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创造的佛—耶神学

未来的信仰间对话是否应转向信仰间神学的方向尚存争议。信仰间神学尝试把不同的信仰见解整合起来,寻求诸信仰最终的兼容性。根据W.C.史密斯的理解,诸宗教之间的冲突能够且也应该被视为一种“综合的邀请”。进行宗教间对话是宗教间神学发展的需要。佛教对神圣创造者的否定和基督教对神圣创造者信仰的肯定表明,从解释学上看,尽管佛教和基督教具有明显的不兼容性,但两者在世界起源问题上的猜想具有共同的关注点和目的。     

“反抗”与“建设”的政治正当：再度进入国家主义论域

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具体历史语境下,国家主义之“内除国贼,外抗强权”,“全民政治、全民福利”,以及一个独立自主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诉求,在历史与时代的逻辑中被赋予了政治的正当性,展现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反抗”与“建设”的归依,依然可视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架构中的政治运作。其政治理论和实践形态,之于民族凝聚和民族国家的构建而言,有其合理性甚至积极性的一面。     

人性史观的解构与唯物史观的构筑

神道史观以“神”和“上帝”来解释人和历史,结果形成宗教神学的救赎历史观念;人道主义历史观颠覆了神道史观的“神”和“上帝”观,建构起历史的“人性”观念,但历史本身却被当作是一个“人-→非人-→人”的人性完善或复归之路。唯物史观则将人道主义历史观的“人”和“人性”从抽象的思辨世界“拉回”于“粗糙的物质生活”,把“人”、“人性”都放置于现实的生产活动和社会交往中来解析,结果就发现（借助于费尔巴哈哲学）,不是“上帝”和抽象的“人”、“人性”建构着我们的历史,而是现实的人的生产和交往活动在建构着我们现实的历史,从而建立起科学解释历史的观念。     

人间佛教之源与脉

人间佛教作为一种宗教品性、一种宗教理趣,反映着佛陀之创教本怀,更是汉传佛教之本质特征。祖师禅之标帜慧能揭橥“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打通了人性与佛性、世间与出世间、世俗与神圣、生活与解脱之界隔,开出中土佛教人生化、人间化、生活化的活水源头,树立了后世人间佛教的千年道统。但因了传统社会意识形态结构之约制以及其自身一些修行理念之畸重畸轻,导致后世禅宗重智轻悲的种种流弊;20世纪初叶,太虚应运振起,遥接祖师禅真脉,凸显大乘佛教慈悲精神,揭橥“人成即佛成”的人生佛教,将佛法世间化落实为圆成人格及人间净土建设,构筑了人间佛教的现代形态。然而作为禅宗末流重智轻悲流弊之反拨,后来的人间佛教推展又出现重悲轻智极端世俗化的歧变。当今,净慧力倡生活禅,以禅门探究人间佛教的修行法门,标榜以禅的生活化达成禅化的生活,从而将太虚强调的人格建设更深一步地具体化为以禅的智慧化导普罗大众日常生活的时时刻刻、在在处处;为针治“重智轻悲”和“重悲轻智”两种流弊,净慧以“觉悟人生,奉献人生”作为生活禅的根本宗旨,力图实现佛教解脱道与菩萨道的完美结合。人间佛教在其嬗变过程中,人间性、现实性和生活化的品质一脉相承,同时在其不同的历史境遇中,又能够与时相谐,契理契机,重释佛法,不断自我调适、自我修正,引出相宜的修行法门,进而不断开出发展之新进境。     

论英格玛·伯格曼电影的“两希”文明底蕴

 在对“两希”文明和谐平衡这一西方文化理想的呼唤中,英格玛·伯格曼（Ingmar Bergman）用精彩的镜像语言,对一系列具有浓重宗教色彩和终极意义的主题展开了富有里程碑意义的阐释。这种阐释,只有放在“两希”文明的背景中,才能获得较为广阔的文化视野和更为深刻的理解。温暖的童年经验,使得将“全部创作建立在童年印象基础上”的伯格曼,获得了汲取各种文化给养的能力和兼容并蓄的潜质;伯格曼从基督教的“罪与罚”中超拔出来,在“意识”与“良知”、“知”与“行”统一融合的人生和艺术道路上,推进着理性与信仰殊途同归的进程;在个体精神的层面上,伯格曼与存在主义达成一致,将审美境界与宗教境界、艺术与神圣存在相互交融,以“在静穆中激荡”的影像风格,传达着“两希”文明相互包容的哲思。
      

