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岭南越人与外界的交往

岭南越人与中原、长江流域、云贵高原各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往来。这种交往，在赵氏政权统治的南越王国时期，达到了一个高潮阶段。岭南越人吸收了先进的中原文化，并积极地与周邻地区相互往来，同时还利用地处海滨之优势，进行海上开拓，为岭南越人在西汉中后期更进一步地与汉民族相互融汇，为日后的广州作为东方第一人港，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发展创造了良好基础．广州象岗南越文王墓，则以出土数千件精美绝伦的文物、雄辩的事实向世人宣称，它是相互传播交流的结果，是南北文化、中外文化、少数民族与汉民族文化交沈的结果，没有这多种形式的交流，就不会行南越王墓丰富多彩、风格各异的美妙绝伦之作，也不会有日后岭南地区的迅速发展。     

汉代岭南的青铜业和冶铁业

公元前214年,秦统一岭南,从此这一地区隶属于中央封建王朝的统治,以后南越国建立,虽然使岭南出现了短时期的割剧,但武帝平南越很快又重新恢复了统一的局面。‘由于中原经济文化的渗透,汉越民族的融合,使岭南的经济产生了新的活力,其中手工业部门中的金属冶炼在这一时期有了长足发展,它对岭南的生产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岭南地区的封建化过程

岭南是中国中央王朝的一个部分,中原的社会性质对岭南起过重要影响。但中国是一个幅员广大的国家,生产力发展不平衡,不同地区有着很大的差异。就岭南地区而言,何时进入封建社会,其封建化的过程和道路怎样,都是有待探讨的课题。本文的任务就是对这些问题试作回答。一、先秦时期的岭南社会性质要认识岭南的封建化过程,首先要正确了解封建化前的岭南社会。春秋战国时期,岭南部分地区已进入奴隶社会。广东的清远、德庆、肇庆、四     

赵佗在岭南的文治武功

岭南各部越人很早就同中原华夏族政权建立了关系。不过他们在社会发展的阶段上却落后了一大截,直到战国末期还过着相当原始的生活,各有“君长”的“种姓”(氏族)彼此攻杀不休,没有形成过一个统一的地方政权。他们当中的一部分长期依附于楚国。公元前二二二年(秦始皇二十五年)灭楚的秦军开始逾岭南进。由任嚣和赵佗(真定——今河北省正定县人)两个尉官率领的秦军,胜利开赴“番禺之都”(今广州市)。公元前二一四年(秦始皇三十三年),秦朝在岭南设置南海、象、桂林三个郡。两位秦军将领随后在南海郡任职:任     

略论岭南东汉时期青铜器的考古发现、分布及成因

从岭南地区考古发现来看,东汉时期岭南地区青铜器的使用较西汉中晚期得到恢复,青铜器的功能逐步日常生活化,出现了瘗钱之风.这与生产工具和兵器的铁器化、私营手工业的发展、交通的进一步改善和中原厚葬习俗的影响有着较大关系.     

先秦岭南的政区归属

岭南作为中国历史地理的一个重要单元,自秦平百越置三郡起而归于中原统一王朝版图。战国以前,今桂东北、粤北、粤东部分地区分属古九州之荆、扬二州。战国时期,岭南政区和民族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今广东潮、梅二州部分地区属闽越,韶关、清远、河源大部分地区属楚国,广西贺州、桂林大部分地区属楚国,两广其它地区为传统的百越之地,分为杨越(南越)人、西瓯人、骆越人所属。     

唐宋历史地理与诗歌地理中的岭南

在唐宋的历史地理中,岭南包括现今的广东、广西、海南的广大地区和越南的一部分,这时候中原人士对于岭南的认知是偏僻边远、蛮荒贫穷的落后区域,而在政治上,岭南也是罪臣逐客的迁谪流放之地。在诗歌地理中,受荒服之地观念的影响,唐诗地理中的岭南等同于失意人生与生命的沉沦,瘴雨蛮烟是其经典的意象。宋代诗人继承了唐诗对岭南地理的普遍认知,并使瘴雨蛮烟意象蔚为大观,但在儒释道思想融合的影响下,江南意象的比对运用及岭南日常生活的大量描绘,使诗歌中的岭南呈现出一片自适闲逸。岭南遂由瘴乡蛮地有了“大舜隐真之地,达人循迹之乡”的意味。     

