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苏联伦理学到新伦理学:苏联解体的伦理学批判

苏联伦理学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苏联化,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发展史上伦理思想由道德意识形态向道德理论转变的一个特定的过渡阶段。1985年之后,“新思维”指导下的新伦理学初露端倪。道德伦理和社会发展变迁的作用与反作用以具体的方式表现在了苏联伦理学的终结和苏联解体的进程中。探索苏联伦理学的研究究竟如何一步步地远离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而走向终结,如何以伦理学的视解来反映从苏联到俄罗斯的转变历程,寻托苏联伦理学研究的病点是本文的主要任务。苏联伦理学研究的病点可以归纳为人道化、非理性化、新教条主义化。     

世纪之交伦理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回顾谈前景或未来，不能不想到近况与现况。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新伦理学上，不论近况或现况，都是令人满意的；对未来，我们是很乐观的。中国过去有长期注重伦理道德的传统，这是好现象。伦理学，不论在中国或西方，在哲学上都占着最重要的地位；也许，正因为如此，它才被历代封建统治者用来作为统治工具，以致在五四运动时期，得到很坏的遭遇。当时，有识之土，唤起人们注重民主与科学，这是对的；但同时又在“打倒孔家店”口号下，把传统的封建官僚制度的道德和优良的人民道德，不分青红皂白，也一齐忽视了，抛弃了…     

伦理学基本问题初探

伦理学的基本问题,可称为伦理学的核心问题。它的意义,犹如哲学基本问题之于哲学的意义一样。因此,学习和掌握伦理学的基本原理,首先就必须研究伦理学的基本问题。然而,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伦理学界对这样一个重要问题却研究得很少,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和重视。本文拟就此问题谈一点浅见,以就教于伦理学界的同志们。我们知道,所谓伦理学,就是关于道德的学说,是道德思想、观点的系统化、理论化。道德是人们     

从德性伦理学的观点看《论语》反映的伦理学形态

文章阐释《论语》核心的伦理学思想,特别分析当中仁、礼、义等重要观念的意义,和对于道德动机、道德抉择和道德评价的理解,从而指出：我们实在能够以德性伦理学的进路,将《论语》重构为一套融贯清晰的伦理学理论。这理论不单跟西方现代伦理学有重要的差异,没有“反理论者”所质疑的抽象不能应用之弊,而且有其独到的胜场。     

道德研究的新领域:从规范伦理学到元伦理学

元伦理学是研究规范伦理学和应用伦理学未加证明的前提和假设的理性反思活动。没有对这些前提和假设的讨论和证明,规范伦理学对许多问题的探讨和证明是不充分的,并有可能犯“论点预设不当”的错误。这些前提和假设包括:道德判断是否表达可以有真假的信念?究竟有无道德事实?道德知识如何可能?道德动机如何可能?道德辩护如何可能?对这些问题的追问和探索,最终会导致对实践理性的考察和反思,反过来会极大推动道德问题以及和行动相关的其他学科,如政治学、国际关系学、行政管理学、决策学等的研究。因此,如果人们想更深入地探讨规范伦理学的问题以及道德问题,就必须考察规范伦理学所预设的前提和假设,开拓新的道德研究领域,从规范伦理学走向元伦理学。     

论伦理学的超科学性——以西方伦理学为例

在西方伦理学史上,许多伦理学家如苏格拉底、洛克和摩尔等都力图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将伦理学问题当成是一个科学问题来处置,竭力确认伦理学与科学的正相关性,企望建立起“科学的伦理学”,走向了道德问题上的科学决定论.对于这种科学决定论,卢梭、休谟还有康德进行了强有力的反抗.他们要求在事实与价值之间作出分离,并预示了伦理学的超科学性.伦理学不是自然科学,因而也不能以自然科学的原理、方法来把握.道德公理既不能经验证实,也不能逻辑证明.科学理性说明不了道德的行为,不能最终解决伦理问题,相反,科学对道德的承诺很容易变成对道德的暗中消解.这一点在西方伦理叙事的神学有效性那里可以得到佐证.     

海德格尔的“原始伦理学”及其当代影响

本世纪以来,西方伦理学经历了一场以逻辑实证原则为基础的理论变迁,其根本指向是要通过对传统规范伦理学的批判,把伦理学改造为一种立足于对伦理概念进行逻辑分析的科学伦理学,即元伦理学(Meta-ethic)。然而,虽然元伦理学对传统伦理学的逻辑评判正确地揭示了价值伦理选择中非认知的、非描述性的一面,但就其提出问题的出发点而言,并没有走出主体理性主义的思维模式。元伦理学陷入一种明显的无法自圆其说的困境:具有伦理意义的道德命令本身不具有道德伦理的普遍性,只是主观情绪或感觉的表述,而本身没有任何道德含义的道德语言的逻辑分析却成了伦理学存在的科学根据。这表明,对经验主义及形而上学伦理观念的批判虽然应当从事实与价值、存在与应当关系的考察入手,但是,将二者截然二分并逻辑主义地划定其最终界限,绝不是伦理学的出路所在。问题必须被放到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下去思考,具体说来,我们要追问的是,“事实”与“价值”、“存在”与“应当”之间的关系只是一种逻辑界定的关系吗?它们之间更深层、更本真的关系应当从何谈起?在此,海德格尔及其后继者的思想对我们很有启发。     

