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WTO《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中“公共机构”的认定——以DSB案件对“国有企业”的认定为视角

WTO《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定义的补贴主体是政府或公共机构,但《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没有明确定义"公共机构"或作具体归类,令中国的"国有企业"定性成为问题。结合WTO争端解决机构的案例剖析"国有企业"认定存在的问题,可以发现仅讨论国有企业和公共机构的关系来认定是否存在补贴是不充分的,是否存在政府职能及政府职能与财政资助、授予利益两者关系的判断才是判断是否存在补贴的正解。     

美国联邦政府高等教育财政资助立法的历史发展与启示

财政资助并辅之以资助立法是美国联邦政府调控高等教育的主要方式。联邦政府每一重大财政政策的实施都伴有立法规范出台。在美国联邦高等教育财政资助发展史上,资助立法分别经历了肇始期、创建期、高峰期和延续加强期。每一时期的法律体制建设都定向和引领了联邦政府高等教育发展目标,对高等教育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历史推动作用。当然,联邦立法对资金使用的限制性和强迫性也干扰了美国大学所珍重的自由与自治精神。同为中央政府,尽管体制不同,美国经验对我国创建和完善高等教育财政资助立法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价值。     

资助低收入学生就读高等教育：美国的经验

资助低收入学生就读高等教育 ,是世界各国都十分重视的一项公共政策。美国在实施学生资助过程中 ,规定了低收入学生、财政需求、就学价格、家庭预期贡献等重要概念的标准和计算办法。受多种资助理念影响 ,美国学生资助是一种典型的多元混合资助模式 ,政府、高校、社会等机构通过奖学金、助学金、贷学金、工读计划等方式资助低收入学生。这种模式对于维系美国多元庞大的高等教育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国反补贴立法修订基本问题论纲

《反补贴条例》是我国在刚入世时为符合WTO的要求而匆忙制定的,条例与WTO法的表面一致并不能掩盖实践中逐渐暴露的具体问题。随着我国参与WTO体制的实践的推进和对WTO法理解的深化,在距离上一次《反补贴条例》修订的十年之后再进行修改与补充正当其时。我国《反补贴条例》的修订应当贯彻公平贸易的基本原则;把握我国在实施反补贴措施时集中暴露的程序与实体问题;学习欧美反补贴立法中的先进制度;从多哈回合谈判的中国立场考虑国内反补贴立法的可能走向;维护WTO体制,以更为开放的姿态反对贸易保护主义。     

知识产权法的利益平衡原则:法理学考察

利益平衡既是一项立法原则,也是一项司法原则,在知识产权法中也同样适用。知识产权法中的利益平衡原则可以从法理学的角度加以认识:它是知识产权法中协调利益冲突的需要,是实现知识产权法中平等与正义价值的需要,是知识产权法平等正义价值的应有之义,也是实现知识产权法中的公共利益目标的需要,是实现知识产权法之公共利益目标的基础和保障。特别是,知识产权法本身存在着重要的公共利益目标,而其本身作为保障私权的制度,这一目标的实现必须引入利益平衡原则。     

农业补贴与反补贴立法统一性论析

农业补贴与反补贴具有内在统一性,二者概念关联、动态界分和享有共同的公平观。我国现有农业补贴反补贴立法采取的结构二分模式,人为地割裂了农业补贴与反补贴的内在联系,使得我国农业补贴反补贴制度不免具有内生缺陷。必须改变传统农业补贴与反补贴制度在立法上的二分模式,回归统一立法理念,以整体性思维从立法思路、立法模式、性质定位、价值、目标与基本原则等方面重构我国农业补贴与反补贴制度。     

论我国反补贴立法的完善

反补贴措施是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允许的维护公平贸易、保护国内产业安全的手段之一.我国相关部门在反补贴立法方面已按照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要求取得长足的进步,但相对西方发达国家而言,我国的反补贴立法存在种种不足.作者参考了欧盟、美国的相关立法,并对照世界贸易组织的《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对我国的反补贴条例在立法体例、确定补贴的标准等方面提出了修改意见,并建议我国的反补贴条例应增加公共利益及反规避措施的有关内容.     

反补贴法律制度中的“FA”规则研究

不管国人如何抗辩、抵制,国外对华适用反补贴法的大门已经彻底打开。作为反补贴法律制度中的一项证据规则,FA(facts available)规则的任意适用可能对我国企业和政府招致极为不利的后果。因此,本文以加拿大对华碳钢和不锈钢紧固件反补贴案为例,对FA规则在该案适用中存在的不足及FA规则自身的漏洞等进行了阐述,以期对我国反补贴对策的研究有所启示。     

美国对华反补贴的新趋势及中国的应对策略

同长期以来反倾销明确针对中国不同,在以往的实践中,美国把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而不适用反补贴法.但近年来,美国改变立场,通过国内和诉诸WTO争端解决机制两条途径对华逐步适用反补贴,反补贴已成为中美贸易磨擦新热点.美国2012年通过的《对非市场经济国家适用反补贴税法》(4105法案)引起了中国的强烈反响.文章着重分析了美国反补贴立法和对华反补贴实践的发展态势,揭示了美国对华“双反”的本质,并就中国应采取的对策提出建议.     

