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观群怨说——从孔子到王夫之

王夫之用“情”把兴、观、群、怨贯通起来,用“兴观群怨”把诗人、作品、读者贯通起来,用博古通今的眼光和心胸．把从孔子起发展演变着的兴观群怨说加以总结、调整、阐发,在有意无意之间创立了他本人的兴观群怨说。     

"可说与不可说"之说

“凡是不可说的东西,必须对之沉默”,这是维特根斯坦的一句名言,也是他的被引用最多、所用范围最广的一句话。但是这句话的含义是不是像它字面上的那样清晰,却是值得思考的。维特根斯坦确实谈到一些不可说的东西,但是我们所要做的,最主要的是要看到他的本意是什么,他最主要的意图是什么。这样,我们对他的不可说之说才会有一个正确的理解,我们才能够正确阐述他的不可说之说。     

郁达夫小说诗意的美学追求

郁达夫小说一个重要的审美特征就是诗意的美学追求 :以诗的语言、诗的结构、诗的神韵、诗的情绪创造意境。他的小说就是抒情诗的延长     

由诗之言到说之语--从海德格尔对荷尔德林诗之阐释看其语言之思

海德格尔对诗怀有深厚的感情,在其后期论著中(20世纪30年代以后),诗总是能成为他所要表达之思想的传神之笔.通过对<荷尔德林诗的阐释>中的几篇演讲或论文中海德格尔关于诗之"语言"乃至全部语言(道说)的沉思,我们将发现,海德格尔不仅洞见到西方形而上学传统在人们语言观上的烙印:将语言作为一种对象化的工具来使用,而且,他还进一步提出了自己的语言思想:语言是自行道说的,它揭示出了那自身遮蔽着的"存在"(sein).实际上,在海德格尔看来,诗与思是一而二、二而一的.     

"纯诗"说·"象征"说·"契合"说--梁宗岱的诗论

如果说穆木天、王独清对象征主义诗论的贡献主要在于首先较为系统地提出并阐释了象征主义诗论,戴望舒对象征主义诗论的贡献主要在于发展了象征主义的诗论,那么梁宗岱对象征主义诗论的贡献则主要在于建构了由"纯诗"说、"象征"说和"契合"说构成的象征主义诗论体系,成为中国象征主义诗论成熟的标志.     

"传情说"与文艺的思想性

作为"传情说"的新实践论美学所提出的"对象化的情感"这一美的定义只是一个总体的框架,但在这一基础上,审美和文艺与思想性有密切而不可分的关联,这种关联首先表现在"情感的进化"上,其更深层次的根基则是情感传达在自我意识中的本体论根据.艺术的传情活动本质上是人的存在的体现,也是人对自身的生存境遇的形而上的觉识,它发源于人的存在即生产劳动中的"对象化"这一现象学结构,并通过艺术家对时代冲突中的存在感的敏感性而表现出来.现代艺术与哲学合流的趋势呼唤艺术家关注现实中的思想矛盾,以创造出符合我们时代的一流艺术作品.     

海德格尔与庄子的渊源:诗意道说与无心吟咏

海德格尔所崇尚的诗人吟咏的不再是表达的语言,而是与他的存在等量齐观的取之不尽的词语本身。庄子书中圣人的吟咏不是抒发对生活的哀怨和不满,而是让人经验无心之言声满天地、无所不通的威力。     

"返乡"与"开端"——关于海德格尔的荷尔德林阐释

本文考察海德格尔阐析荷尔德林时的"返乡"和"开端".呈现两个概念在海德格尔文本中的交织,"返乡"的空间性与开端的时间性具有的同构能够帮助理解海德格尔的"存在"概念,理解"诗"与"思"间的亲密.     

论后期海德格尔的"语言本质"思想

海德格尔对语言本质的探讨始终是在"语言与存在相互归属"这一洞察的指引下发生的.对语言本质的考察首先需要清理出一条通向语言自身的道路,然后在这条道路上追问语言本质.在语言本质的揭示中,本质被转换为同一与差异的根据,这样,语言的本质即是本质的语言,存在与语言在本有的真理中相互共属.     

陶谢诗中之"理"比较--兼论诗与理的关系

诗与理的关系是文学史上较有争议的重要问题,而以六朝及两宋时期表现尤为突出.陶渊明及谢灵运是六朝时期开宗开派的文学大师,受魏晋玄风影响,他们诗中均在一定程度上表现玄理.但不同的是,陶诗之理从生活中悟得,以审美方式呈现;谢诗之理从书本上习得,以哲理方式存在.关于两种理的存在方式的思考,对于认识六朝及有宋一代文学的特质或许有一定裨益.     

