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运河与梅尧臣诗

梅尧臣少年至老年皆有通过运河四处辗转的应举、宦游、会友、省亲等经历,还做过“监永济仓”这样的漕运官,一生中的运河行旅时间之长、范围之广在宋初诗人中并不多见。他了解漕运的日常经营,其现存诗歌中有百余首关涉运河。运河行旅增加了梅诗的创作量,扩大了梅诗的创作题材,影响了梅尧臣的观察和体验,锻炼了他的诗艺。梅尧臣运河行旅诗除纪行诗、“悼亡诗”“悼子诗”、悼念友人和嫡母的诗外,还有多首深刻犀利又不乏理性评价汴河漕运的政论诗。运河对梅诗“平淡邃美”风格的形成有显著影响,运河行旅进一步促进了梅诗的散文化、口语化、议论化、讽刺化风格。梅尧臣的运河行旅诗批评了部分统治者借汴河进行的掠民和奢侈活动,他认为汴河主要是利河,他呼吁统治者厉行节俭,主张在汴京的就近位置开辟粮源,以减轻东南百姓的负担。运河行旅影响了梅尧臣作诗的观察和体验,在北宋初期的诗文革新运动中,运河行旅客观上使梅尧臣加快了“以文为诗”而“革故鼎新”,引起了宋诗相对有唐一代,从内容到形式和观念、审美情趣的巨变。     

梅尧臣山水诗叙事性研究

中国古典山水诗的发展历程蕴含有一条清晰的叙事性线索,尤其是入宋以后,山水诗的叙事性得以全面彰显。事件过程、自然情节、逻辑思理三大叙事表征在宋代都得到了充分的重视。作为宋诗“开山祖师”的梅尧臣,正是推动山水诗入宋以后取得叙事性前进的重要诗人,他的山水诗在诗题诗序、结构章法、时序时距、散文趋向等方面倶体现出了鲜明的叙事因子,是宋代山水诗叙事性发展之典型。      

文学地理学视域下的华北一景——越南如清使臣纪行诗中的雄安书写研究

越南燕行使臣有创作中国纪行的传统,其形式则包括纪行散文、纪行图和纪行诗。由于雄县归义驿是18世纪中越贡道上的重要驿站,越南如清使臣在奔赴北京途中往往取道雄县,形成了对雄安地区的观察与接触,催生了越南使臣纪行诗中的雄安书写。以文学地理学的视角考察现存的四首雄安地区纪行诗,可见越南使臣的雄安书写具有鲜明的地理风格,不仅从交通地理、自然地理、人文地理等多个角度,生成了交通枢纽、北方胜景和历史文化名区的文学地域形象,还以地理元素及其多种排列组合方式起到传情达意的作用,实现了多元化的使臣形象自塑。     

文学地理学视域下的王北疆纪行诗

王珪使辽行程中写下的18首北疆纪行诗,因作者足迹的不断挪移,所以呈现出空间上的地理学特征;又因其抒情感怀以诗为载体,所以具有明显的文学意义。用文学地理学的视角观照王珪这组纪行诗,可以确证其由汴京出发最远至内蒙古赤峰市的使辽线路,并探寻王珪纪行诗作中冬春代序的物候景象和北国“江山”的文学建构,发掘诗作中以使臣情绪、思古幽情、乡愁意绪为代表的情感意蕴。     

论梅尧臣的“平淡论”与隐逸的关系

关于梅尧臣的“平淡论”,学界一直存在争议。梅尧臣所指的平淡之诗,是抒发闲适、隐逸情怀之诗,但不仅限于隐逸诗人所作之诗或隐选诗。平淡是梅诗的主导风格,这并非从一开始便是共识,此观念是后人以陶渊明、韦应物之诗为参照而建立起来的。梅诗平淡风格的诗学内涵,与梅尧臣本人的“平淡论”是不同层面上的论题,区分两者的不同,有助于更透彻地理解梅尧臣的诗风。     

黄庭坚纪行诗思想内涵论略

纪行诗是以诗人平生的羁旅行役经历为主要对象进行创作的,黄庭坚的羁旅行役经历和他政治上的升迁贬谪密切相关。黄庭坚创作了大量内容丰富多彩的纪行诗,诗人对自然山水、民俗风情的热情,对社会现实、人间冷暖的敏感,在他的纪行诗中都有反映。     

从梅尧臣“以诗代文”看宋诗散文化之端倪

本文例析了梅尧臣“以诗代文”的种种表现形式──“以诗代书信”、“以诗代日记”、”以诗评论诗书画”、”以诗代游记”和“以诗译文”，指出其特点是运用散文的笔法句法入诗，加重诗歌的记叙、议论成分，以使诗歌的内容和功能趋于散文般宽广。由此可见，宋诗“散文化、议论化”的显著特点，在梅尧臣的诗歌中已露出了端倪。从这一意义上说，梅尧臣堪称“开宋诗一代之面目者”，是宋诗的“开山祖师”。     

杜甫秦蜀和湖南纪行诗比较论

秦蜀和湖南是杜甫纪行诗创作比较集中和突出的阶段。在审美客体方面,秦蜀纪行诗表现了奇伟幽奥的景象,湖南纪行诗表现了阔远黯淡的景象。在审美主体方面,忧世之悲和漂泊之感贯穿了这两个阶段,但相比之下,秦蜀纪行诗中包含了一定的自信和乐观,湖南纪行诗则常常流露出某种近乎绝望的情绪。在心物关系方面,秦蜀纪行诗中自然与人强烈地对立,对人形成压迫和威胁,湖南纪行诗中自然是人的外在的衬托。在艺术传达方面,秦蜀纪行诗景先情后,由景生情,写景时以实写为主,虚写为辅。湖南纪行诗情在景中,以情统景,在写景时遗貌取神,随意点染。     

文天祥诗艺术创新论略

文天祥的纪行诗以连篇接续之长、纪行叙事之详和内容形式的丰富多彩而超越前人.文天祥的狱中诗在我国古代诗人很少涉足的题材领域取得显著成就,填补了一个空白.     

