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过客》新析

<正> 对《过客》的研究历来分歧较多。“过客精神”固然体现着鲁迅所一向倡导的韧性战斗的内质,但我认为,《过客》最深刻的意蕴表现在:透过对自我心态的层层剥离和展示,传达出鲁迅密切胶结着历史与现实的沉厚的人生体验和全部人生哲学。     

浅谈郭沫若三步鲁迅诗韵

郭沫若是新时代的著名诗人,他对我国新诗的发展贡献卓著,但他在《沸羹集·序我的诗》中却说:“我不大高兴别人称我是‘诗人’,但我却是喜欢诗。”郭沫若确是“喜欢诗”的,除创作之外,他还写过不少关于诗的评述,尤其对鲁迅的诗,推崇备至。在《鲁迅诗稿》序中,他说:“鲁迅先生无心作诗人,偶有所作,每臻绝唱。”说来奇怪,鲁迅也不喜欢别人称赞他的诗。他说:     

试论鲁迅前期的思想——兼驳瞿秋白、姚文元对鲁迅的歪曲

为了人民的利益而奋斗终生的共产主义战士鲁迅,给我们遗留下的极其宝贵的思想遗产,至今还放射着灿烂的光芒,鼓舞着我们为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战斗,为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而战斗。鲁迅的思想之所以具有这样的巨大力量和无限生命力,是很值得我们在学习中认真思考的。     

《中国小说史略》“抄袭”案中的鲁迅与顾颉刚

鲁迅研究领域不乏公众感兴趣而长期未曾深入研究的问题，这主要因本领域只关注宏大叙事的思维习惯所致，有些论者却归因于“神化”鲁迅的政治需要而为贤者讳的护短。《中国小说史略》“抄袭”案和鲁迅与顾颉刚的交恶就属此类，世纪之交由顾颉刚著作出版再度提起并引起关注。实际上就事件发生、发展到事实上结束的过程看，“抄袭”案在其发生之时就已结案：顾颉刚和陈西滢尽管私下、公开都断定鲁迅抄袭，但他们自始至终只有“剽窃”“蓝本”之类含糊说词，拿不出充分必要的证据。如此，当时的学术界、特别是中国小说研究领域自然会有公论。“抄袭案”之所以发生，表面是私人事件，实则是“女师大风潮”中支持和反对学生运动的两派斗争。将其看作个人恩怨，从顾颉刚和陈西滢一面的确如此，顾颉刚之“告陈通伯”鲁迅“剿袭盐谷温”,目的不是维护学术道德、严肃学术规范，而是帮朋友攻击论敌；陈西滢对鲁迅的人身攻击，是为暗护凌叔华。从鲁迅一面则更多体现公心：鲁迅是从私人事件观察社会人心黑暗，将论敌射来的暗箭用作反击利器，帮同一战阵中的伙伴打赢一场硬仗，同时洗刷冤枉、维护了个人名誉。鲁迅的反击，其动机、目的和效果都非仅限于私人恩怨，而是社会批判。     

学习鲁迅 深入批孔——重读《鲁迅批判孔孟之道的言论摘录》

毛主席说:“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在战斗的一生中,坚韌不拔,大呼前进,向着两千多年奴役人民的虚伪反动的孔孟之道进行了英勇的冲击。正如《人民日报》五月四日题为《纪念五四运动五十五周年》的社论中指出的:“当年文化新軍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在掌握了馬克思主义这个新的武器以后,把对孔家店的批判提到了新的高度。鲁迅是个榜样。”结合学习社論精神,重读《鲁迅批判孔孟之道的言论摘     

浅谈鲁迅杂文的讽刺艺术

杂文是鲁迅进行战斗的主要文艺武器。他的杂文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它泼辣、幽默、含蓄、犀利、隽永,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这些都和鲁迅充分运用讽刺艺术有关。可以这样说,没有讽刺,鲁迅杂文就失去了它的固有特色。鲁迅所以选用杂文作战斗武器,是由于他感到在当时的中国面临着战斗的紧迫性。杂文言之有物,可以起到匕首和投枪的作用。它短小精悍,反映现实生活的灵敏度高,“对于有     

鲁迅与郭沫若前期创作文化场之比较

同是中国文化巨人的鲁迅与郭沫若曾有过“不必要的误会和无聊的纠葛”,人们往往归咎于性格的冲突,这未免简单化。倘若我们将视点转移到他们发生“不必要的误会和无聊的纠葛”之前,比较一下他们的前期（指一九二七年以前）创作文化场,那么多少可以解释这让人感到遗憾的文化现象,并能够理解他们之所以成为文化巨人的个人的文化因素（包括历史的、社会的、时代的）。     