中国现代新诗的诗体建设问题

中国新诗目前存在的最大问题是诗体建设的形式问题,新诗作者普遍滥用自由,导致新诗文本的浅白、啰唆和枝蔓芜杂。因此,新诗作者应有意识地向中国古典诗歌学习,强化形式意识,注重新诗诗体建设,从而有效地提高新诗的整体艺术质量。     

新诗诗体建设的问题与对策

新诗在20世纪汉语诗坛占有主导地位,却没有建立起必要的诗体。尽管有很多诗人致力于新诗的诗体建设,也取得了一些成绩,确立了新诗的初步形态,新诗诗体建设的最大成功之处是在20年代初中期初步确立了新诗的基本形态,特别是确立了新诗的两大形式特征———新诗的音乐形式和排列形式。新诗却始终处在文体自发与文体自觉、诗体的准定型与不定型、诗的律化与自由化、诗人的文体自律性与文体创造性的对抗与和解中,其中对抗远远大于和解,造成每种诗体都无法进行持续的建设,使诗体建设成为百年新诗最大的问题。目前正是加强诗体建设的重要时期,21世纪新诗的诗体建设既要正视现实,又要面向未来,既需要现实的构建策略,也需要理想的构建方法。     

内视点与想象:中国现代主义新诗的语言诗学

内视点与想象是现代主义诗歌的基本语言表述模式。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20世纪30、40年代的中国新诗引入内视点与想象,并将其融进现代汉语语境,创立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独特语言诗学理念,为中国新诗的创作与阅读提供了新鲜的思路。     

由"以禅入诗"、"以禅喻诗"到"妙悟之说"--中国古代诗歌创作、批评史上一次创造双赢的沟通

本文论述由以禅入诗、以禅喻诗到妙悟之说,其间创造了中国古代诗歌与批评史上一次双赢的沟通。     

说“直致”——关于钟嵘《诗品》的一个诗学概念的诠释

钟嵘《诗品》评陆机诗"有伤直致之奇",关于"直致"一词,《诗品》注者或略而不注,或注而不详。"直致"是六朝习用语,是钟嵘《诗品》中的一个重要诗学概念。钟嵘将"直"区分为"直致"和"质直"二体。"直致"乃"自然英旨"、"风华清靡"之美;"质直"乃田家语。钟嵘褒"直致"而贬"质直",把"直致"与"雅致"并立,视为诗学中的两个相对但不矛盾的审美范畴。唐宋以后,"直致"成为文学批评中应用广泛的专门概念,但大多是作为一个贬义词来使用,与钟嵘推崇"直致"的原意相反,这是对钟嵘"直致"说的歪曲和误解。     

论古典诗词中的“江河”意象

意象是融入了主观情意的客观物象。"江河"作为普通物象,经过历代诗人不断地刻意营造,具有了丰富的人生意蕴和文化内涵。在中国古典诗词中,源远流长的"江河"意象体现着民族文化的崇拜与个人离愁的抒怀,滚滚东去的"江河"意象体现着雄浑劲健的壮美与逝者如斯的哀愁,惊涛骇浪与清澈澄明的"江河"意象分别喻指动荡浑浊的世道与宁静纯洁的心灵。     

中国现代派诗歌的精神天地与情感教育

在现代派诗人戴望舒的理论著作《诗论零札》中,我们可以发现,现代派诗歌的核心,是情绪二字。诗的内容是表现诗人的情绪,诗的外在形式也决定于情绪,诗歌中意象的罗列也是以文字来表现的情绪的。情绪在现代艺术观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既是诗人的世界观,也是诗人的创作追求．中国现代派诗人在作品中回避现实生活中的矛盾斗争,一方面亲近自然,一方面躲进个人的情感世界,在个人的爱情世界中自我麻醉,寻找慰藉。这一派诗人的作品既有很强的感染力,更易对人们的情感进行熏陶。如何正视作品中的消极情绪,把握作品中的自我情感的宣泄,因此,在这类作品中的情感教育显得颇为重要。     

海子诗歌的思想与艺术殊相

海子的抒情诗从人本主义思想出发,歌唱外部困境和内部激情之间冲突引发的“生命的痛苦”。海子的“大诗”是绝望诗学与幻象的探索,是处于构想与实现之间的未完成的文本操作。海子诗歌的浪漫主义艺术探索,开启了20世纪90年代个人化写作的先河。     

隐喻视域下台湾“现代诗派”诗歌风格嬗变研究

从修辞学、诗学视角出发,以隐喻为切入点,对台湾“现代诗派”诗歌文本中的隐喻模式、隐喻的生成机制、隐喻类型、隐喻意象以及隐喻的本体与喻体双重视野之间的距离等因素进行的综合分析显示:台湾“现代诗派”对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习染和反思过程大致经历了技法移植、西化质疑和传统内转等三个时期.这三个时期诗歌中的隐喻在共时层面上分别有着相对稳定的深层结构模式,即替代式、范畴错置式和虚实结合式,而在历时层面上则呈现出隐喻风格从夸饰性到抽象性最后向明喻化演变的轨迹.在这一演变历程中,隐喻以“纯粹语言学的否定性策略”,不但实现了台湾现代主义诗歌与西方现代主义艺术一脉相承的“先锋精神”,而且在对西方现代主义艺术观念进行反思的同时,推进了台湾“现代诗派”不断走向艺术自律的过程.以此为基础,重新发掘出了杨炽昌及其所倡导的风车诗社对台湾现代主义诗歌运动的先锋性实验价值与贡献.     

从“盐梅”、“盐车”意象看唐诗中的盐文化

“盐梅”与“盐车”是《全唐诗》中所辑录的含“盐”诗歌中,使用度最高的两个词汇。文学话语蕴含着人类丰富的情感并与社会权利关系密切关联。由此,从文本所使用的语汇所表述的意象来认识这种现象背后的深刻内涵,然而人类文化的传承、传播,是以意识与潜意识方式并存的。所以,“盐梅”与“盐车”两个意象上附带着封建政治领袖渴望贤臣良将的心态;粘连着文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努力跻身于政务高位,并由此达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愿的内在驱动力。从意象角度出发看唐诗中的盐文化,也是一种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