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雅各《孝经》翻译研究——以训诂学为视角

理雅各《孝经》译本非常明显的一个特点是注重训诂。理雅各搜集整理了大量文献资料,在《孝经》翻译序言中,对《孝经》的历代注疏材料作了总结和梳理。在《孝经》正文翻译中,理雅各遵循训诂学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广参注疏,博引仓雅,使译文颇雅正忠实。这对于中国典籍外译是一个有益的启示。     

从理雅各《尚书》译本看经典复译问题

理雅各《尚书》译本问世至今一直被奉为儒经翻译“标准译本”,然而我们仍可从中找到不少“遗憾”：有理解方面的,也有表达方面的,有拼写或文献标注方面的,也有结论方面的。这一事实再次证明：金无足赤,译无定译,经典永远呼唤新译本。经典复译不仅必要,而且有一些原则需要遵守。理氏《尚书》译本给我们的启示有：以“信”为本,调和“显化”和“异化”,拒绝过度“归化”,实行“合作共享”。     

译者的适应与选择——理雅各《孟子》英译本的生态翻译学解读

理雅各英译《孟子》是儒学经典《孟子》向西方世界传播过程中的重要环节。从生态翻译学的视角来看,里雅各英译《孟子》,不仅是自身能力和兴趣选择的结果,而且也迎合了其传教的使命。译本的成功体现了译者在特定的翻译生态环境下,做出了最佳的适应与选择。     

从译本形成过程看理雅各中国典籍翻译的适应与选择

理雅各英译中国典籍在翻译史上享有重要地位,是理雅各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准确把握目标读者、取舍翻译原则和方法的结果。从译前、译中到译后,翻译活动的每一步都体现了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间的选择性适应与适应性选择。对理雅各译本形成过程的分析说明,译者作为翻译主体,应注重考量和协调翻译生态环境中的各影响因素,并与之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     

葛浩文英译《废都》策略研究

葛浩文1991年英译了贾平凹的《浮躁》,时隔25年,他又翻译了贾平凹最具争议的小说《废都》。葛浩文的翻译使莫言、贾平凹等作家的作品在英语世界得到传播并获得好评。通过对《废都》译本Ruined City中具体语料翻译方法的描述性研究,为贾平凹和中国现当代其他文学作品"走出去"提供策略。对Ruined City中翻译语料的考查结果表明,葛浩文的译本以忠实为原则,对原作中的文化意象、语言风格等采取增译、减译、音译和直译等方法予以再现。这些翻译方法对传播中国文学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百年《孟子》英译研究综述

作为儒家文化的经典代表,《孟子》对中国历代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随着被译成西方文字,该书对英语世界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国内对《孟子》在英语世界的接受和传播却明显研究不足。本文对国内有关《孟子》英译研究的期刊论文和硕士学位论文做了详尽的梳理和全面介绍,总结出国内目前《孟子》英译主要的特点：其一,注重语言学层面的翻译研究,其二,译本研究多为理雅各英译本研究,对其它译本关注不够。因此,多译本流传学研究以及典籍英译的跨学科、跨文化研究应成为《孟子》英译研究的发展方向。     

《尚书》农业术语英译的文化折射及其认知识解

《尚书》为“七经之冠冕”,是中华文化的元典。基于已建成的《尚书》英汉平行语料库，以定量方式考察理雅各和彭马田两个英译本对农业术语的文化折射。研究发现：理译本在四个分项和整体上的文化折射率均低于彭译本，文化忠实度较高，相比而言，彭译本文化忠实度较低，与原文的文化距离较大。从识解理论的辖域与背景、视角、突显以及详略度四个维度入手，可以阐释产生文化折射差异的认知机制，对于中国古典农业文化外译与传播有一定启发。     

从圣经《旧约》诗集的三个汉译本看翻译标准

翻译中很多标准都对译本提出了"忠实"的要求。这种要求实际上是"忠实"标准在内容、语言和文体三个方面或三个层次的详细界说,与圣经翻译原则有内在的契合。圣经文学的经典地位要求圣经翻译也必须再现其文学价值。对圣经《旧约》诗集三个汉译本的文体对比分析发现,与其它两个译本相比,《和合本》内容忠实,语言通顺畅达,文辞古雅优美,基本上达到了严复所说的"信、达、雅"标准的较高要求,具有独立的翻译文学价值。     

《易经》英译风格探微

通过译文的比较分析 ,认为贝恩斯的译本比理雅各的在表现文学风格的手法上进了一步 ,颇具诗韵。但是 ,两个译本均远未达到保留原作风格的理想境界 ,尤其是未能传达神秘深邃的深层含义 ,因此丧失了诸多学科的研究价值。故翻译《易经》所面临的特殊困难应由文、理学者合作 ,综合运用阐译、注释及其他多种译法才能解决     

论注释在典籍英译中的作用——兼评理雅各《尚书》译本

典籍有别于一般文本,典籍英译离不开两种注释：典籍旧注和译文加注。时代隔阂导致典籍难读,旧注沟通古今,是译者解读原著之重要门径。典籍英译,旨在实现跨文化交流,仅靠译文,潜在＂语义真空＂难以有效填补,丰富文化信息难以充分传递,多层文义内涵难以全面展示;适当加注,则利于实现＂文化传真＂。《尚书》素称＂佶屈聱牙＂,在学术史上最为复杂,理雅各融合众多旧注成果,采用深度翻译策略,较好地实现了＂文化传真＂,堪称典籍译作之经典。     

