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组织的伦理缺失及其对传统伦理范式的挑战

现代组织的道德失范导致组织工具性和价值性的失衡、组织道德责任的漂移、组织伦理取向的迷失、组织伦理规范的冲突及伦理调控的失灵等。组织道德失范的原因一方面是组织实体自身所存在的道德意识空场、组织结构的失衡及所处社会环境的变动;另一方面是由于传统伦理范式中道德主体的个体单一性之弊、依个体良心而实现道德价值的"规范习得-践行"模式及重义轻利、整体主义及等级主义的价值导向而造成组织道德主体性的失陷和组织伦理的无效运行。     

为河流伦理辩护

河流伦理是从伦理的视角看人与河流的关系,它强调人对河流的责任和义务。作为一种面向河流实践的责任伦理,它要求人们用前瞻性的眼光来对待这种新型关系,同时也能为现实的河流管理实践提供认识论与方法论的指导。     

论证伦理——兼及良论证的评价

论证是人们表达思想的一种言语行为。由于语言与思想的离异性、人的情感因素和社会环境的影响等,论证必然显现出伦理内容,而且必然会对听(读)者和社会产生影响。因此,对论证必须有伦理规范加以约束,使论证伦理成为良论证的一个必要条件,以使论证更全面地发挥社会作用。     

生态文明时代的河流伦理

在生态文明新时代,从生态文明的视角宣扬伦理道德,以新的价值观———生态伦理的价值观,重新认识并构建人与河流的新型关系,唤醒人们自觉呵护河流、关爱河流的意识;实施河流伦理的主要原则、水利工程生态伦理的原则和规范,提高我们水利水电工作的道德水平和道德素质,这对于促进我国水利水电事业又好又快地发展是完全必要的。     

“路径依赖”与“范式转换”——当代中国公务员伦理建设的路径探析

路径依赖对当代中国公务员伦理的现状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找出当代我国公务员伦理建设形成路径依赖的深层原因，为中国在未来一段时间的公务员伦理建设提供一个新的视野。     

可持续发展的两个伦理论证维度——兼论生态伦理与代际伦理的关系

作为在全球范围内已然具有广泛共识的可持续发展观,并未在实践层面得到彻底贯彻。伦理学的证明在道德上为可持续发展可以提供有力的伦理辩护,从而为可持续发展奠定具有现实意义的伦理基础。对可持续发展的伦理证明和辩护可以在生态伦理和代际伦理这两个维度及其统一性上来展开。把代际伦理仅仅作为生态伦理的一个方面和环节,是有缺陷的。如果说生态伦理反映了人与自然的伦理维度,那么代际伦理则仍然是人与人的伦理维度,但与传统人与人的伦理维度已经有了根本区别。     

西方环境伦理的三种论证路径

在西方环境伦理领域繁多的＂主义＂旗号下,有三种典型的论证路径。它们把环境伦理规定的根据分别追溯至神、自然和人道。这种分歧在根本上源自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同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本质上并不是一种沉思的、形而上的联系,也不是纯粹生态学的事实,而是在社会历史中展开的具体过程。那里不存在静止的和谐,也没有孤立的中心,有的只是永恒的交互作用。环境伦理应当在揭示这一实际过程的基础上,在经验地研究环境问题的社会历史根源的基础上,来进行自身的理论建构。     

河流伦理与流域生态补偿立法

人类与河流的关系源远流长,在道德层面表现为河流伦理。河流生态伦理是其主要内容,流域生态补偿是其实现形式。流域生态补偿虽是经济补偿,但是这种补偿也具有道德性——对河流内在价值的生态补偿,而这也为其立法提供了基础。在流域生态补偿立法过程中,首先必须处理好三对关系,即上下游关系、干支流关系,以及河流与蓄水体之间关系。这些关系其实都是道德关系,这也为法律调整提供了可能;其次必须重视河流伦理作用,即充分夯实立法的伦理基础,促进立法被人们自觉地遵守,促进立法进化并改进其思路。     

关于逻辑学“论证”章若干问题的讨论

运用逻辑基本理论知识对多数逻辑教材中关于论证、证明和反驳,关于论证方式和论证方法,关于归谬法和反证法含糊认识进行剖析、修正,以促进逻辑学向更加科学化、系统化的方向发展     

思想的致命性——对《一九八四》中“思想”的解构主义分析

乔治·奥威尔的反极权主义思想是其作品《一九八四》的一个显著主题.小说文本中“正统思想”与“非正统思想”这一二元对立和“双重思想”的解构主义本质,折射出“非正统思想”的潜在强大威胁力,以及“双重思想”作为极权社会的统治手段不断在威胁其统治地位的事实,揭示了“思想”对人自身和极权主义统治的致命性.“思想”的解构本质削弱了奥威尔所渲染的极权主义恐怖氛围.     