怎样看待封建社会的道德遗产——对封建地主阶级道德批判继承问题的一点异议

关于封建地主阶级道德能否被无产阶级所批判继承的问题,已在我国伦理学界争论了多年。笔者虽不敢断言地主阶级道德没有任何可以批判继承的东西,但总觉得一些同志的观点是不足取的。例如,有人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地主阶级道德,但可以被无产阶级继承①。又有人说:朱伯庐讲的“黎明即起,洒扫庭     

中国伦理学与道德建设六十年发展历程

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社会不断发展变迁,伦理学和社会道德建设也是跟随时代的步伐而发展起来的。伦理学体系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初期至60年代中期的初步形成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期的伦理学理论体系化阶段,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的伦理学体系及理论研究进一步繁荣阶段;而社会主义道德建设,通过建国初期的道德风尚建设、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教育,通过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公民道德建设、德治与法制相结合建设,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也一步步深入展开。我们对六十年来伦理学和道德建设发展历程进行回顾和反思,也是为了伦理学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创新。     

经济伦理学研究什么?

一　　经济伦理学研究什么 ?国内学术界在这个问题上不是没有争论的。比如 ,对英文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ｔｈｉｃｓ应如何翻译的不同看法 ,就反映了对经济伦理学的不同理解。一些学者主张将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ｔｈｉｃｓ译为“经济伦理学” ,并进而认为经济伦理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企业或商业中的道德问题 ,经济伦理学等于企业伦理学或商业伦理学。这样的主张是对经济伦理学作了片面理解 ,把经济伦理学的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过分地狭窄化了。严格说来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ｔｈｉｃｓ应译作“企业伦理学”或“商业伦理学”(也有人译作“经营伦理…     

法律伦理学体系总论

从目前国内外的研究情况看,作为一门学科和一个学术领域,法律伦理学尚未完全定型,对法律伦理学的含义,学者的认识也不一致。1984年,笔者在《法学伦理学》一文中曾指出:“专门把法律关系和伦理关系(道德关系)结合起来研究,并从法学和伦理学中独立出来的学问,就是法学伦理学。”笔者的上述定义虽嫌简单,但基本点是对的:第一,法律伦理学研究的道德,不应仅仅局限于法律职业道德之范围内,还应涉及人们日常法律生活中的道德问题,如人工授精、安     

中国现代美育话语的伦理学维度

王国维强调艺术和审美的“解脱”价值,同时也主张要在保持美育独立性的前提下突出美育对德育的工具性价值;而王国维美育伦理学观念中最有意义的部分,则是在席勒“感性—审美—道德”阶段性发展思路的指引下,强调“美丽之心”“美情”对道德建构的基础性意义。与王国维不同,蔡元培更注重席勒以美育囊括德育、引领德育的思路,他将伦理学的核心诉求与美学精神的建构融合起来,强调美育与德育的同一性与融合性。朱光潜通过“想象”阐发“同情”,并由此而强调“美育为德育的基础”,在此前提下,他又从西方现代生命伦理学和中国传统礼乐精神出发,打造和倡导“问心的道德”,凸显感性生命的激活对于道德建构的决定性意义。王国维、蔡元培、朱光潜的美育伦理观念虽然各有侧重,但都强调以审美来纯洁和完善人性,以人性的自然舒展来实现道德的生长和拓展,这是现代人道主义伦理精神的体现,同时也是中国现代美育话语的核心理论诉求。     

康德的“人是目的”伦理学口号评析

康德的“人是目的”伦理学口号,出于他的伦理学著作《道德形而上学的基础》第二节:“人,总之一切理性动物,是作为目的本身而存在的,并不是仅仅作为手段给某个意志任意使用的,我们必须在他的一切行动中,不管这行动是对他自己的,还是对其他理性动物的,永远把他当作目的看待。”康德把这一思想归结为他的“道德律令”的一条基本原则:“实践的令式是如下:你须要这样行为,     

伦理学之火怒放

四十年来,我们的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欣欣向荣,举世瞩目.在祖国万紫千红的大花园里,伦理学作为小小的一枝,也在争艳怒放.这里谈谈我们山东的情况.山东是中国古代伦理思想的发源地.儒家伦理思想不仅对我国而且至今对世界有着广泛的影响.但在1980年以前,一个七千万人口的大省,没有一个专职的伦理学工作者,当然也没有开设伦理学课程,更谈不到有什么伦理学研究成果了.可以说是一个空白.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近十年来,山东省的伦理学队伍从无到有,逐步发展,在伦理学教学和科研方面,也取得了初步的但十分可喜的成绩:     