用鲁迅精神研究鲁迅

鲁迅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五十年了! 他生前总“想撕掉别人给我贴起来的名不符实的‘百科全书’的假招牌”,要求别人在评介他的言行功过时,“要写,就坏处也得写”,即“必须坏处说坏,好处说好”。很遗憾,这种“贴假招牌”的现象,迄今并未绝迹。在一本鲁迅研究专著中,作者这样写道:鲁迅曾“明确地向广大青年指出:‘到延安的路,是中国青年的生路!’”这是一条凭空臆造的材料。证明它的不真实性的最简截的办法,就是翻一翻历史年表:一九三六年十月鲁迅逝世时,中共中央所在地还在保安;一九三七年一月,中共中央才迁驻延安;一九三七年“七七芦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才有沦陷区广大青年奔赴延安和内地的活动。鲁迅怎能未卜先知,具体而“明确地”预见到在他逝世一年以后,中国青年会走上“到延安的路”呢? 在上述那本鲁迅专著中,作者描述了鲁迅“弥留之际”的战斗精神:“在他逝世前的弥留之际,仍然卧床‘倚枕’,扶病作战,对‘以前畏祸隐去之小丑,竟乘风潮,相率出现’的狄克(张春桥)之流……‘稍稍报以数鞭’”;     

浅谈鲁迅诗歌中的杂文笔法

鲁迅的文学创作活动是从诗歌开始的。他在谈到自己的诗歌作品时说,“我于旧诗素未研究”,新诗则“打打边鼓,凑些热闹”,“待到称为新诗人的出现,就洗手不作了”。其实,从1900年春的《别诸弟三首》到1935年底的《亥年残秋偶作》,写诗几乎贯穿了他一生的创作生涯。我们现在见到的鲁迅诗歌近八十首,其中大部分是旧体诗,也有一些白话新诗和民歌体,具有丰厚的思想内容和极高的艺术成就。循着鲁迅先生的杂文笔法,我们可以见到这位杂文大师所独创的诗歌艺术天地。 鲁迅杂文的特质之一是有强烈的战斗性。他称自己的杂文“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人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这一创作精神也溶化在他的诗歌创作中。“怒向刀丛觅小诗”,其诗也是战斗的艺术结晶,锋利的战斗光芒与其杂文交相辉映。他的诗诞生在激烈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中,凝聚着一个伟大思想家、革命家的战斗豪情。年青时代在东京写的七绝《自题小像》就是一曲深沉的爱国主义绝唱:“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诗一开始就表明自己与祖国存亡与共的联系,接着勾画了在阶级敌人和民族敌人的统治与侵凌下暗无天日的社会现实,然后通过寒星“寄意”,誓为拯救民族危亡而献身“我以我血荐轩辕     

陈毅和鲁迅

“并世不识面,文藻实我师。”这是陈毅同志在1955年2月初参观了上海的鲁迅故居之后所题的诗句。句短意赅,是陈毅同志热爱鲁迅先生的肺腑之言,也是他和鲁迅关系的真实写照。 早在1924年,陈毅同志在北京中法大学学习时,经由著名文学家,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的王统照先生的介绍,加入了这个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文学团体。基于“为人生”的共同文学见解,鲁迅先生与这个进步文学团体保持着经常的密切联系。1925年3月,陈毅同志发表论文《我们的生活》,在回顾五四文学革命战绩时,陈毅同志特别称道鲁迅先生的小说和郭沫若同志的新诗。同时,陈毅同志提出了“不是在向大众撤谎”的文学见解。这正与鲁迅先生的主张不谋而合。鲁迅先生在同年七月写的《论“睁了眼     

胡风与鲁迅

本文的宗旨,完全不在于讨论胡风与鲁迅的个人关系。一般说来,作家之间的个人关系,同他们的文艺思想一致或不一致,固然有某种联系,但并非一回事。因此,对于研究工作来说,它也许能说明什么,也许什么也不能说明,胡风和鲁迅这个题目的应有主义,同样不在这一点。本文也不打算讨论在例如。“两个口号”论争这样的具体事件中,胡风和鲁迅的共同见解。因为,个别事件或某个问题上的一致或不一致,也未必就能说明作家之间文艺思想根本点上的联系及其性质。而胡风和鲁迅文艺思想根本点上的联系及     

论鲁迅与文化问题

鲁迅先生不只是一代文学巨学,更重要的,他还是旷代文化伟人。他是“一棵独立支持的大树”,挺立在中国历史上光明与黑暗的急剧更替期,新、旧文化的激烈冲突期,创造与起飞的紧张预备期。“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毛泽东同志对鲁迅的崇高评价,不是局限于文学、艺术或其它某一专门领域,而是以伟大的战略家的眼光,骋目于整个民族、社会文化的历史发展之恢宏天地,骋目于中国历史转折时期阶级斗争的总形势来看的。所以,他又称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     

鲁迅成功的时代原因与个人原因

对于鲁迅成功的时代原因与个人原因,本文着重于探讨个人原因.这里所说的个人原因也不是所有的原因.只是若干我认为较重要的原因.我想通过这样的角度来讨论鲁迅的一些基本精神面貌,或者说,鲁迅的总体精神特性.但直至现在,我仍未形成成熟的认识,只是一些胚胎性的粗糙的思考.鲁迅的成功已经是我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公认的历史事实.毛泽东同志对鲁迅作了最科学的评价.鲁迅的成功不是我们这些研究者捧起来的.有一些人,比如象梁实秋,他在台湾说我们是"有计划地"给鲁迅捧场,这种看法当然不是善意的.实际上,鲁迅创造了我国现代     

