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家庭福利政策探究

在人口变迁与社会发展过程中,我国家庭规模逐渐缩小,传统的家庭功能已经受到严重冲击。因此,单纯地依靠家庭能力难以摆脱贫困、医疗、就业等困境。中国的家庭福利政策属于补缺型的家庭福利政策,应当尽快向普惠型和发展型转变：从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加强事前预防,投资家庭成员,扩大政策受益对象等方面重构家庭福利体系。     

美国儿童家庭寄养制度的变革与借鉴——基于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主义的福利辨析

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展家庭寄养的国家之一,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殖民时代。在三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中,美国儿童家庭寄养制度在"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主义"两种价值取向交织下不断向前发展,国家与社会的福利供给角色也不断发生改变。发展至今,形成了以永久家庭安置为核心的政府主导、社会强制报告、专业社工服务为一体的家庭寄养体系,在"自由"与"干预"之间实现了平衡,为我国在适度普惠儿童福利背景下,从政府主导、保护主体多元化、提供预防服务方面建设完善困境儿童救助与家庭支持福利制度给予了有益启示。     

和谐社会视域下家庭建设的路径选择

当代中国正处于快速转型期,家庭也处于一个深刻变化之中。与家庭相关的各种社会关系、伦理道德和家庭本身结构与功能的变化,使得家庭面临诸多新问题。从和谐社会的视角出发,和谐家庭建设的路径选择包括中国传统家庭伦理文化资源的批判与继承、现代西方家庭民主管理方式的借鉴与吸收、建立“以人为本”和性别和谐平等的新家庭价值观,以及社会政策对转型期家庭危机的干预力度等。     

论当代中国家庭政策的基本价值取向

家庭在工业化、市场化和全球化浪潮冲击下面临严峻挑战,表现为家庭功能弱化、家庭责任和风险增大等,亟待政府给予政策扶植和帮助。为此,家庭政策的价值取向必须作出调整和改变。家庭政策的价值取向是家庭政策的价值基础,它围绕国家与家庭、个人与家庭、男性与女性等方面之间的利益关系而展开,在国家、市场、社会、家庭和个人之间达成均衡。从目前中国家庭状况及其需求分析,中国家庭政策的基本价值取向主要是注重政府责任与家庭责任并重,家庭福利与成员福利并重,女性权益与男性权益并重。     

找回家庭：重构现代国家建设的社会基础

   家庭是现代国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工业社会的发展,原本隶属于私人领域的家庭事务逐渐进入公共空间。家庭政策是现代国家干预家庭事务的基本方式,其所涉及的核心问题是家庭与国家之间的权力边界。当前主要有三种家庭政策模式：家庭事务分离模式、家庭事务共担模式和家庭事务转移模式。前两种家庭政策模式从经济和社会的角度弱化了家庭本身的存在价值;东亚国家普遍采用的家庭事务转移模式,试图淡化国家与家庭之间的权力边界,家庭成为国家的政治同盟。伴随全球化的发展,家庭事务转移模式同样面临着双重困境：一是家庭成员日益觉醒的权利意识与集体主义的国家建设路径之间矛盾加深;二是东亚家庭在国家、市场和社会的权力角逐中日渐式微。       

独生子女形成的“四二一”家庭结构分析

独生子女政策是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核心,由此形成的独生子女家庭对传统家庭结构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作者对独生子女的家庭研究着眼于"四二一"家庭结构的分析.主要探讨"四二一"家庭结构的形成、家庭结构、代际关系和养老问题.作者对现有观点进行了归纳梳理,对比分析了各家学说,认为应当尽快构建与新的家庭结构相适应的社会养老体系.     

浅析欧盟成员国“家庭友好政策”

家庭友好政策是发达国家实行的旨在实现公平公正共享的重要福利措施.欧盟成员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政治结构、传统文化影响都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这使得其家庭友好政策的水平与模式也有所不同.但随着欧洲一体化的深化与发展,欧盟成员国的家庭友好政策正在趋向聚合.其中的重要原因就在于欧盟机制的协调规划作用.     

人口老化与社会政策:中国人的“家”与养老研究

家文化、孝文化是中国传统养老方式的支柱。在比较研究中,Jia(家),family,home,household以及house/housing的涵义交叠但并不完全重合,造成养老研究中相关术语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中西方养老模式同样既有明显差别又有潜在共同之处。中国家庭及其赡养功能的演变受到人口及计划生育政策的巨大影响,"4-2-1"家庭结构将转变为"4-2-2"家庭结构,这有利于未来家庭养老,但对于当前"婴儿潮"加"独生子女父母"这代人的养老,却是雪上加霜。家庭养老、养儿防老的功能日益减弱,仍然是一些政策与研究的基础。相比之下,西方的居家养老更强调老年人的独立生活与社会支持,而政府责任也并未随着福利国家的衰落以及社区照顾向家庭照顾转变而被忽视。必须跳出对家庭养老的历史缅怀或未来憧憬,切实解决这代老年人"不敢老"的紧迫问题,尊重他们非传统的养老意识和国际主流趋势,大力发展机构养老并探索中国特色的"寻家之路"。要真正地重视社区养老、机构养老、国家的责任、社会服务的提供和老年社会工作专业的作用等,把各种养老设施营造成老年人的新"家"。非常时期针对"潮独"问题发展社会养老,这是当前积极开展老年社会政策研究的一个必然思路。而中国总体公共政策由"经济国家"向"后经济国家"的转变,为沿着这一方向发展提供了历史条件。最后,社会政策研究还要注意所谓"社会福利不可逆"的现象,以免这一有针对性的养老政策在将来过时并造成国家负担过重。     

我国家庭政策变迁的制度逻辑——基于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的分析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重大时代命题，明晰家庭政策变迁的制度逻辑不仅是理解“中国之治”的重要视角，更是家庭发展和国家治理的现实需要。本研究将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嵌入中国场景，从自然物质条件、共同体属性、应用规则以及行动情境等变量出发，分析家庭政策的外部环境，探究家庭政策的特征，诊断影响家庭政策的制度因素，审视新中国成立以来家庭政策的变迁历程，进一步厘清我国家庭政策变迁的制度逻辑与内在机理。新时代我国家庭政策的推进要走向制度创新之路，尊重家庭在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形成支持家庭、保护家庭的外部环境，完善家庭政策体系的制度顶层设计，构筑积极友好的政策行动情境，有效提升政策效能，才能更好地回应新时代国家治理和家庭发展面临的问题。     

中国人口老龄化与居民储蓄研究

人口老龄化必然带来家庭储蓄和消费的变化,首先老年人口必然倾向于消费而减少储蓄,所以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必然会出现家庭储蓄的不利,进而降低社会储蓄率,再结合经济发展规律,人口老龄化很有可能影响经济发展;但是如果社会养老保障不足,反而会加强人们储蓄的动机,因此人口老龄化与储蓄的关系存在复杂的变化。文章从理论和文献研究两个方面论述人口红利理论。同时,由于养老金为代表的社会政策可以影响到居民储蓄,在此最后利用中国数据探讨中国人口结构变化与居民储蓄的关系,并从国际比较的视野和养老金角度分析了构建中国家庭较好的储蓄和资产配置的社会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