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WTO后我国证券业的应对策略

加入WTO后 ,将给我国证券业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WTO对我国证券市场提出了更加开放的要求 ,我国应循序渐进地推进证券市场的对外开放 ,大力培育机构投资者 ,推进资本市场多元化 ,促进证券业发展壮大。     

WTO过渡期结束后我国再保险发展的新思路

WTO过渡期结束后,我国保险业进入全面开放的发展阶段。再保险法定分保的取消、外国再保险公司的进入必然会对我国再保险市场产生巨大的影响。这意味着我国在WTO过渡期结束后对再保险发展要有新的思路:进一步健全再保险市场的准入退出机制;加大再保险产品创新力度;加快培养专业型再保险人才;进一步建立完善商业再保险监管制度。     

WTO与调整政府行为

WTO是一个政府间的国际组织 ,WTO规则对成员方具有较强的约束力 ,对成员方政府行为提出了严格要求。我国加入WTO就意味着政府必须接受世贸组织的一整套规则 ,履行相关承诺 ,依法调整政府行为 ,规范政企关系 ,维护市场经济秩序 ,保证为市场和企业提供公平的游戏规则     

合法性机制转型与我国政府福利责任承诺变迁

通过对建国以来56项社会福利制度文本的内容分析可以发现,由于不同时期执政合法性机制不同,政府的福利责任承诺也大相径庭.建国初期,依靠“意识形态+政绩”的合法性机制,政府承担着“广覆盖、低水平、有等差”的福利责任,以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1957-1977年,国家转以“意识形态+克里斯马”合法性机制为主,福利责任受到忽视;1978-1989年,合法性机制又自意识形态转向政绩,政府恢复福利责任以激励经济重建;1990-1999年则主要依赖政绩合法性机制,强调个人通过市场获得福利;2000年以来,为了促进社会公平,我国逐步确立了“民生为本”的合法性机制,政府责任趋强,福利模式亦从补缺型转向适度普惠型,并鼓励多元主体共同承担福利责任.     

从我国的承诺看WTO对高等教育的影响

加入WTO ,对服务贸易作出承诺意味着对我国的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会产生多方面的影响 ,这些影响都与跨境交付、境外消费、自然人流动和商业存在等四种服务贸易的提供方式息息相关。其中跨境交付主要与远程教育密不可分 ,境外消费使我国高等教育面临更大挑战 ,商业存在则被普遍认为是对我国高教市场冲击最大、影响最广泛的一种形式。     

WTO与政府行为法治化

从法律上讲,WTO协议直接约束的对象是政府和政府行为,WTO与政府行为法治化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一方面,加入WTO将促进我国政府的进一步深化改革,另一方面推进政府行为法治化建设有利于WTO规则的实施。本文分析了WTO规则的本质要求和当前我国政府行为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推进政府行为法治化应采取的对策。     

加入WTO背景下我国政府作用的定位分析

目前 ,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相比 ,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尚待完善和培育 ,工业化水平有限 ,尚处于经济转型时期 ,经济发展不平衡 ,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没有充分发挥 ,政府的作用不仅仅是弥补市场缺陷 ,同时还担负着培育市场、加速工业化促进经济协调的多重任务。在这一过程中 ,重要的不是政府作用的多与少 ,而是其职能定位和范围合理性的问题。     

WTO规则与政府管理的变革

入世后的中国各级政府面临的改革中,尤其重要的是:实施依法行政,从“人治”政府走向法治政府;转变角色,从管理型政府走向服务型政府;改革规制,从计划政府走向市场政府;培育和发展社会中介组织,从单中心统治走向多中心自主治理。     

论WTO与政府经济管理

加入WTO是中国政府管理的新的机遇和挑战。WTO不仅使政府的经济管理方式、理念、程序等产生全新的变革 ,而且引发了政府经济管理的重新定位 ,更进一步强化政府的服务职能     

WTO规则与政府角色定位和管理方式改革

我国加入WTO ,在法律意义上 ,政府是入世的主体。WTO的大多数条款和基本原则 ,都主要是针对成员方政府的职能和职责 ,规范政府行为。因此 ,加入WTO后 ,适应WTO的规则 ,我国必须加快政府角色的转换和政府职能的转变 ,调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改革政府管理经济的方式     

中国转型期的社会矛盾与社会发展

中国在改革开放29年以后,正经历着经济快速增长与社会矛盾凸显并存的"发展悖论"。但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矛盾是普遍存在的,并且是社会发展与进步的重要驱动力。仔细分析中国当前各种社会矛盾的性质,可以发现,转型期的社会矛盾与社会发展之间存在着内在统一性,这些社会矛盾对社会政治发展与稳定造成了威胁,但同时赋予了持续发展与动态稳定的内在推动力。应该从共识重构和制度建设的视角致力于建立政治共识、加强制度建设、提升社会资产、构筑和谐基础,这将是经济社会和谐统一的根本之道。     

