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六朝俳谐赋初探

两汉大赋为辞赋之主流,而魏晋六朝的俳谐赋为其支流,历来不受文学批评家的重视.大赋惊彩绝艳,旨在讽谏;幽默之赋则文体多变,自嘲嘲人,为抒情之利器.认识幽默赋的创作,应先了解"滑稽"的三层含义,以明其精神源流,由中深入明嘹滑稽幽默之赋具备的俳优语言的特点,以及指桑骂槐,不受道德和传统规范的创作形态.本文将此类赋依照其讽刺对象,分为三类,一为幽默自嘲之赋,以东方朔<答客难>、扬雄<逐贫赋>、左思<白发赋>为例,探讨其特色;二为诙谐讽刺之赋,以王褒<僮约>、鲁褒<钱神论>为中心,分析其风格;三则为纯粹游戏之作,通过对魏晋以降大量的诙谐杂戏之作,如袁淑的<鸡九锡文>类作品的考述,申述其精神.进而对其历史背景、文学技巧展开论述,又在说明俳谐赋的文学史价值.     

论汉魏六朝文人俗赋

汉魏六朝文人俗赋冲破了辞赋宫廷化、贵族化的藩篱,将眼光投向社会下层和世俗人生,题材内容丰富,构思巧妙,风格诙谐,在传统文人雅赋之外别立一格,使赋坛上雅俗共存,典丽与通俗兼容,大大丰富了汉魏六朝赋坛的景观。同时,我们又清楚地看到,文人俗赋数量不多,创作队伍不大,发展举步维艰、徘徊不前,在雅文学的夹缝中浮沉挣扎。这种局面实在是汉魏六朝雅文学强势地位的结果,也是文学为贵族所垄断时代之必然。     

《滑稽小传》撰者“乌有先生”为周紫芝说——兼论周紫芝的俳谐文创作观念

《滑稽小传》撰者"乌有先生"为宋南渡诗人周紫芝。"乌有先生"非其本号,而为周氏所撰《〈滑稽小传〉序》的署名,序文见其《太仓稊米集》。《〈滑稽小传〉序》以拟体俳谐文的形式写成,故此序文属假传体俳谐文,"乌有先生"亦系假号,系作者为迎合《滑稽小传》之内容特点而作,其立意来源有二:一则取司马相如《子虚赋》中"乌有先生"之名;二则因竹坡独爱"人见则避"的乌有而取。《滑稽小传》今已散佚,盖多为拟体俳谐文。《太仓稊米集》中多有类似俳谐诗文,并不时论及可补"小说"、"稗官"之不足的"滑稽谐谑"杂说琐闻可资印证,说明周氏之创作此类文体并非偶然,实乃自有丰富之创作实践与明确之创作观念依托,亦可窥见有宋一代士林诙谐戏谑之风的盛行及对俳谐的文学观认识之进步。     

论宋代四六文的娱乐功能

娱乐功能是宋代四六文的重要文体功能之一,集中体现于致语、话本及文人俳谐四六中.致语作为歌舞剧曲娱乐演出的一部分,其在舞筵歌席前表演念诵的主要目的即在于取悦宾主.在演史、小说话本中四六文则主要用于描绘场景,以促进表演的多样化.公案里的四六文判词、供状不可或缺,尤其是花判公案中,内容滑稽的判词是其发挥娱乐功能的关键.俳谐四六文主要流行于文人之间,以文为戏、自娱娱人是其主要文体功能.     

汉魏六朝文人笔下的京都遗韵

大汉帝国的都城长安是当时世界上最文明昌盛的国际都会,也是历来文人们关注的写作题材。本文选取汉魏六朝时期的小说、赋、诗歌、地理书籍等文学作品中的京都题材作品,展现当时文人对京都的追忆与向往之情。     

南朝公文体俳谐文的文体学意义

南朝公文体俳谐文通过戏拟公文.以鸡、驴、猪、蛇、鳝鱼等恶俗之物入之,打破了公文严肃庄重的文体规范,形成了独特的破体现象.南朝公文体俳谐文是解构型文章破体模式的滥觞和巅峰,后世这种文章破体模式未有出其右者.公文体俳谐文内容的谐谑与文体的雅化,两方面均臻极致,这种"沐猴而冠"的文体风格,使之兼具喜剧性和批判性.南朝公文体俳谐文融雅俗于一体,是南朝文章雅俗观念的表征;而对公文文体的破体,又是南朝文尊笔卑观念的一大明证.     

论南朝拟公文体俳谐文

南北朝时期,一些南朝文人模拟公文形式创作了许多俳谐文。这些俳谐文的出现并非偶然现象,可以从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下文体的发展变化、文人的思想观念等方面找到其原因。从创作目的上看,其中有的具有明显的现实针对性,有的纯为解颐之资,但在有意无意间也反映出现实的内容。在艺术风格和创作技巧上,它们独具特色,而又与当时整个文坛的风气有一致之处。     

汉魏六朝调笑戏谑类俗赋

对汉魏六朝时期调笑戏谑类"俗赋"和相近作品进行了勾稽,对其文体特征进行了分析.这类俗赋以论辩的形式展开,韵诵是其主要传播方式,文体上整齐的节奏、和谐的韵律是这种传播方式的反映.     

