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观照之“入乎其内”与“出乎其外”——中国“出入”说、“虚静、物化”说与西方“移情”、“距离”说之比较

东西方的美学理论,有相同的共性,但其文化的差异,使得它们在具有共同规律的同时,又具有明显的差异。文章试图将中国传统的“虚静、物化”、“出入”说理论与西方具有可比性的“移情”、“距离”说进行比较分析。“出入”说虽然由来已久,但真正从审美观照角度来谈“出入”法的是王国维,而“虚静、物化”理论则从老庄就开始了。西方的“移情”、“距离”说是近代西方美学具有巨大影响的理论,它们产生的时间和观念虽与中国传统的美学理论有着不谋而合的某种契合,但与中国的美学观念还是有本质的差异的。文章以中国的“出入说”、“虚静、物化”理论为主轴,以“移情”、“距离”做比照,分析其同异。     

冯友兰“义”“利”观摭谈——以“人生境界说”为分析文本

冯友兰的“人生境界说”不仅继承了传统儒家公利即“义”、私利即“利”，“义”高于“利”的传统，而且发展了传统儒家的“义”“利”观，认为“义”、“利”不仅有对立的一面，更有统一的一面，个人利益，尤其是个人的物质利益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他的这种“义”、“利”观可以称为“义以为上”的“义”、“利”统一观，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在路上”的修行者——“中间代”诗人的精神成长史

1990年代以来,“中间代”诗人已经在“诗路”上前行了20余载,与他们取得的成就相反,这拨诗人从命名到写作还存在着诸多争议和问题,使其内心呈现出难以排遣的精神焦虑与压迫感.而作为沉潜、内敛的一代,他们面对物化时代的文学生存环境,却以坚韧的性格和不断精进的诗艺手法,守护着诗歌的尊严,为诗坛树立了一面精神风旗.     

社会史视域中的延安“全民性”文艺建构

社会学的阶层论是阐释延安民间文艺结构的线索。集体性、口头性、传承性与变异性是民间文艺与延安文艺的“共性”特征,由此为会党民间文化注入先进性。在民歌实践上,集体性引导了延安新民歌的大众化方向,口头性回归了民歌的音乐本质,以“活文学”之“源”实现民歌的创造性转化,而对“秦风”的传承与变异则是延安新民歌发生的历史维度之“流”。理论上,民俗艺术的“全民性”形成了“民族形式”的社会基础,实现了新生活艺术与“旧传统”的融合。     

从文化差异谈“填鸭式”教学与“放鸭式”教学

从小学到大学都不乏有厌学或因厌学而辍学的学生，还有部分学生由于长期处于被动学习的状态而丧失积极获取知识的渴望，过分依赖老师，自学能力差。种种现象如光从表面分析或批评并不能真正地解决问题。教学方法的产生与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本文从文化对比分析的角度，阐释导致中国教师“填鸭式”教学无法被完全摒弃的根源，以及与外教“放鸭式”教学在文化方面的差异。通过对比分析，了解中国的深厚文化，追根溯源，并结合外教“放鸭式”教学方法中新颖、活泼的特点，取其精华，以求探索出一种适合中国国情、受学生喜爱的教学方法。     

“学”“习”

我国的第一本字典《说文解字》说：“学,觉悟（ju&;#233;w&;#249;）也。”意思是觉悟（知道）了就是学。听老师讲课是学,读书是学,在生活中看到了,感受到了,甚至闻到了都是学。有一句话“处处留心皆（jiē）学问”,说的就是学的真正意思。     

“中体西用”文化模式的历史文化渊源

“中体西用”文化模式之所以影响深远,既有历史的渊源,也有传统文化的影响。从传统的“用夏变夷”这一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准则到明末清初的“禁教”、“教学”的文化排外政策再到鸦片战争时期的“师夷”主张,可见“中体西用”论的历史积淀很深;而从文化上看,有两个重要的因素：一是文化交流的一般规律使然;二是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其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的影响。     

试论“虚静”说与“距离”说

道家的“虚静”说与西方的“距离”说都是审美鉴赏中审美主体的态度和修养,二者在揭示审美活动主体作用的特征上表现出很大的一致性,不仅在于二者都是进入审美活动之前,审美主体对审美容体的一种有动机的选择性的行为,同时,二者都是强调在审美观照中保持一种非理性的、无功利的态度.然而,由于“虚静”说和“距离”说是在不同的文化中孕育出来的,因此,二者之间仍然存在巨大的差异.首先,道家的“虚静”说与西方的“距离”说产生的哲学渊源不同;其次,“虚静”说主要强调物我两忘的状态,而“距离”说主要强调物我有别;再次,道家的“虚静”说比西方的“距离”说适用范围更广.     