重读弗洛姆的"人道主义"

弗洛姆利用社会批判和心理分析,针对权威主义的伦理学构建了自己的"人道主义伦理学"即规范人道主义伦理学.主要包括人道主义批判、人道主义伦理学和人道主义社会主义三个方面.     

中国古代创作思维"神思"的本质和特征

“神思”从创作思维、构思、想象、作者创作心智结构、创作心理活动等不同角度集中体现了创作主体性 ,从而确定了“神思”的本质和特征 ,在“神”之“思”和“思”之“神”两方面突出了作者与非作者、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别 ,形成了中国文学和文论的民族特色和优良传统 ,构成了“神思”型的创作思维模式。     

从《大略》篇看荀子的义利观

读《大略》可以看出,荀子已经发现功利主义和道义主义是人类两种最基本的行为取向,两者相互斗争,其势力消长关系着社会的安定与动乱,人可以参与并调节两者的矛盾运动。他主张人为地助长道义主义,通过“以义克利”的过程而实现“义利两有”。他把其义利观贯彻于他的天人观、教育观、认识论和治国论中,形成了精神激励、利益驱动、权利制约三种手段并用的综合社会治理思想,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亦带有理论偏见,对中国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马注论“念”与“礼”

＂念＂与＂礼＂是马注五功思想的重要内容。在对二者的阐释上,马注既保持了正统伊斯兰教功修思想的基本内容,也吸收了苏菲主义的某些思想,同时也有意无意地糅合了一些中国本土文化因素,体现了突出的多重文化特色。     

《荀子》中的“智德”思想新探

<荀子>提及"知"(智)达487次,显示出对"知"(智)的高度重视.荀子突显"心"(解蔽心)的认知意义,将"知识"作为"智"的第一要义;把"是是非非"看作"智"的第二要义,将其视为"智德"的主要内涵.荀子的"智"有不同等级之分,"智德"并非只是作为辅"仁"的次德,而是与"仁德"等量齐观的主德.其意义与价值在于:承接孔孟对"智德"的重视,将"智"提升为建构整个道德实践论的基础核心概念.     

佛教之“我”与萨特之“我”

佛教所说的“我”有“人我”、“法我”两个含义．这与现代人通常所讲的“我”以及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的“我”是有所不同的。本文拟从本体论、论识论、价值观、实践观的角度对佛教之“我”与萨特之“我”略作剖析。     

“伦理财富思想”与“学理财富思想”——中西古代财富思想分异的历史阐释及启示

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是建立在封建皇权统治的政治基础上与儒学伦理思想的思想基础上的。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是建立在法制与神权的政治基础上和民主理念与宗教文化的思想基础上的。通过中西方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与学理财富思想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中西方古代在思维方式上，特别是在理论思维、逻辑思维、创造性思维上以及人性意识方面有着明显的分异，而这就是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之所以没有形成较完备理论体系的重要原因。面对这一尴尬，我们必须努力运用现代经济研究方法，不断创新思维，把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中的正义与道德价值诉诸于当代中国现实载体中，加快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的现代转换。     

《周易》"包蒙"与"击蒙"思想辨析

正确辨析“包蒙”与“击蒙”思想,对于准确把握《周易》的启蒙教育思想,进而深刻理解中国传统教育思想乃至思考今天的中国教育,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包蒙”与“击蒙”作为两种不同的治蒙之道,统一于《周易》对人性善的基本判断之中,其目的都在于“养正”。“包蒙”是因为相信儿童天性为善,每一个儿童都具备成为圣人的可能性,因此对儿童要包容不距、悉于决疑;“击蒙”是要为儿童“御寇”,帮助其抗御外恶之诱惑,以保全其天性之美好。其中“包蒙”是教育者对受教育者应持的基本态度,而“击蒙”则是“包蒙”前提下一种具体的教育辅助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