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观应思想发展论

郑观应(一八四二——一九二三年),字正翔,号陶斋,又号待鹤山人,广东香山县人。他是一位富有社会实践尤其是经营近代工商业实践的民族资本家,也是在中国近代思想界有较大影响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毛泽东同志说:“在‘五四’以前,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郑观应是站在新文化方面与旧文化作斗争的人们中,有比较完整思想体系的较早的代表。他的思想有不少精髓的地方,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     

论郑观应的人才思想

论郑观应的人才思想程连升郑观应（１８４２－１９２２年），广东香山人，中国近代杰出的民族资本家，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的代表人物。历其一生，他始终坚持“富强救国”的信念，提出了期使中国“登于富强之境”的改良主义思想体系。在其改良中国的方案中，非常重视新式人...     

谈谈郑观应的商战思想

郑观应(1842—1922)字正翔,号陶斋,别号偫鹤山人,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县)人,是一个由买办转化而来的民族资本家,戊戌变法前影响较大的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家。他的维新思想,倾注在其著作《盛世危言》一书中。书中他论述广泛,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各个方面,他的与帝国主义进行商战的经济思想,是其整个思想体系中的核心内容。     

百年之后看“危言”——郑观应和他的《盛世危言》

郑观应（1842—1922）,字正翔,广东香山（今中山）人。一生从事工商业活动,是中国近代出身于买办而逐渐走上维新之路的著名民族商人,是从传统中国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初期最早的一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是中国从西方文明中的盗火者。     

百年之后看"危言"——郑观应和他的《盛世危言》

郑观应(1842～1922),字正翔,广东香山(今中山)人.一生从事工商业活动,是中国近代出身于买办而逐渐走上维新之路的著名民族商人,是从传统中国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初期最早的一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是中国从西方文明中的盗火者.郑观应和他的代表作<盛世危言>,是中国思想界中一部较早地认真考虑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著作.……     

我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价格理论评介

从第二次鸦片战争(1860年)到戊戌变法(1898年)的将近四十年中,是我国由封建社会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时期,也是我国近代史上的关键时期。在这个时期中,由于国内经济关系与国内阶级关系的巨大变化,反映在我国当时思想界也呈现出极其复杂的局面。既有坚持封建阶级利益和封建传统教条的地主阶级顽固派的思想,又有反映买办官僚集团利益的洋务派的思想;也出现了代表刚从地主阶级中转化而来的早     

论郑观应的商战思想

郑观应的商战思想是１９世纪７０～８０年代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内容有：振兴商务,以商立国,以商富国,进行商战,在经济领域抵制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所呈现出来的主要特色是：把商务置于国民经济的主导地位,学习西方国家的先进经验,通盘筹划社会经济各环节,并触及政治和教育某些方面的改革。郑观应的商战思想站到了他所处时代的前列,有利于启迪国人,激发爱国主义,推动社会前进。     

郑观应与清季“官督商办”

19世纪80—90年代，是“官督商办”企业的全盛时期。也就在这个时候，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赞扬过“官督商办”，他说：“全恃官力，则巨资难筹；兼集商资，则众擎易举。然全归商办，则土棍或至阻挠，兼倚官威，则吏役又多需索。必官督商办，各有贵成：商招股以兴工，不得有心隐漏；官稽查以征税，亦不得另外诛求；则上下相谁，二弊俱去”①。这似乎成为郑观应竭力主张在中国发展官督商办企业的依据。其实，作为近代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的郑观应在这里主张的“官督商办”，与当时洋务派官僚所主张的“官督商办”并不是一回事，前者的主张只…     

郑观应的商战论

郑观应(1842—1922),广东香山(今中山县)人,十九世纪后期至二十世纪初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主要代表,也是当时著名的爱国的工商业资本家。在他一生的社会实践中,主要从事的是经济活动,因此,经济思想在其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并集中表现在他的《盛世危言》这部著作中。郑观应经济思想的主要特点就是提出了“商战论”。“商战论”的产生,是由中国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决定的。郑观应所处的时代是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剧变的时代。在这期间,外国资本主义不断扩大对中国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侵略,民族灾难日益深重。随着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     

试论冯桂芬思想的阶级属性——与王栻、陈旭麓同志商榷

冯桂芬思想的阶级属性问题,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研究课题。弄清这一问题,对研究中国近代初期社会思想的递嬗变化趋向,对搞清地主阶级改革派、洋务派以及资产阶级改良派三种思想之间的区别和联系,都会有重要的帮助。我国学术界对这一问题有过两种不同的看法。有些同志把冯桂芬看作是洋务派的代言人,但较多的研究则认为冯桂芬是我国近代最早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王栻同志在1956年所写的《冯桂芬是不是一个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改良主义者?》一文,可算是前一种看法的代表,陈旭麓同志最近发表的《论冯桂芬的思想》一文,则较为详细地发挥了后一种看法。在这里,谨提出我个人的看法,与王、陈等同志商榷。     

郑观应的职业变动与社会变迁

郑观应生活在社会转型的清末时期,一生职业多变,可概括分为六种类型。这六种类型职业又分为四个阶段,分布在布尔迪厄提出的社会空间的四个区域,说明郑观应的资本逐步提升。郑观应主要从事商业的职业,其职业变化从商业角度反映出社会转型。首先,商业在社会观念方面得到提升;其次,社会结构略发生变化,商人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但尚未能突破传统模式;最后,在社会制度层面商业制度仍付之阙如。因此,郑观应职业变化所折射的时代,只是转型社会的开端。     