试论鲁迅开展批评的辩证法

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土鲁迅,在他的光辉的战斗一生中,不仅重视而且善于开展批评或斗争。他的杂文,特别后期的杂文,大部分是对付敌人的,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是批评人民内部、革命队伍内部的错误倾向和缺点的。这些杂文,为我们正确开展批评或斗争树立了典范。毛主席赞扬说:“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这不仪对鲁迅后期杂文作了崇高的评价,而且也深刻地说明了鲁迅开展批     

鲁迅的一个重要风格——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鲁迅在进行文艺创作、翻译著述、思想战斗的时候,显示了极为鲜明的特色和风格,这就是勇于革命的精神和冷静求实的态度的结合。鲁迅对于一切反动势力是从不妥协、退让的。他从不吞吞吐吐,同时又是那样冷静沉着,深思熟虑,没有一点浮夸、空谈、矫揉造作。他倡导思想解放,摧毁旧物,但决不空喊,而是伴之以踏实的探索和讲究实效的改革。在鲁迅那里,解放思想就是探求真理、改造现实。“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现实中有所缺,才会有所求。”现实发展的趋势同禁锢这种发展     

鲁迅后期杂文的时代眉目

鲁迅在留学时期和五四时期的杂文,主要是在反对封建文化和寻求新的思想出路上反映出时代的眉目。二七年十月始鲁迅在上海战斗的最后十年,是“围剿”和“反围剿”十分激烈的十年。作为主将,他的主要战斗武器是杂文。因此,鲁迅后期的杂文可以说是反对文化“围剿”的胜利的记录。 左联成文,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一兴起,就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迫害。鲁迅在他的杂文里揭露了国民党的种种罪恶勾当,并用饱蘸着血和泪的笔,以悲愤的感情,写下了哀悼革命烈士的文字。这时,鲁迅自己也被通缉,追捕,但是他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发展却充满了信心,在最艰难的时候看到了希望。他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仍然会滋长,“因为这是属于革命的广大劳苦群众的,大众存在一日,壮大一日,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也就滋长一日”。     

中外文化思潮与鲁迅文学本质观的历史发展

文学的本质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现在不仅没有解决,而且是“愈到现代愈复杂”。因此,西方的一些美学家干脆说:“艺术不能下定义,艺术的本质是弄不清楚的,思考这样的问题是没有意义的”;但当代文学、艺术和美学的发展趋势还是一再把这个问题提了出来。为了给这个棘手的问题“提供一个解释”(郭沫若语),我想,听听鲁迅的意见,探讨一下鲁迅文学本质观的发展史,一定是有意义的。早在日本留学期间,鲁迅和他的好友许毒裳就经常研讨下列三个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这三个问题的提出,     

鲁迅与周作人的关系始末(下篇)

<正> 七、决裂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福祸。同路不一定是同志。鲁迅和周作人的关系,尽管如上篇所说,在许多事情上有过合作,有过相同的看法,但他们毕竟不是同一条路上的生死与共的战友,更不是为着同一目标而一起披荆斩棘的同志,他们本来就在走着不同道路,只是各自在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行的过程中,有过暂时的同路罢了。前面已经谈过,他们在许多问题上,都早已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分歧,而且彼此都执着地走着自己的道路,那么,发展的结果,必然越走距离越远,以至最终走向决裂。     

鲁迅民族风格二题

(一)“力之美”——现代中国人的审美理想 阳刚(崇高)和阴柔(优美)是中国美学史上源远流长、交相辉映的两种美学传统。鲁迅民族化的理论和创作实践,从美学的角度看,主要是追求崇高、阳刚之美。这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中国人主导的审美理想和情趣,也是民族美学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从正面看,鲁迅小说忧愤、深广、严峻、悲怆。早期的《狂人日记》、《药》,稍晚的《祝福》、《伤逝》、《离婚》,直到后期的《故事新编》,都贯穿着这样的基调。他的杂文更是进发着强韧、激越、锋利的火花,“喜笑怒骂,皆成文章”,深刻地体现着觉醒了的无产者“力之美”的崇高理想和战斗风格。从反面看,鲁迅一生都在毫不容情地否定着、批判着、鞭挞着奴颜和媚骨。从愚弱国民的痼疾,到剥削阶级营垒中“媚态的猫”、向主子摇尾乞怜的“叭儿狗”,都成了他痛心疾首的讨伐对象。     

论鲁迅旧体诗的艺术风格

<正> 本文试就鲁迅旧体诗的艺术风格,作一些粗浅的探讨。鲁迅曾说过:革命的文艺应该“为现在抗争,却也正是为现在和未来的战斗”——立足于当前的战斗;同时,也就成了时代的记录。战斗性和诗史性,就是我们所说的鲁迅所有文字的共同风格的一个重要方面。战斗性和诗史性的高度结合,并不是所有进步的文艺家都具有的。只有当作家站在时代的最前列,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前进,因而能最深刻地揭示时代特征、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