猺人、蜑人、山贼与土人

兴宁县位于韩江支流梅江中游,明正德十一年(1516)知县祝允明主修之《正德兴宁志》,为韩江中上游客家人聚居地区现存地方志中最早的一部。该方志有关猺人、蜑人、山贼与土人的记载,为讨论15至17世纪该地区族群关系的变迁及其社会意义提供有力佐证。作者发现,通过一系列艰难复杂、充满冲突与妥协的互动过程,原来“随山散处”的“猺人”和“舟居网捕”的“蜑人”转变为以农为生的“土人”,成为朝廷的“编户齐民”,而原来活跃于南岭山脉崇山峻岭间的“山贼”、“流贼”及其后代也更多地服从官府的管治,以合乎朝廷典章制度和官方意识形态的方式建构乡村的社会组织,地域社会的经济形态与文化面貌随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该地区后来被视为“客家人”最重要的聚居地之一,而所谓“客家”身份及其认同,要在原来大量存在的“畲人”和“猺人”转变为“编户齐民”之后,才有可能产生。     

欧洲古罗马到文艺复兴时期的宗教音乐

<正> 欧洲人所信仰的宗教是基督教。欧洲音乐史实际上也是以基督教为基质发展起来的。在这一音乐历史发展地过程中,古罗马到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又是宗教音乐最活跃的时期。 基督教(christianismos)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它最早见于公元二世纪初安提安的伊纳爵《致马格尼西亚教会书》中,指区别犹太教,崇奉基督为主的新教派。在这之间,公元一世纪时,在叙利亚安提阿就有人称呼一些追随耶稣基督、信奉一种不同于犹太教传教信仰的“道民们”为“基督教”,同佛教和伊斯兰教相比,基督教这一世界性的宗教,在起源方面还存在着不少的争论。一般认为,基督教最初出现在公元一世纪的巴勒斯坦、小亚细亚一带,以继承犹太教的《旧约全书》和产生于一、二世纪基督教的《新约全书》为经典,称     

略论中国佛教与人文精神

佛教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与其他任何宗教一样,其宗旨是追求出世解脱,是与人文精神相对立的。然而佛教自传入中国内地之后,通过与中国本土的儒道思想及中国社会生活相结合,逐渐中国化。而中国化的佛教的一个重要特征便是其鲜明的入世精神。通过辨析“中国佛教”与“人文精神”这两个概念,通过中国佛教(尤其是禅宗)与印度原始佛教,传统佛教与中国儒、道文化的异同比较,从佛性与人性、出世与入世、理想与现实等方面可发现中国佛教与人文精神有着密切关系,中国佛教有既出世又人世的思想性格,这将为当代中国佛教的现代化提供有益的启示。     

中国文学人类学历史起点中的理论问题及反思

从神话维度、剑桥神话仪式学派和弗莱神话原型理论的关联性、还有方法论方面去探究中国文学人类学的历史起点及其现代学术传统,是中国学术界在探讨中国文学人类学历史起点问题中的一种“共识”。这种“共识”既造成了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学人类学”多元性研究的遮蔽,也造成了介绍台湾“文学人类学”研究状况时的某种“偏狭性”认识。中国文学人类学历史起点问题的探讨内蕴着“文学人类学是什么”的问题,只有对“文学人类学”的内涵做出较充分地解释,才能最大限度地划定其对象、疆域及范围等,中国文学人类学历史起点的问题才能够在逻辑上自洽,理论上被言说,被讨论。这就须注意“中国文学人类学”历史生成的思想史语境。     

“汉字文化圈”刍议

“文化圈”作为文化传播形成的文化场,指具有相同文化特质、文化结丛的文化群体所构成的人文地理区域。“汉字文化圈”包括使用汉字或曾经使用汉字并承袭汉字文化传统的民族与国家。这一文化场在地理分布和构成上以中国大陆为主体,以中印半岛东侧、朝鲜半岛为两翼,日本列岛等地为外缘,即“东亚文化圈”所囊括的范围,从泛宗教视角又可称之为“儒教文化圈”、“中华佛教文化圈”。这一区域的文化共相是：汉字、汉文,儒学、华化佛教、中国式律令制度,以及中国式生产技术、生活习俗等,它们共同组成以汉字为信息载体的“汉字文化”。“汉字文化圈”的形成是汉字文化发展并在中国境内外传播的结果。以汉字这一文化要素作为标志的“汉字文化圈”,是一个真实的、富于弹性的、有着强劲生命力的人文地理区域和文化存在。     

方言接触引发的语法演变

接触引发的语法演变是指由语言或方言之间的接触导致的,方言接触引发的语法演变结果及表现有语法成分的替代、增加、融合和叠置等。在同义语法成分中,使用最普遍的成分容易被异方言所借用,当语法成分被借用后,句末位置相对容易吸收源方言的对应成分,并呈现出由句末向句中扩散的趋势。多功能语法形式借用或退出时,其不同用法并不是同时被借用或退出。方言间接触引发的语法演变机制主要有语法借用、接触引发的语法化和构式拷贝。     

从传统走向现代——略论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的小说语言的变革

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中国小说语言经历了一场历史性的大变革,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小说的现代化进程。这场大变革在19世纪末到五四前夕主要偏重于语言形式,努力为小说语言注入新的血液;到了五四时期,小说语言的变革具有革命的意义,不仅是白话文取代了文言文,而且个人话语、启蒙话语与新型的政治话语成为小说语言的主要叙述模式。     