论应用伦理学研究的重要使命

探寻从行为“实然”到道德“应然”的中介 ,是应用伦理学的重要使命。“适然”是连接“实然”的世俗性和“应然”的超越性的桥梁。“适然”是从“应然”到道德“实然”的可操作性体系。它包括转化系统、接收系统、决策系统、评估系统等四个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方面。因此 ,应用伦理学的研究有两条可供选择的思路 :伦理学的应用和应用伦理学。前者的弊端分析表明 ,后者才是优化的选择。加强后者的研究 ,是当代中国伦理学建设的一个重要理论使命     

美德伦理学和道德建设

道德建设从理论上讲应该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对我们日常道德判断进行哲学反思,以取得对行为正确性和错误性判断的理性共识,从而按照理性的要求,重建我们的道德观念。第二,进行美德伦理学研究,以确定我们究竟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应该追求什么样的美德或理想人格。第三,研究怎样进行道德教育,特别是美德教育,以建立一个理想和谐的社会。本文着重探讨第二个方面的内容,包括三个问题:第一,西方伦理学发展的启示;第二,美德伦理学对中国现代化的意义;第三,怎样研究美德伦理学。     

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精神形态建构的内在逻辑

超越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史上的理论“流派”之争,建构当代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理论“形态”,既是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史研究的内在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精神形态建构是对这一课题的初步尝试,其内在逻辑和理论进路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以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梳理诸理论“流派”内蕴的精神“形态”发展逻辑,实现研究范式从“流派”到“形态”的转换;其二,澄明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道德生活的精神内涵,探寻内在于社会现实生活之中的伦理道德精神形态的总体性特征;其三,深入现代西方道德哲学的启蒙道德思想传统之中,阐释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作为“新启蒙道德”的精神谱系意义。     

百年伦理学研究回溯

20世纪中国伦理学是中国伦理文化的创世纪 ,拥有五千年悠久伦理文明的中国 ,直到20世纪才真正拥有了学科化和系统化的伦理科学。20世纪中国伦理学大体上可分为四个阶段 ,从1900年至新文化运动为形成阶段 ,五四运动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第二阶段 ,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底为第三阶段 ,此后为第四阶段。研究的主要内容有 :(1)伦理学的基本问题与学科体系 ,(2)道德的本质和类型 ,(3)社会的道德原则规范体系 ,(4)中国伦理向何处去及其道德建设等问题。总结20世纪中国伦理学百年发展的历程 ,给予我们许多历史的启示 ,其中最深刻的启示有三 :一是开放的时代需要也离不开伦理学 ,二是应当正确对待古今中外的伦理文化遗产 ,三是伦理学必需面向社会道德生活的实际 ,为现实的道德建设服务。     

何谓应用伦理学?——中西文化视域中的考察

近年来,应用伦理学已经成为学术界的高频词。应用伦理学的产生被广泛认为推动并代表了伦理学的“繁荣”。倘若倡导应用伦理学旨在强化伦理学的实践功能和问题意识,强化伦理学对现实问题的积极干预,那倒是无可厚非并值得肯定的。遗憾的是,当今学术界缺少对应用伦理学概念的认真思考,伦理学在追逐应用的过程中下降为解决某个道德问题的具体手段,结果是应用伦理学成为伦理学应用,并且往往是对伦理学极其庸俗和粗陋的应用,那就是简单地把伦理学当成工具来使用,遗忘了伦理学特殊的价值引导功能,丢失了伦理学高贵的学术理论品格。正因为如此,随着伦理学被越来越多地应用,道德问题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变着花样在增加。只有对这一现象的文化源流给出深层反思,才能规范伦理学的合理应用,应用伦理学也才能得到恰当的解读。其实,应用伦理学与理论伦理学不可以截然两分,应用伦理学一定是理论的;伦理学与应用不可以截然两分,伦理学一定是应用的。     

全国伦理学第四次讨论会概述

全国伦理学第四次学术讨论会于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在广州华南师范大学举行。这次会议主要讨论了道德在改革中的作用,道德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伦理学研究如何适应“三个面向”的需要和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伦理学学科体系等问题。一、当前改革与伦理学工作者的任务。同志们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有优良道德传统的民族,以文明古国、礼义之邦著称于世。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如何在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是伦理学研究的重大课题。但伦理学研究的现状,同当前改革的形势要求,差距很大。在伦理学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系上如何服务于时代方面,尚未能及时、准确地把握、概括新形势下的新问题,分析改革中出现的各种复杂现象,对剥削阶级腐朽的道德观念的侵蚀,对一部分人日益滋长的见利忘义,唯利是图的个人主义思想行为,没有作出有力的抵制和批判。伦理学本身的研究也缺乏严格的科学性和理论深度。伦理学应当适应“三个面向”的需要,为改革服务、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当前的形势为伦理学的研究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和经济基础。但同时伦理学研究要适应社会上大多数人所提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