“七·一”颂——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献词一首

春雷震天一声响，七一诞生共产党。 三座大山被推翻，农奴翻身得解放。 农民分田又分地，工人参政主人当。 “两弹一星”震国威，科教兴国显辉煌。     

寻觅“人生问题”的解答——析王国维哲学追求

王国维是位饱受传统文化价值观儒化 ,而又受西方文化洗礼的一代国学大师 ,身处近代中国由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变时期 ,从文化价值层面着手 ,由对康德、叔本华哲学的信奉到以实证科学的精神对其责难 ,孜孜以求既“可爱”又“可信”的“真理” ,希望困扰他的“人生之问题”得到解答。然而事与愿违 ,哲学使他陷入两难的困境中 ,不得不放弃哲学研究 ,走向文学寻觅     

基于心理契约理论民营企业“家文化”建设研究

“家文化”作为中国社会的本位文化以其独特的魅力受到众多民营企业青睐。然而,企业及员工对于“家文化”的认知错位、制度建设缺位导致“家文化”被道德绑架、新生代员工价值主张多元化等问题导致“家文化”建设难以发挥真正的效用。需要从企业文化视角正确解读“家文化”;加强制度建设,保障“家文化”建设;充分认识“90后”新生代员工价值主张,发展“家文化”。     

学习“七一”讲话精神 努力实践“三个代表”

江泽民同志的“七一”讲话提出了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党建设的大方向 ,即“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高等学校的改革与发展要以“三个代表”为根本指导思想 ,使学校教育真正走进社会 ,走向经济战场 ,使教育真正成为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重要方面 ,使师生成为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实践者。要以“三个代表”为指导 ,从思想建设、作风建设和组织建设着手 ,把高校领导班子建设好。     

日语的“表”与“裏”

语言是人们相互交流的重要手段，又能反映民族特点和民族文化。本文从日语的“表”和“裏”在语言中的表现“内”与“外”、“建前”与“本音”等几个方面来剖析“表”和“裏”，以进一步加深理解日本文化和日本民族特点。     

清朝多民族“一体论”及其政策实践研究

[提要]有清一代,清朝统治者面临以“夷狄”统治“华夏”、以“少数”统治“多数”的现实,为了实现对全国各族人民的统治,他们采取了兼顾利益和平衡关系的策略,一面反复强调“满洲根本”“首崇满洲”的基本国策,一面又不断强化“满蒙一家”“满蒙一体”“满汉一家”“满汉一体”的民族观念。在推进“一统中国”的进程中,清朝统治者提出了多民族“一体论”,从思想文化、用人制度、经济生活、民族关系诸多方面制定政策并付诸实施,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调和了社会矛盾、巩固了政治统治,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满、蒙、汉等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推动了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从“自在”走向“自觉”的历史进程。     

读书之“破”与“立”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是唐代诗人杜甫的名句。后人对这两句诗的前一句作过不同的解释。其中,清代仇兆鳌《杜诗详注》举有三说：一日“胸罗万卷,放左右逢源而下笔有神”;二日“书破,犹韦编三绝之意,盖熟读则卷易磨也”;     

学习“七一”讲话精神 努力实践“三个代表”

江泽民同志的“七一”讲话提出了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党建设的大方向,即“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高等学校的改革与发展要以“三个代表”为根本指导思想,使学校教育真正走进社会,走向经济战场,使教育真正成为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重要方面,使师生成为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实践者.要以“三个代表”为指导,从思想建设、作风建设和组织建设着手,把高校领导班子建设好.     

“和文化”与跨文化传播

中华“和文化”若要实现跨文化传播,应厘清如下议题：1．中华文化缺乏跨文化能力的原因;2．到底什么是中华文化,对外传播中华文化要传播什么;3．“一多不分”是“和文化”的特征：君子有“和”文化,小人有“同”文化;4．“一多二元”不是“和”文化;5．“和文化”是具有穿透力的文化;6．学习比较中西文化精神的阐释话语,是中华文化跨文化传播的根本能力。     

日本“和”文化的双重性

日本文化归结起来是一个“和”字。这种“和”文化有其双重性：日本人崇尚以“和”为贵而又待人敬而 远之;日本人“团体意识”极强,有其积极作用,而又有排外的消极因素。我们应当积极引导日语学习者充 分认识日本“和”文化的这种双重性质。     

论“兴寄”说与杜甫“沉郁顿挫”诗风

“兴寄”说是唐代重要的诗学理论,它要求诗歌创作抒发诗人的性情,并通过“比兴”表现手法来寄托诗人的政治理想和抱负。杜甫更强调诗人的内在复杂情感与外在景物之间相互交融的关系。杜甫用他的诗歌创作实践了“兴寄”说．即在注重诗歌社会价值的同时,注重诗歌本身的艺术价值,从而形成了“沉郁顿挫”的诗风。《秋兴八首》正是杜甫“沉郁顿挫”...     

也说“来”“去”的空灵性

动词“来”“去”有多种用法，一般人都只注意到它们表实在意义的一面，很少有人注意到它们有表空灵性的一面。大部分语法书避而不谈，或者语焉不详。该文由对朱著的一点疑问出发，从句子的主语和V2的宾语(句中第二个动词的宾语)之间的关系来考察，试图总结代表空灵性的“来”和“去”互换的条件，以便从中寻求某种规律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