雍正-乾隆年间莽牛哨事件与清朝-朝鲜国境地带

从16世纪末到18世纪初,清朝与朝鲜之间发生了多起越境事件,甚至直到19世纪末,在双方朝贡关系解体之前,边境违法事件仍时有发生。在这一过程中,清朝政府处理边境事务的立场及态度,包括对越境采参、非法屯垦等问题的处理,前后发生了一定变化：从最初的态度强硬转变到后来的较为宽容。本文通过关注16世纪末到18世纪初清朝与朝鲜之间的越境事件及雍正、乾隆年间两国外交议题之莽牛哨设汛事件,探讨18世纪清朝统治稳定后如何展开与朝鲜的外交关系,进而解析18世纪中期清朝与朝鲜的相互认识及边境意识。     

伊斯兰教在伊朗的地方化和民族化

伊斯兰教在伊朗的地方化和民族化是信奉伊斯兰教、以传播伊斯兰教为己任的阿拉伯民族和信奉祆教的伊朗波斯民族在全面接触和深层交往中逐渐实现的.伊朗与阿拉伯的早期交往奠定了两个民族交往的历史基础,阿拉伯人对伊朗的军事征服是伊斯兰教在伊朗传播的前提条件.在阿拉伯穆斯林的统治下,波斯人一直处于劣势和被动.在政治和宗教生活中,阿拉伯穆斯林对波斯祆教徒进行诱惑和胁迫.经济生活的困境使波斯祆教徒大批改宗伊斯兰教.法律地位的不平等和通婚削弱了祆教群体.在文化交往中,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逐渐在伊朗占据主导.伊斯兰教在伊朗的地方化和民族化的特点集中体现在什叶派在伊朗的传播和发展上.     

19世纪末直隶士绅状况研究

直隶义和团运动之始终与士绅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文章对19世纪末直隶士绅的状况,包括：构成、特点、心态等作了初步探讨,以期进一步探究19世纪末直隶社会结构及直隶士绅与义和团运动之间的关系。     

试论日军在常德会战中使用化学武器的问题

日军在侵华战争期间,无视国际公约(法),在战场上频频使用化学武器,致使众多中国军民伤亡。大量史事证明,在1943年11月初至12月底的中日常德会战中,由于日本华中派遣军在作战中多次实施毒气(弹)攻击,致使中国第六、第九战区的参战部队伤亡惨重。此战中“日军使用毒气次数之多,为抗战以来所仅见”。     

王士禛与明遗民交游事迹考论

王士禛主动接近遗民的准确时间是在顺治十五年后,多交遗民具体是在康熙元年以后,他与遗民交游既非毫无个人原则,亦非没有观念冲突 康熙四年任职京师后,王士禛主动结交遗民的态度不复存在,并对遗民生存方式和文学取向提出诸多批评.尤其是康熙帝的眷顾,构成他与遗民交游的一道不可逾越的分水岭 王士禛的神韵诗正是建立在对遗民诗的清理和反驳之上,并在与遗民诗的对立与交叉之中,逐渐成为诗坛的主流     

关于汤显祖族系源流的新材料

依据新发现的清乾隆二十七年、同治十二年、民国十年等三种不同年代的《平西汤氏家乘》所展示的详确世系源流,参考文物普查中发现的汤氏始迁祖墓葬、宗祠遗址及具有明清建筑风格的汤氏庐舍等不可移动的文物,阐明：汤翁远祖唐末梁初来自苏州,开基江西南丰;其一世祖宣慰公于后晋居官临川;十六世祖铁郎公元末明初（永、宣之间）始迁江西广昌县白水寨（今赤水镇）;汤翁生于广昌,明嘉靖四十年避乱流寓临川、终老临川。     

教育管理概念的多维解析

独立形态的教育管理活动产生于现代社会,古代社会的教育管理思想只能是萌芽性的.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末这100年间,西方的教育管理及其研究,在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方法论的标帜下,已走上多元并置和多元融合的理论化的科学之途,而中国的教育管理及其研究,虽也经历了世纪之旅,却还停留于形而上的思辩性的经验科学层面,远远落后于国外.     

论西方伦理学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特点及影响

从明末清初到戊戌维新之前是中国与西方伦理学的早期接触时期,无论是明清耶稣会士的译著,还是林乐知、花之安等传教士的著作,传播的主要是一些宗教伦理观念,兼有一些世俗伦理思想.虽然,作为学术意义上的"伦理学"的输入还没有真正展开,国人对西方伦理学的自觉传播还没有形成规模,但这一切在客观上都作了西方伦理学在华传播的先导.先有这些思想观念的输入为之铺路,就为此后西方伦理学在中国全面的传播做了理论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