新时期以来韩愈《毛颖传》研究述论简

《毛颖传》以其滑稽的俳谐手法特异于韩愈的古文创作,进入新时期,则侧重从阐释其寄托意蕴、艺术手法、小说因素、文体创新、韩愈俳谐文与传奇小说之关系、后世批评接受及其仿作等方面展开论述。     

新时期以来韩愈《毛颖传》研究述论

《毛颖传》以其滑稽的俳谐手法特异于韩愈的古文创作,进入新时期,则侧重从阐释其寄托意蕴、艺术手法、小说因素、文体创新、韩愈俳谐文与传奇小说之关系、后世批评接受及其仿作等方面展开论述。     

李陵《答苏武书》的真伪

汉魏六朝书信体文章中,与《答苏武书》文风相似的作品在汉末魏晋时期才较多涌现,作为一个在《汉书》本传记载中仅能撰作质朴楚歌歌辞的武士,李陵不可能写出情采并茂的书信。《答苏武书》当系汉末魏晋人拟托之作。六朝人论文、选文大力标榜“情采”,自汉至梁同情李陵的声音绵绵不绝,是《答苏武书》在六朝及后世受到注重的主要原因。     

文体之辨对小说观念形成初期的意义——对刘勰《文心雕龙》小说观念的再思考

先秦两汉的传统小说观念以“小道”为核心标准,其学术性指向远大于文学性。以刘勰《文心雕龙》为代表的六朝文论,在理论层面继承了传统小说观念,将小说视为一种学术体式而非文学体式,忽略了魏晋以来小说实际创作中凸显的文学性特征,从而造成《文心雕龙》中所呈现的小说观念出现理论与创作的脱节。因此,在研究《文心雕龙》的小说观念时,应注意当时小说发展的大背景,尤其是杂传类等各体小说作品的实际创作情况。     

中国古代涉海小说叙事流变

涉海小说是中国古代小说的重要类型, 从六朝至明清时期均有诸多相关作品。根据小说中海洋叙事元素的发展变化,可以将中国古代涉海小说的发展历程划分为孕育期、发轫期、发展期和成熟期四个时期,其中先秦至两汉时期为孕育期,魏晋南北朝时期为发轫期,唐宋元时期为发展期,明清时期为成熟期。通过梳理中国古代小说海洋书写发展脉络,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涉海小说经历了从想象之辞到可信知识,从神话到传说到纪实到自觉文学虚构的叙事流变。     

论汉魏六朝音乐赋的新变

汉魏六朝音乐赋中乐器赋占绝大多数,始于两汉,盛于两晋,在发展过程中题材不断拓展,呈现出骚体趋于俳体,骈偶化增强的趋势。其发展兴盛、题材拓展、体制变化的过程与当时的社会生活内容的拓展、人们的喜好和文学体制的变化息息相关,成为了解和考证当时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新散文的兴起——唐代古文

唐承六朝之后,公私文翰,并用骈俪,而末流弊滋,浮滥冗缓,叙事论理,不能真切,于是韩愈倡为散行之文,远师先秦西汉,以朴质条鬯之体矫正魏晋以来排偶藻饰之风,柳宗元、李翱、皇甫湜等和之,古文之体遂立。名为“古文”,实乃创新,虽取法先秦西汉,而能自具唐代新散文之风格,并非奴隶式之摹古也。     

试论汉魏六朝以后俗赋的传承

阐述了汉魏六朝以后俗赋的发展轨迹,认为唐代俗赋承继汉魏六朝俗赋,比较兴盛;宋元时期,随着通俗文学形式的多样化,俗赋又渐渐隐去;明清赋崇雅复古,俗赋成为别调,但源于魏晋的讽刺赋仍保留了俗赋的主要特征。在此基础上,指出俗赋在其发展过程中并没有消失,而是其"有机元素"被其它通俗文学吸收同化,并以其它通俗形式流传。     

悼祭文的文体源流和文体形态

悼祭文是祭文中的一类,特指悼祭死者的文章,与同属哀祭文体的哀辞、诔文、吊文等有所不同.其文体形成于汉魏之间,经过六朝的发展,大盛于唐宋.早期悼祭文形式自由,韵语与散语皆可用.晋、南北朝时期的悼祭文以四言韵文为主,讲究音律,句式骈俪,有一定的格式规范.唐宋时期作品和文类大为丰富,除传统的四言韵文外,还有骚体、赋体、骈体、散体等.元、明、清三朝承继唐、宋,诸体均有发展,其中散体悼祭文的创作最为出色.     

论汉武三传及其传人策略的典型意义

汉武三传,即指《汉武故事》、《洞冥记》和《汉武内传》,三传为突出汉武帝好神仙的品性,主要采录那些带有明显虚诞性质的求道访仙之事,而通过这些虚诞之事展现出来的汉武帝形象,无疑与历史的真实有相当的距离,具有明显的虚构性特征。汉武三传的这一传人策略值得注意,在汉魏六朝杂传中具有典型意义,而正是这一传人策略的运用,造成了汉魏六朝杂传普遍的小说化倾向,导致唐人传奇生成土壤的形成和条件的成熟,并最终促成传奇小说的兴起。对汉魏六朝杂传传人策略的考察,有助于更加深入地理解与把握汉魏六朝杂传的小说品格以及唐人传奇小说的渊源流变。     

二十世纪汉魏六朝隐逸诗研究综述

20世纪80年代以前,人们对汉魏六朝隐逸诗的研究少有涉及;后20年,关于汉魏六朝隐逸诗的研究大大加强,研究的角度和覆盖面较之以前都有较大的突破。但大多注重研究诗人个体的隐逸思想及诗作,缺乏对这一时期隐逸诗的总体透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