异,在对比中更好地体会民歌独特的艺术魅力。     

《诗集传》与朝鲜李朝时代权近《诗浅见录》诗经观的比较研究

朱熹《诗集传》是诗经宋学的重要代表,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重要突破,影响甚巨。李朝初权近《诗浅见录》是韩国现存的古代最早研究《诗经》的著作,也是很早就将朱子《诗集传》介绍到域外的论著之一。当前韩国诗经学的研究国内才刚起步,权近的《诗浅见录》是《诗经》域外传播研究的重要著作,同时,朱熹《诗集传》也对李朝诗经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朱熹《诗集传》和权近《诗浅见录》的诗经观进行比较研究意义重大。     

《诗经》的风格体系

《诗经》的风格体系由优美崇高至于风雅颂彼此的不同 ,再进至风雅颂内部小类别间的不同 ,最后是具体各诗篇风格的不同 ,层次分明 ,各成体系     

《诗经》篇名之研究

《诗经》篇什的命名在先秦典籍中颇具特色。本文分三层加以探讨:一、《诗经》305篇中不一样的题目只有295个。其中有8个题目管了18首诗。(同题诗篇的内容有无异同,可以研讨。)二、295个题目中,有290个是从篇名句中选用字样的,(其余5个从诗篇外取名。)选用有其位次上独特的惯例。三、着重论析篇名选字的定律与原委,并且阐述其跟《楚辞》、《论语》、《孟子》的不同。     

“安大简”《诗经》研究动态

作为迄今为止发现最早且较为完整的《诗经》抄本,安大简《诗经》自2019年《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一)》一书整理出版以来,对简本《诗经》的研究逐渐引起学界重视。从“中国知网”“万方数据”“读秀”和“超星”四个大型学术网站对安大简《诗经》研究的相关论著进行统计的结果来看,目前发现研究成果已多达70余篇,其中大致可分为“常识性介绍”“字词研究”“韵读研究”“文本性质研究”“文本结构研究”以及“价值研究”六个部分。其中,对简文字词训释的研究最为丰富。安大简《诗经》作为一个不同于《毛诗》体例的《诗经》抄本,它的发现和研究,丰富了《诗经》的研究材料,有助于窥探先秦时期《诗经》早期的文本面貌;对研究《毛诗》的文本演变、解说诗旨以及对先秦古文字的考释等具有重大意义。     

今文《诗经》之《齐诗》传授考

有关《诗经》中《齐诗》的传授情况,前贤今哲的相关著作只是简略地提及,经学专著只有简略的、仅列人名的传授表,俱无考证内容,且彼此说法不一.根据散见于各种文献中的有关记载,可以整理出来的<齐诗>传授情况如下:始授者为辕固生;第二代传授者是通五经、明阴阳的夏侯始昌;第三代传授者是开创了用专著来授徒的后苍和孙氏;第四代传人为匡衡、翼奉、萧望之、白奇,他们大都身居高位,使《齐诗》发展达到了最高峰;第五代及以后的传人主要分三个群体:与王莽关系密切的满昌及其弟子张邯、皮容与马援;受到王莽重视的师丹及其弟子班伯、班固;见证《齐诗》由盛至衰的经学世家:伏理及其弟子.     

向熹《诗经译注》与其上古语言研究

《诗经译注》是向熹先生系统研究《诗经》语言和汉语史的学术背景之下的产物.全书分解题、原文、韵读、译文、注释五部分.解题建立在深入研究原文的基础上,但又视野开阔,不限于文本内部的循环解释.对《诗经》原文诗句的分行,体现出对古诗多两句一意的独到看法.韵读体现了撰者对上古韵部划分的见解,译文则约略体现出译者《诗经》语言学成就及对先秦文化等多种学科领域的理解与研究.注释以解词为主,其他内容如文化解释或修辞手法提示、注音等也多围绕解词进行;要皆说有依据,反映了注者学风的严谨.     