“靠树为坛”与中国先民驻留澳洲

<正> 1874年澳洲殖民当局在达尔文港进行道路建设。在距离海边不远的工地遇上一棵巨大的榕树,挖开泥土,发现一尊神像紧紧地楔在根群之间,看来已经历时久远了。澳大利亚学者认为这神像是14世纪甚至更早些时期的遗物,从而提出是否中国人首先发现了澳洲的问题(见C.P菲茨杰拉德《是中国人发现了澳洲吗?》)。 笔者认为这个事实本身可能具有更深层的意义:榕树和神像配置其实是粤闽地方习见的社神崇拜现象。社神之祀始于中原,明初朱元璋诏令天下立社,岭南加快了向中原文化趋齐的步伐,民间多立社。南来的官员见     

桂林石刻《元佑党籍》

一九八二年我写过《流放岭南的元祜党人》一文,论述北宋绍圣、元符以及崇宁年间,先后被作为“元祐奸党”流放岭南的一些历史人物,他们历尽艰苦流离的情景,以及他们在贬所生活中传播了中原文化,对促进岭南文化的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本文则继前作,路述“元祐党籍”和几个《元祐党籍碑》的历史发展,桂林石刻《元祐党籍》的历史价值,并及与它互为补充的融水《元祐党籍碑》。一、“元祐党人”之称元祐党这一党名,不是自称的,而是被强加的。北宋元丰八年(1085)三月,神宗死后,哲宗继位,是年方十岁的孩子,由太皇太后高氏,他的祖母,垂帘同听政,实际     

徽派古建筑与岭南古建筑的地域文化和艺术风格的异同

徽派古建筑和岭南古建筑是建筑史上的两个奇葩，两者有着历史的渊源关系。岭南古建筑所代表的岭南文化是中原文化和百越文化的“夷夏”文化交融形成的混合体——既带有中原文化的特点，又带有百越文化的余韵混合文化的产物。而徽派古建筑代表的文化也是山越文化和中原文化所形成的徽文化的产物。两类建筑地域文化的历史渊源、时代特点和艺术风格等方面受中原文化影响极为相似。本文从地域、文化、风格三大方面对两类建筑进行比较分析，挖掘其“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使用价值以促进现代建筑艺术风格、实用价值的多样性和发展。     

朱元璋后期诗作对明朝诗坛的影响

朱元璋的诗歌创作可以登基为界,分为前期和后期两个阶段。前期诗作,粗豪霸气,威风凛凛,直有干云之势;后期诗作,雍容雅致,功利实用,几无风格可言。在朱元璋看来,大明诗歌应该成为与大明开国气象相契合的粉饰太平的工具。为达到这一目的,朱元璋身体力行、垂范作则,大量雍雅、实用之作在朱元璋的后期诗作中接踵涌现。这些诗作,不仅直接左右和控制了明初及明朝前期诗坛,也影响乃至笼罩了整个明朝诗坛。     

试论秦始皇平岭南开灵渠的功过

秦始皇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地主阶级杰出的政治家,对中国历史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他统一六国后,接着南平岭南、开凿灵渠,在岭南地区(今广东、广西)设置了郡县,推动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这是应该肯定的。但是,“四人帮”及其同伙,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把秦始皇捧到了九天之上,给他涂上了一层层神圣的光彩,把他描绘成为各族人民的救星。在我们史学界里,对秦始皇平岭南、     

北魏的儒学与士人

北魏拓跋族在以武力夺取政权后,即面临着较高层次的中原文化对其游牧民族较低层次文化的挑战。为了立足中原,稳固统治,尽快缩短胡汉文化的差距,提高本民族的文化素质,北魏统治者对儒学特别重视,儒学在北魏得到很大的发展。北魏的士人以儒家文化为指导,为北魏政权的建立和巩固提供了封建性的政治体制、统治方式、生产关系模式以及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封建文化。他们的活动和对儒学的发展,加速了鲜卑民族的汉化和社会封建化的进程,促进了华夏各民族的融合和统一,对北魏社会政治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朱元璋的务实思想及政策