论谭嗣同的阶级属性

(一) 谭嗣同是—个复杂的历史人物。他是封建官僚家庭的贵公子,但却悲壮地为与封建地主阶级利益根本对立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事业而献身;他大力鼓吹改良,但又歌颂革命;他竭诚赞助光绪皇帝维新变法,但又号召“冲决罗网”,推翻清廷。康有为、梁启超在谭嗣同死后极力推崇他的改良主义精神,称誉谭是“长虹亘白日,紫澜卷苍溟。”资产     

丁日初认为上层资本家不都是民主革命绊脚石

丁日初在《辛亥革命前的上海资本家阶级》一文中认为:辛亥革命前十几年,上海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有了初步的发展。二十世纪初年,资本家阶级在上海开始形成,其中一小部份人成为这个阶级的上层。这个阶层的一个特点是:有的人,如祝大椿和朱葆三,原是民族资本家,后兼任买办;朱志尧、虞洽卿、王一亭则由买办转化为民族资本家后,仍不放弃买办职务。但经营独立的企业,在他们的经济活动中占主要地位,因此应当实事求是地承认他们是民族资本家阶级的上层。     

论《救时揭要》与郑观应的早期思想

郑观应作为资产阶级改良派,是一位有较大影响的人物。他以编撰《盛世危言》而享盛名。如果我们要探讨他的思想形成与演变过程,还必须研究其早期代表作《救时揭要》及《易言》。本文试图就《救时揭要》(以下简称《揭要》)一书,评介郑观应早期的主要思想,以求正于史学界的同志们。     

关于近代中国“买办”历史作用的再认识

长期以来,我国史学界对近代史上的买办或买办出身的人的评价一直很低,有些研究者认为买办或买办出身的人充当了“外国资本家和中国封建地主相互勾结的媒介”,并最终导致“官僚买办化和买办官僚化”局面的形成,把它归结为一个“反动的阶级”。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买办在近代中国社会的出现和存在,并不以某些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意志为转移,而是中国实行对外开放,走向世界市场,走向近代化的一个必然的结果。因此,只有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将它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作具体分析,才有可能恰如其份地评价它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历史作用。     

郑观应与孙中山关系析论

19世纪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初期,郑观应同孙中山有过颇为密切的交往。他们之间无论在家庭、教育、经历乃至年龄方面,均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但是,他们都诞生于商品经济发达与对外开放的珠江三角洲,较早地从故乡走向中国和世界。他们都满怀爱国救亡的热忱,中法战争及其失败给予两人以极大的刺激和策励。这种差别和相同,决定了他们之间只能是短暂的友谊。郑观应称赞孙中山“少年英俊”,积极支持他北上投书李鸿章以实现改革救国的抱负。孙中山与时俱进,使他与未能同现存政权决裂的郑观应分道扬镳。他们后来几乎没有任何联系。只是郑观应晚年曾经斥责袁世凯以御用的《中华民国约法》取代《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可算是其友谊在20年后的唯一回声。     

“得风气之先”与“开风气之先” ——郑观应早期思想演变与上海

郑观应(1842—1922年)作为人们所熟知的改良主义先驱之一,他的一系列时论经由后人的反复考论,几乎已经成为一种历史常识. 郑观应撰写于19世纪60年代左右的《救时揭要》和成书于1880年的《易言》36篇本是夏东元先生《郑观应传》第二章《初期的维新思想》中的主要论析对象.在这里.夏先生将郑观应初期维新思想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发展过程 ,勾勒出一条非常消晰的线索.而拙文《论郑观应早期思想的演变》,则仍以《救时揭要》与《易言》作为考察郑观应早则思想的主要资料,展示他贯穿其中的视野、语言、心态、观念方面的变化轨迹.然而,自《救时揭要》到《易言》,郑观应对时局、对世界认识的惊人变化竟然从他的笔底流向当代,流向人们心中.这种流动的特殊节奏极易使人联想到郑观应当时的生活环境——他居住的城市上海,在近代史上曾经有过的快节奏变迁.正是这个城市不同寻常的文化氛围,使郑观应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精神气质,而这种精神气质的散发又使走向现代之路的当代人怦然心动.     

盛宣怀与利用外资

盛宣怀集官僚、买办、资本家于一身,是一个“亦官亦商”,联络“中外”的复杂人物.过去,经济史学界对盛宣怀的评价,大多是否定的,尤其他大借外债的行径更是被斥责为“卖国”和“投降”.其实,盛宣怀是一个矛盾性格的人物,他在借用外债方面也表现出这种矛盾性.因此,对他在这方面的言行应当进行具体分析.     

郑观应近代经济思想的时代特点探论

〕郑观应的近代经济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西方先进文化和思想的引进 ,因此最终归结到了西方的资本主义实践 ,这本身就表现为对中国现实的超前。超前性一定意义上也就是与现实的冲突性 :资本主义的近代经济在封建主义的政治体制之下不可能得到兴盛。西方经济思想和经营方式与中国古代的经济、理财思想是郑观应形成近代经济思想的两个重要出发点 ,郑观应的经济思想正是中西圆融的结晶     

张之洞的道路——从清流党到洋务派

以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为端绪,清廷统治核心逐渐分化成两个既相联系又相矛盾的集团——顽固派和洋务派。在维护清王朝及其封建专制制度、镇压人民革命运动方面,这两个集团完全一致。洋务派“留心西人秘巧”,致力于推行“西技”、“西艺”,并兼及“西政”,较之一味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的顽固派冥顽不灵的态度,毕竟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当然,洋务派并非新生阶级,它是行将就木的封建阶级在西方列强的影响和扶植下日益买办化的产物。正因为如此,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从封建顽固派那里转化来的。奕诉、文祥是如此,曾国藩、李鸿章也是如此,而张之洞则是顽固派转化为洋务派的完备典型。通过对这个人物生活道路的剖析,可以看出近代中国政治格局变迁的一种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