政府权威与社会公共利益

政府权威是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在我国由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社会利益的多元性和复杂性以及人们生存需求的多样化,都在更为深入的层面上对政府的社会秩序供给提出了新的要求,对传统的政府权威形成挑战。适应新的社会历史条件,强化政府权威,需要完善制度法规,限定权力,制衡权力,监督权力,推进民主化进程,增强社会凝聚力。     

中国转型期经济改革理论的发展

中国经济改革理论的发展,是与改革实践的互动,与政治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是一个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逐步突破和不断扬弃的过程。作为改革对象的经济体制的概念,蕴含着丰富的实践智慧,反映出中国改革从一开始就走上了一条渐进的道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和市场经济论的先后提出,经过了长期曲折的探索和斗争,为改革的方向和目标奠定了理论基础。围绕改革战略的研究形成了中国改革理论的不同流派,其中比较激进的和试图寻找单一改革主线或突破口的各种思路,都未能被实践所接受,转化成为政策的是以稳健务实风格见长的理论和对策选择。相对于其他方面的改革,所有制改革是滞后的,但是,中国经济学家对所有制改革的理论探索并没有因此而滞后,这方面已经取得的许多重要突破为所有制和国有产权制度改革提供了必要的准备。只有所有制和产权制度的改革,才能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起稳定、健康、持续发展的制度基础。经济改革理论和转型经济学不同,前者是以指导和应用于改革实践为目的的规范性理论,后者则是要对改革和制度变迁过程做出科学解释的实证性理论。从改革理论到转型经济学的发展,预示着经济学理论在中国发展的趋势:实证性的纯理论研究与应用性的对策研究的分工和分化、理论经济学的国际化和理论基础的     

转型期我国社会多元利益冲突与政府的角色定位——以广州、珠海市城中村改造的实践为例

本文以珠三角的广州市和珠海市的城中村改造实践为例,分析了城中村改造中的利益格局及利益关系的协调,认为城中村改造的关键问题是各方的利益分配与协调,政府在改造中必须切实履行好利益协调责任,并定位好自己的角色.政府应充分发挥政策工具的导向作用,通过有效的政策调动各种力量特别是村民、村集体和开发商参与改造的积极性.同时,政府应当确立以公共利益为基础的利益协调定位,注重多元利益主体参与的利益协调渠道的构建,突出其利益协调者的角色.本文的研究对当代中国政府如何应对、协调转型时期的社会多元利益冲突有一定的普适性意义.     

民国时期新疆省政府确定维吾尔族汉译名称的来龙去脉

维吾尔族这一汉文名称的使用始于民国三十三年,即公元1934年,它由当时的新疆省政府以官方名义正式发表公告昭示天下,自此使用至今.围绕着这一汉译名称的使用过程以及原因,另还有一些鲜为人知的史实,本文以文献记录为依据,不仅披露了民国时期新疆省政府确定维吾尔族汉译名称的来龙去脉,还分析了这一汉译名称为当时人们所选择接受的政治和文化背景.     

转型期我国体制型风险的成因及其治理

本文从社会风险类型学角度,分析了我国社会转型期主要社会风险——体制型风险,聚焦其内涵、成因和表现,提出在体制型风险治理路径选择上,应建立社会风险行政问责制度,推动体制重建来促进机制更新,从而实现风险的治理;在体制型风险治理模式上,应从"冲击一回应"模式向"预防一主动"模式转变.     

转型期市场秩序中政府与经营者的博弈分析

当前中国处于转型期,转型初期市场秩序混乱是因为政府与经营者之间的博弈是一种非完全博弈,政府在博弈中居强势地位。随着转型的深入,这种非完全博弈正在也必须向完全博弈转化。政府与经营者之间的博弈趋势应从三个路径突破,才有利于市场秩序的稳定和完善。     

论中国经济转轨时期的制度安排与制度结构

制度安排间的相互作用对转轨进程及转轨绩效有重要影响.本文从制度配置的角度,分析了影响我国转型经济中影响交易活动的"关系"规则、"指令"规则以及市场治理规则,详细论述了转轨过程中"关系"规则与"指令"规则对市场治理机制的替代性以及由此带来的制度结构失范问题,最后提出规范转轨经济中制度结构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及策略.     

创新发展与纠错机制：新时期中国政府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双重任务

政府创新包括政府管理和政府公共管理的创新。有效的纠错机制是政府创新的题中之义。在公共行政的意义上,政府的创新发展与纠错机制有宏观—中观—微观、动机—动力、收益—成本的分析视角,三者均直接影响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如何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以激发持续的创新动机,同时形成有效的纠错机制以降低创新发展的成本,是新时期中国政府面临的双重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