朱元璋以布衣荣登天子宝座 ,复杂坎坷的经历 ,使他形成崇实贱虚的务实思想 ,并在该思想指导下推行了一系列务实政策。明初的实践证明 :朱元璋的务实思想和政策是符合社会实际、顺应历史发展的 ,它缓和了社会矛盾 ,稳定了社会秩序 ,促进了封建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为朱明王朝的长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梁佩兰诗论看清初诗风的变化

明代自中期以后,诗坛上各种流派蜂起,它们相互之间的争论辩驳,促进了诗歌理论的发展。但受偏执习气的影响,各种理论往往矫枉过正,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随着清朝的建立,诗坛理性意识增强,反思明诗弊端成为一时风气。清初岭南诗人梁佩兰是岭南诗派与中原、江左诗派沟通的桥梁,从他的诗论中更容易看出明代诗风转变的线索。通过对梁佩兰诗论的研究,可以从一个侧面探究清初诗风发展的状况。     

论创新

本文以江泽民总书记关于创新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对创新的涵义、作用以及方法等问题.作了深入透彻的阐述.文章认为,创新是主体改造客观世界实践活动与精神状态的统一;创新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变革和发展;要勇于创新和善于创新.才能实现观念创新和实践创新的统一.文章对促进全社会以创新的精神全面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论虞夏之际中原文化的北向传播

虞夏之际 ,中原地区的后岗二期文化因素和二里头文化因素相继大量传入远在燕山北麓的西辽河地区 ,从而引发了古代中国北方社会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等层面出现的重大变革 ,并由此促进了北方地区政治社会礼制化建设的进程。古代中原文化区与燕辽文化区自旧石器时代以来就存在的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亲缘关系以及龙山时代以来 ,由于周边各支优秀古文化纷纷内聚而形成的中原地区的中心地位 ,是早期的中原文化北向传播的根本原因和内在机制。     

唐宋“岭海”一称之意涵及其建立

“岭海”一词，从唐代开始出现，至宋代使用增多，尤其于宋人文集中频繁出现。“岭海”指彼时两广地区，因其地北倚五岭，南临南海而名之；且以“海”名之，其意涵常与濒临之海洋以及孤悬海外之海南岛相关联。唐宋时期，中原人士和岭北士人对“岭海”之观感和认识，很大程度上仍反映在“瘴疠”“蛮荒”“僻陋”等几个方面，这也影响了当时士大夫对任职两广或谪官岭南的态度。“岭海”一词开始被频繁使用，与唐宋时期岭南的开发进程密切相关，也缘于世人对岭南之自然地理环境及海洋人文有了进一步的认知和了解。     

论朱元璋对待儒士的态度

朱元璋是以布衣而登九五之尊的明代开国君主。学者们在谈到他削平群雄、统一全国的原因时,无一例外地都谈到了儒士的作用。的确,朱元璋对待儒士倚畀之殷、待遇之优渥,是有口皆碑的。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他对儒士诛戮之惨、文网之密,又与清代的文字狱毫无二致。这一互相矛盾的现象,竟然发生在一个人身上,个中缘由,是值得作一番探究的。遗憾的是,学者们总是津津乐道于朱元璋如何稽古右文,而对于他为什么要大批屠戮儒士,还未见有专文论及。小子不敏,打算就这一问题略陈管见,以就正于方家和同志们。 一、朱元璋重用儒士的缘由 刘邦曾经说过:运筹帷幄,吾不如子房(张良);刘备也说:孤之有孔明,犹鱼之得水也。这两则脍炙人口的典故,是人们所熟知的。其实,重用儒士是历代开国之君的共性,不独刘邦、刘备为然。乱世尚武,治世修文,这是历代统治者治国的一般规律,但朱元璋对于这两者都没有偏废,即使在干戈扰攘之际,他也没有忘记网罗儒士,勷赞军机。究其原因,不外两点:     

元朝统一后漠北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

大统一的元朝,其地北喻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幅员之广,户口之夥,贡税之富,当倍秦汉而参隋唐”。元代疆域,户籍之所以超过秦汉和隋唐,就在于元朝的统一,结束了自唐末五代十国以来中原内地和周边少数民族地区相继出现的地区与民族之间的互相割据,消除了人为的政治藩篱。统一、稳定的社会,为生产力的进步,经济的发展繁荣创造了极为有利的客观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