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群众参与”到“公民参与”——转型期我国城市社区参与模式的“革命性”转变

＂群众参与＂模式是建立在国家与社会高度统一、国家对资源的高度控制和垄断基础上。＂群众参与＂往往是出于国家政权建设的需要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社会整合和社会控制的需要。而在社会转型期,国家与社会逐步分离、市场经济唤醒了民众的利益意识和权利意识、＂单位人＂开始向＂社区人＂转化。在实行社区自治,建设基层民主的背景下,政治、社会、经济的诸多变化要求社区参与模式的＂革命性＂变革,即从＂群众参与＂走向＂公民参与＂。     

中国乡治发展"三步走"的战略构想

乡镇是我国纵向权力结构的最基础部分,在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构建乡村治理的新格局,不仅牵涉乡村基层社区的体制安排,尤其与中央和地方关系相关联。乡域自治理想样本能否真正实现,最终取决于政府间宪政性的地方自治分权改革。我国乡镇管理体制改革应遵循“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第一步,全面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建设,实行村民自治;第二步,充实完善村民自治,逐步实行乡镇社区自治;第三步,巩固提高乡镇社区自治,最终实行乡镇地方自治。     

也谈强化社区思想政治工作

城市社区是城市人口聚集、居住、生活在一起的最为基本的载体，是一种介于邻里和区域之间的社会实体，是城市人员在就业(单位)、受教育(学校)之外最为稳定和有着相对共同性的活动区域。长期以来，我们在注重以“单位”为对象的军队、企业、学校、机关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同时，对于以街道、居委会、生活小区为核心的社区思想政治工作却未引起足够的重视。随着社会的演变，“单位人”逐渐成为“社会人”，社区作为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一块崭新阵地，其重要性已愈来愈凸现出来，探讨强化社区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思路，已成为一项刻不容缓的工作。…     

中介组织建设与城市社区发展

社区建设的目标是社区居民自治,依靠各种社会力量是达到社区居民自治的根本。社区中介组织作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在社区发展中起着促进社区居民自治、深化社区服务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完善和发展社区中介组织是实现社区发展目标的必然选择。     

论社区自治建设

社区自治是世界各国应对经济全球化、城市治理变革挑战的重要举措。中国的城市管理也应主动迎接挑战 ,不断完善社区自治组织的建设 ,使分散的个人在社区层次上充分组织起来 ,实现社区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和社会参与 ,使社区成为中国城市建设的基石     

推进社区社会管理与服务创新

面对越来越多的“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化、越来越多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事项沉积到城乡社区的新形势,如何推进社区社会管理与服务创新是摆在各级政府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近年来,吉安市以“四个坚持”为切人点,在加强社区社会管理与服务创新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并取得了显著成效。     

利益分化背景下的城市基层社会秩序建构

单位制解体后,在利益分化背景下的城市基层社会管理实践中,“控制”命题已经逐渐让位于“利益整合”命题.代表“国家”的制度化行政管理网络内部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存在着利益分化,这使基层社区权责型参与者之间产生了行动不一致.代表“社会”的居民或居民自治组织也并非是完全团结的,相互间的利益冲突常使“社区自治”陷入需要权责型参与者重新介入才能达成的尴尬境地.中国城市基层社会秩序建构中的“悖论事实”要求我们的基层社会管理模式与理论都必须创新.     

政治现代化过程中的基层群众自治

政治现代化中的基层群众自治 (包括城市居民自治和农村村民自治 ) ,它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基础性工程 ,是中国群众性政治民主化的起点。其主要功能是 :为民主政治建设积累经验 ,创造社会条件 ,维护基层社会的稳定。但中国政治民主化的突破口不是基层群众自治 ,而是城市市民社会的自治。东南沿海经济文化发达的城市将最先走向市民社会自治     

中国基层民主选举的发展(英文)

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21世纪初,中国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79-1985年)确定了民主制度化、法制化的基本思路,扩大了基层人大代表直接选举的范围;第二阶段(1986-1995年)因“海选”等选举形式的出现,使村民自治有了突破性进展;第三阶段(1996-1999年)在乡镇长选举方面出现的不同试点,使基层民主政治发展有了新的着力点;第四阶段(2000-2003年)随着“公选”的普及和社区居委会直接选举的出现,规范基层选举的措施相继出台,基层民主政治向纵深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亦已显示出来。中国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仅需要为有益的试点和新制度的出现预留一定的空间,还应该关注选举以外的其他制度建设问题,并认真对待乡镇政权的转型问题。     

资源性城市在"双重转变"下的社区建设思路--淮南市谢家区社区情况调查

目前 ,各地社区建设多为“示范”取向 ,即选择那些自然环境、经济条件较好的居民聚居区作为“示范点” ,以发挥其“示范效应”和“带动”作用。这种做法在社区建设的启动阶段 ,不失为一种运作路经。然而 ,在全国范围内积极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今天 ,与“示范”取向相比 ,持一种“问题”取向切入社区建设 ,似乎是有更大的现实意义。我们正是带着这个目的 ,选择了淮南市这样一个煤矿城市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 ,由单一的资源性城市向综合性城市转型的“双重转变”下的社区建设和发展所遇到的各种现实社会问题为重点 ,经过对淮南市谢家集区…     