《文心雕龙》征引《诗经》分析

《文心雕龙》中征引《诗经》有80余处,但文学界研究《文心雕龙》与《诗经》关系的文章很少。本文针对这个以往文论界较少关注的问题,将《文心雕龙》中征引《诗经》的部分摘出,以再现刘勰对《诗经》的高度赞颂和深入研究,并揭示刘勰大量征引《诗经》内容对纠正南朝不良文风的重要意义。     

论傅斯年的《诗经》学思想

傅斯年关于《诗经》方面的论著主要有《诗经讲义稿》、《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以及《宋朱熹的<诗集传>和<诗序辩>》等。在这些论著中,他将《诗经》看作是先民之民间文学作品,这对于打破经学传统,从而推动《诗经》学研究的现代化无疑是具有开创意义的。他在《诗经》产生年代的考定上提出了四条路径,使得《风》、《雅》、《颂》中各篇章的时代界定更加确当,从而推动了《诗经》产生年代研究的深入发展。在他看来,孔子并没有删《诗》,只是对其中的《雅》、《颂》作过编辑和整理。这对于人们正确认识孔子和《诗经》的关系具有指导意义。他对《诗》学的梳理,既重点突出,强调了《毛诗》和朱子《诗》学,又新见迭出,如对三家《诗》异同的论述、对《毛诗》来源的论述、对《毛诗》战胜三家《诗》原因的探讨、对朱子《诗集传》特色的归纳,都有异于常人之处。这些观点不仅充分展示了傅斯年研治《诗》学的成就,而且对近代《诗经》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孔子诗论》与戴震的《诗经》研究

戴震反对前人舍《诗序》而论《诗》,以毛、郑为“陋儒”,定郑、卫为“淫诗”的作法,肯定了《毛诗序》为子夏之学,即使非其亲为,而其中之师承当不诬;并且认为,“变风变雅”也如“正风正雅”一样,同样反映了社会现实生活,与“里巷狭邪”,淫僻烦惑之事毫无关系。由今日出土的材料可见,戴震所言与《诗论》的意旨极其相近。以《孔子诗论》与戴震治《诗》的基本观点作比较,说明了戴氏的《诗经》研究著述对今日的《诗论》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同时,《诗论》也为研究戴震的治《诗》成就出示了证明。     

《诗经》--地域文化的渊明之光

从地域文化的视角研究<诗经>,古已有之,而探讨<诗经>所表现出来的一些显著的地域文化现象则成为我们进一步研究<诗经>的一个切入点.从<诗经>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州文化、三秦文化、齐文化和宗周文化等若干鲜明的文化现象.     

《诗经》《楚辞》比兴艺术之比较

比兴是中国诗歌艺术的两种传统的创作手法，它伴随着诗歌的产生而产生，也伴随着诗歌的发展而发展。先秦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高峰期，在这时期，比兴大致经历了一个由萌芽到成熟以至繁荣的发展过程，它完成了诗歌艺术由巫术的、功利的转化为抒情的、审美的这样一个伟大的质的飞跃，对其后文学的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比较而言，《诗经》以兴的大量出现、比的抒情因素增长、用法纯熟巧妙标志着比兴的成熟，而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则以比的泛化延伸、比兴构成象征体系并具有形象美和意境美标志着比兴的繁荣。     

对比《周易》与《诗经》女性观之异同

反映周朝不同时期思想文化的《周易》与《诗经》,在对待女性这个问题上,有很多相同之处,也有很多不同之处。《诗经》无疑承继《周易》,不过,《诗经》收集的反映西周晚期以来的诗歌,对女性束缚之严厉,比《周易》有过之而无不及。由此也可以得出一般结论：即在男权社会较为稳定,男人们管理社会游刃有余时,就会对女性待以宽容;相反,在社会较为混乱,男人们管理社会力不从心时,就会对女性加以责难。     

胡适《诗经》研究再评价——与夏传才先生商榷

２０世纪后半叶，学术研究史开始兴起，夏传才的《诗经研究史概要》出版于１９８２年，是迄今为止我国唯一部《诗经》研究史著作，在《诗经》研究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本文仅就夏著中对胡适的某些评价与夏先生商榷，以期对胡适的《诗经》研究进行重新评价，并对胡适在这一方面的学术地位作出新的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