区域发展权视角下的地方协同立法

地方协同立法是不同区域的立法主体针对共通性或牵连性事项制定共同规则的过程和结果。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法律保障是地方协同立法,一体化发展的目的即是解决区域发展利益不平衡问题。区域发展权从人权的高度关怀区域发展利益不平衡问题,是地方协同立法的权利基础和指导理念。立法是一项利益协调活动,为保障协同立法相关区域主体的发展利益,地方协同立法应确定区域平等、利益均衡和开放参与三项原则。根据上述原则,应构建和完善不同区域、不同部门之间在横纵向、内外部上的沟通协作机制,建立并优化获益主体与受损主体在重要事项和领域上的补偿性利益流动机制,健全社会公众有效影响协同立法的全过程参与机制以及立法主体间的交叉备案审查机制。      

“补贴与反补贴”问题与“公平贸易”分析

过度与不合理补贴以及滥用反补贴措施影响了国际贸易公平性和健康发展,扭曲或损害了贸易各国的利益,WTO《补贴与反补贴协议》(ASCM)的出台与完善,正是为了规范各国的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在WTO的框架下,目前各国的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出现了新的特点。中国应完善符合WTO规则的补贴制度,启动反补贴措施,并准备应对国外反补贴调查。     

经济危机中的贸易保护主义与中国的应对策略——以“两反一保”措施和经济刺激计划为对象

自2008年美国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后,各国违反WTO规则的贸易保护主义现象抬头,突出表现在包括许多国家对"两反一保"措施的滥用和经济刺激计划中的歧视性条款。在他国的"两反一保"措施方面,中国应重视研究部分发展中国家"两反一保"措施的滥用问题和某些国家在"两反一保"措施上的新动向,及时将它们滥用"两反一保"措施的行为诉诸WTO争端解决机构。同时,对他国经济刺激方案中的贸易保护主义内容,中国也应利用自身的"两反一保"措施和WTO相关规则加以有力制约。     

国际金融危机下的反补贴态势与应对原则

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形势和我国非市场经济地位的变化,反补贴措施已经成为我国贸易摩擦的一个新热点。通过分析国际金融危机下贸易形势的变化,指出研究反补贴措施的必要性,分析WTO框架下补贴与反补贴规则的演变、反补贴与反倾销措施的区别,并在分析中国补贴现状的基础上提出应对原则。     

WTO成员的贸易救济实践述评

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对反倾销措施、保障措施和反补贴措施等三种WTO框架内贸易救济措施在各WTO成员国的实践情况作出了述评.     

反补贴的国际比较及我国对策研究

在回顾了反补贴的起源与发展后,本文对反补贴实践进行了国际比较,分析了我国有关政策中与WTO《补贴与反补贴协议》不相符的规定,提出了我国的应对策略。     

“双反调查”的法律和案例分析及其启示

随着中国在世界贸易体制中作用的日益重要,美国和欧盟等贸易体改变了以往不对非市场经济国家采取反补贴调查的习惯做法,对中国产品征收了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中国也相应对外国产品进行“双反调查”。通过对近期案例的分析,争议点集中在国内补贴是否降低了产品价格的问题上。即便中国在WTO败诉,仍然可以通过由调查机构证明不存在双重计算的举证责任分配方式来维护自身的利益。     

加入WTO对江西中小民营企业的影响及对策

加入WTO对我国的民营企业带来了机遇和挑战,而江西作为一个不发达省份,它的中小民营企业面临着更为严峻的考验。中小民营企业在江西占有很大的比重,江西要实现在中西部地区的崛起,就必须重视中小民营企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在分析加入WTO对江西中小民营企业影响的基础上,提出了发展江西中小民营企业的相应对策。     

经济危机下的国际贸易规则

多边贸易规则所贯彻的原则、发挥的功能,是为了防止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WTO对反补贴、反倾销、贸易保护、进口许可证和其他贸易保护措施的实行程度都做了限制,但仍有部分国家在当前危机下钻贸易规则的空子。通过贸易保护主义和贸易自由化的对比可发现,多边贸易规则体系能够发挥其积极作用来应对当前经济危机。     

应对入世挑战 加快政府管理体制改革

入世是对我国政府管理能力的最大挑战.面对入世,我国政府在管理体制、企业主体制度、产权保护制度、市场准入、法制观念、社会保障制度、国内统一市场等方面存在诸多不适应的情况,制约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必须进一步转换政府职能、增大政府机构运行的透明度、完善企业主体制度和产权保护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统一市场、加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以应对入世带来的挑战.     

中国针对美国232调查进行反制的合法性分析

从国际法的角度分析,美国政府进行232调查不符合GATT第1条和第2条,且实质上为保障措施。DSU的严格规定导致中国的反制困难重重,其合法性的证明只能从WTO体系外的国际法入手,因而《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60条“重大违约”有成为DSU例外条款的可能性。在DSU无法为我国提供反制依据的情况下,一般国际法在特殊法领域可能存在适用的空间；通过引用《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可以使得引用WTO体系外条款具备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