时讯快递

7月 25日,民政部副部长李学举在吉林省四平市调研时强调:社区建设工作的总体思路是“一手抓推进,一手抓研究”,解决社区的持续发展问题,则“一要靠政策,二要靠经营”。他认为社区建设的机制是党委政府领导、民政牵头、部门配合、社会参与、居民自治。具体到社区,就是党支部领导、居委会主办、中介组织运作、有关部门配合,关键是抓好党支部、居委会、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队伍建设。充分发挥社区的“三个平台”作用,即城市基层管理的平台、为城市居民服务的平台和城市民政工作的平台,把社区最终建设成为学习型、服务型、管理型、自治型的社区。     

中国城市社区的公民社会建设:一条新路径的考察

在中国城市社区,虽然公民社会的建设主要是从居委会这样的自治组织着手进行的,但可以从理论上与实践中看到公民社会建设的另一条途径,其起点就是社区内更"草根"化的结社组织。从公民社会建设的角度看,社区内的草根结社组织与社区自治组织有着大不相同的结果。自治组织更容易突出国家与社会消长性的权力关系,而从结社组织出发,可以引导出建设性的国家—社会关系;建立自治组织所需的社会基础条件比较苛刻,而从结社组织入手,能够培育人们的参与意识与治理能力、提高社区内的社会资本含量。     

论城市社区建设的特点和内容

什么是社区?社区是一个舶来词，以居住空间形成的共同体，就是一个社区。城市社区建设的机制，应该是：以居住地为特征，以居民认同感和归属感为依据，以社区成员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约束为目的，有党(街道党工委)的领导和政府(街道办事处)、社会各方(辖内各机构及企业)参与，群众自治的区域性小社会，并形成共居一地、共同管理、共促繁荣、共建文明、共保平安的社会化自治管理的运行机制。社区建设的特点和内容有：……     

中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的工作比较研究：上海与沈阳

居委会作为街道办事处“派出机构”的角色在客观上已经凌驾于“群众性自治组织”的法律定位之上。相应地,居委会工作人员在长期担当政府代理人角色的路径依赖之下,主观上已经把与社区发展息息相关的日常政务工作建构为社区内部事务。因此,社区建设的实质是基层社会治理结构的建设,它需要国家力量给基层社会的自我运作让渡出一定的空间,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关键性的基本前提是政府职能部门的基层管理和服务工作一定要到位,创造性的制度变革是顺应不同性质组织功能的要求,构建“社区建设指导委员会（政府）-社区管理委员会（社会联合体）-社区工作者（专业服务组织）-社区居委会（自治性组织）”的社区治理结构体系。     

督导手记——社区公共问题的介入

社区是社会生活的共同体，是人们群体相互依存、共同生活的空间。随着城市社会的转型和企事业单位改革的深化，“单位人”变成“社会人”，“小社区”变成“大社会”，来自不同单位、不同背景、不同生活水平、不同结构层次的居民，对社会服务的需求和期望越来越高并日益多样化，给社区管理和服务工作带来极大挑战。     

社区“日间照料室”空置对社区服务功能与社会工作教育的挑战

问题的提出 我国在经历了20余年改革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福利制度已经淡出人们的视野,“单位人”逐渐向“社会人”、“社区人”演化,社会保障之网也逐渐在社区托底。随着“就业的市场化”、“住房的商品化”、“养老社会化”以及阶层分化、收入差距拉大等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动和老龄社会的到来,各类弱势群体的问题都集中落脚     

政治发展的最终目标和阶段

明确目标是制订政治发展的基础。政治发展的最终目标:一是指政治发展的终极目的,即是人在政治上的全面发展,它包括人的政治素质的提高、人的政治能力的提高和潜能的发挥、人在政治上的彻底解放、人的社会政治价值的全面实现;二是指政治发展的最高目的,即是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自由人联合体”。历史过程中出现的若干中心点可以作为社会政治发展的起点。近现代政治发展的起点是民族国家的建立。从结束前民族国家状态到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最高目标,这中间大致要经历七个发展阶段:建立统一的独立的民族国家,集权政治,低级代议民主制,高级代议民主制,半直接民主与代议民主相结合,人民自治,社会自治。每一个阶段都有相对独立的政治发展的分目标,从第一个目标到最高目标呈阶梯式上升。     

对城市社区居民自治参与不足之分析

在社会民主化和城市现代化的推进下,社区居民自治参与逐渐成为当今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的新主题、新动力,社区居民本应在社区自治中发挥其不可或缺且不可替代的作用。但通过在h市、w市、j市、s市四个地方的调研,笔者却发现作为社区主体的社区居民在城市社区自治参与中是“缺位”的,城市居民自治参与不足已经成为社区建设发展的瓶颈。本文对自治参与不足现状进行剖析,力图从现有体制、观念与行为模式以及社区居民现代生活特征层面中寻找出其内在的原因,并尝试在参与体制创新、参与意识塑造与行为模式变革三方面提出务实的对策。     

社区自治与社区教育——以A、B两社区为个案

本文以两个典型社区为例,分析了社区自治与社区教育的内在联系。首先指出社区自治的必然性和社区教育的重要性。其次,通过对个案中自治组织的分析,认为政治价值观保守、角色意识模糊和功利主义的泛滥是导致社区自治最主要的文化瓶颈。最后,本文指出社区自治与社区教育存在着天然的联系,社区自治需要社区教育,而自治活动本身就是一种实践教育。社区自治与社区教育的结合有利于城市社区乃至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     

推进我国基层自治问题探析

党的十七大首次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写进代表大会报告,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并列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范畴。基层自治制度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实现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保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前提和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础。推进基层民主自治必须坚持党的正确领导、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转变政府职能、培养公民意识、健全各种机制、扩大自治范围等几个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