劳伦斯诗歌《蛇》中的对话性

戴维·赫伯特·劳伦斯的《蛇》是一首叙事性抒情诗,其序列性和事件性较强,表现出明显的叙事性,诗中的对话性也随之凸显。基于此,文章运用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对该叙事中的对话性的分析,充分呈现诗中多元对话的世界。诗中明显的对话现象构成本诗的外在对话性,叙述者在叙述其言说对象时与他人话语的对话则构成本诗的内在对话性,该对话性与马丁·布伯"我与你"范畴的对话主义主体间性理论不谋而合,揭示诗人劳伦斯对人类与自然主体间性的哲思,致力于建立人与自然"对话"的世界。     

朝鲜诗家对袁枚及其诗论、诗歌的接受与批评

朝鲜文人李德懋、柳得恭等人来华,通过潘庭筠、李调元等人了解了袁枚的为人与作品。并将其人其诗引入朝鲜。朝鲜诗家非常关注袁枚及其诗论和创作,他们基本认可袁枚的诗坛主导地位．也很赞同其追求个性自由的诗学理论,在理论和创作上都有所受益。在诗歌创作方面,朝鲜诗家欣赏袁枚怀古诗的豪迈,同时也批评了其它一些诗作的浅浮绮靡。这充分说明．朝鲜诗家已经对袁枚有了相当成熟的认识。朝鲜诗家对袁枚及其诗论、诗歌的积极接受与批评,是清代中朝诗歌交流史的重要一页,对袁枚研究的拓展及东亚汉诗研究的深入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袁枚的诗歌采录标准探究

袁枚本着"宁滥勿遗"的原则,有意识地随地域、随人物身份进行他《随园诗话》中的诗歌收集工作.尽管袁枚选诗时要"宁滥勿遗",但他的"滥"并非指随意妄为.在随心所欲进行收集的时候,诗的审美要求是他不曾逾越的那个"矩".具体而论,袁枚对"宁滥勿遗"有着特定的要求.同时,他的选录标准是"味尽酸咸只要鲜".就诗话所录之诗具体而论,"鲜"由下列多个标准构成:一为清真;二为趣;三为新.     

注辇国的白鹦鹉——北宋诗歌中的“海外”

欧阳修、梅尧臣、刘敞三人有四首为注辇国的白鹦鹉唱和的诗歌，其中牵涉到宋代广州的对外贸易，牵涉到宋代的海外交通、海外物产，反映出宋代文人的海外观念，引起人们对宋代“涉外”诗歌的关注。     

庆历党议与梅尧臣诗风的嬗变

梅尧臣的诗歌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党议前为清丽俊逸期,庆历党议中为激愤慨期,党议后即梅诗的晚期风格为枯淡期.梅尧臣的诗风转变和庆历党议有着极为深厚的内在联系,枯淡是梅尧臣的成熟风格.     

梅尧臣诗中的审丑意识——兼论宋诗以俗为雅风格的形成

梅尧臣诗是我国文学审丑之先声，是宋代经济、政治、思想、文化条件和文学自身发展演变的结果。梅诗审丑对宋诗“力避陈熟”“以俗为雅”风格的创立起了奠基性质的作用，对后世文学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蒋士铨题寄袁枚、赵翼的若干集外诗文辑考

袁枚、赵翼、蒋士铨都是清代中叶的著名诗人,并称为“乾隆三大家”。他们三个人之间,相互都有交往。但其中蒋士铨题寄袁枚、赵翼的若干诗文,其本集却没有收全,由此引发了后人的某些误会。兹将这些作品搜集在一起,并进行必要的考证,这既有助于文献整理,同时也能够澄清某些历史上的问题。     

袁枚诗歌的美学特征

袁枚是清中叶最有影响的诗人 ,当日名重一代。学界对其诗歌创作的研究还相当薄弱。本文从四个方面对袁枚诗歌的美学特征进行了探讨和论述。     

李调元与学人之诗及性灵诗派

清代学者兼诗人李调元在世时诗坛即有以他为性灵派诗人之说。李调元虽喜爱袁枚的性灵派诗,但他们仅在晚年始有短暂交谊。李调元是学者,其诗有学人之诗的倾向,但又具有诗人之诗的特点,在乾隆时期的诗坛卓然自立,在清诗史上有一定影响。将他与袁枚在诗论、诗学渊源和诗歌创作等方面进行比较,可证实李调元不属于性灵诗派,并有与之对立的状态。我们尚应对其诗论与创作进行深入的研究。     

袁枚与儿童文学

袁枚在《随园诗话》中收录了很多自然、流丽、极具个性的少儿诗作,表现了他对儿童文学的高度重视。这些诗作与袁枚独出机抒的"性灵说"的主张吻合。袁枚一生都激赏少作,使得天资聪慧的少儿作品得以留存,为后人研究儿童文学提供了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