从目的论视角管窥中国神秘文化的译介——以理雅各的《礼记》英译本为例

基于德国功能派的翻译目的论,以理雅各的《礼记》英译本为研究案例,分析了理雅各对中国神秘文化的译介。为了襄助其传教事业,理雅各采取了归化的译法来翻译某些蕴涵中国神秘文化的词,体现出了他的宗教融合倾向,同时,当某些中国神秘文化现象在西方文化中找不到类似的文化意象时,他又采取了异化的翻译方法,以便划清中国宗教和基督教之间的界限。     

王闿运《尚书大传补注》之辑补述论

伏生《尚书大传》流传至明朝,已经亡逸,清代为之搜罗辑佚者,多达十余家,成果颇可观。然清末湖湘学者王闿运不满意于前人之成绩,遂以雅雨堂、陈寿祺二本参校,并增补郑玄之注,以成《尚书大传补注》一书。王校于二家各有所取,并不专主一家,或兼弃二家,独出一己之见。由于此书纂著之目的,即是用作书院讲授之教本,故极为简明扼要,并不繁冗,实为初习者极佳之入门之作。而王氏另辟补注之举,则异于前人,此则有助于研读《大传》之理解。     

理雅各《中国经典》翻译缘起及体例考略

理雅各五卷本《中国经典》,每卷都有一篇付印前言.这些前言就内容而言,多涉及其翻译缘起、翻译方法体例及相关事宜;而就其功能而言,则构成了《中国经典》的有机部分.这些文献与"中国经典"一起,共同记录并见证了维多利亚时代一个英国传教士兼汉学家走进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经典的途径及其跨文化交流方式.这种方式既非殖民主义者对待殖民地传统文化的态度,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汉学家的"东方主义",而是呈现出一种超越时代的更深沉的跨文化交流的渴望与关怀.     

目的论观照下的《论语》中“仁”和“礼”的英译——基于两个译本的对比研究

《论语》是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重要著作,现在流传着不少译本。文章以理雅格和辜鸿铭的两个《论语》译本为依据,选取译本中＂仁＂和＂礼＂两个核心文化负载词的英译为研究对象,采用定量定性的分析方法,旨在揭示翻译目的对译文语言表达的制约。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的翻译目的形成了风格迥异的译文,翻译目的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译文语言表达的选择性和准确性。     

从理雅各对中国经典的翻译看文化的互动与冲击

理雅各是第一个系统研究、翻译中国古代经典的学者。他运用了大量基督教的概念与术语来翻译中国古籍,与《圣经》的汉译事业互相呼应,互相阐释,形成了中西文化的融合与互动;同时,保持着自己的阅读立场和距离,用自己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经典的思想内容,凸显出了中西文化的冲突。他开创了跨文化的翻译和理解中国经典的先河,同时也成为中西文化互动和冲击的典型案例。     

《尚书·周官》与《周礼》关系考论——兼谈西周的公卿官学与孔子儒学

文章认为《尚书.周官》与《周礼》二者关系是:周公致政前“制礼作乐”,作《周礼》;天下稳定后,巩固平静成王执政据《周礼》的纲要向群臣宣告说明,遂有《尚书.周官》。在早期中国文化精神的演进历程中,道与学不断从官府向民间下移,在春秋战国时期具体体现在诸子私学的兴起。孔子儒学既直接继承了西周的公卿王官学,对西周所代表的礼乐文化又有着历史性地突破,自觉和直觉的道德理性主义是孔子儒学的历史新特色。     

汉代的《古文尚书》学

秦始皇焚书时孔氏在屋壁中收藏的《尚书》等古籍,有人说是用"先秦大篆"写成的。这种说法不够准确。孔壁古文的字体结构与先秦大篆不同,而与商周金文相似。汉魏官府所藏《尚书》的各种版本,毁于西晋永嘉之乱。东晋梅赜所献《孔传古文尚书》,已被明清学者认定为伪书。若往前追溯,借《尚书》作伪之事,早在汉代已发其端,当时的古文学家已为辨伪工作开辟了道路。他们对《古文尚书》的研究,考校诸本同异,阐释篇章大义,侧重文字训诂,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从文本诠释到文化诠释——论理雅各《尚书》译本中的“详注”策略

为解决因文化隔阂导致的传播阻断,理雅各采用了"语码转换+文化诠释"的翻译策略,使其《尚书》译本带有明显的"厚重式翻译"性质。原文中高度凝练的数字式略语、言约义丰的专名、颇有来历的典故、言此意彼的隐义等,通过理氏详注,深刻内涵得以阐发。译注过程中,理氏尊重中国经学传统,吸收前人研究成果,但不盲从,不照搬,而是带着批判的目光,进行独立的思考。理氏译本不仅为儒经西译体制做出了开创性贡献,更丰富了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诠释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