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理性官僚制范畴的再认识

以官僚制原理为基础的传统公共行政模式被认为正被一种以管理为取向的新典范所取代 ,韦伯关于官僚制的经典分析也日益受到批评和怀疑。批评者从官僚制组织低效率和功能失调的现实出发 ,指责韦伯官僚制理论违反经验事实。文章认为 ,批评者以“效率”替代了韦伯理性官僚制理论中“理性”这一中心概念 ,需要新审视这些批评及其结论。韦伯理性官僚制概念的意义不在于提供对现象的细节描述 ,而在于其作为分析工具的价值。     

理性官僚制与民主的内生张力——现代性的视角

现代性关照下的理性官僚制在“后现代”的重新审视之下捉襟见肘。“后现代”破除了对“现代性”的迷恋和依赖。祛除“理性”之魅同时意味着官僚制的理性基石轰然倒塌。理性官僚制肇始于对专制的反动,却又深陷反民主的“泥潭”,是现代性之祸,还是官僚制自身逻辑使然？抑或两者皆有？探究其中原由,以期对官僚制提供某种解救之道。对官僚制的修修补补并不是解决存在问题的有效办法,但是完全抛弃官僚制在现代社会既不可能也不现实,或许可以选择走一条中间道路。     

韦伯官僚制的合理性基础与官僚病相关性分析

马克斯.韦伯的现代理性官僚制理论是建立在合理性原则基础上的,韦伯对这一合理性原则的二分式运用,使得构成官僚制的合理性基础不完整。现实中的官僚制并不如理论上描述的那么科学有效,官僚主义、腐败、低效率等官僚病在官僚体制中无所不在。官僚病的产生和泛滥与官僚制的合理性基础的构成密切相关。     

论官僚制的实践困境及其救治理路

论述了理性官僚制的实践困境及其陷入困境的深层原因。着重分析了以新公共管理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与后现代公共行政思潮为主的现代行政学理论对官僚制模式的批判与反思,分析了我国学者张康之教授“超越官僚制”的理论构想,并据此对官僚制的救治之路进行了初步探讨。     

法家官僚制思想研究

官僚制理论,是被誉为组织理论之父的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理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一种建立在法律权威基础上的理性官僚制。法家思想中就蕴涵着这种官僚制主张,笔者称之为法家官僚制思想。本文以法家人物的著作为参考资料,对法家官僚制思想进行了梳理,将它从原著中的混沌状态上升到归纳分类的阶段,使之成为一个完整体系。其目的是为了说明我国法律传统中蕴涵着丰富的法治因素和理性因素。法家官僚制思想的理论价值与实践经验对于我国当前的吏治改革,建立法治化、理性化的职官管理控制模式,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对官僚制批判的再批判

20世纪70年代起在西方国家兴起的新公共管理学派对传统公共行政的理论基础和核心模式———韦伯的理性官僚制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批判主要集中在官僚制的限制民主、压抑个性、效率低下、应变力差等方面。本文试图从行政生态学角度对这种批判进行再审视,认为新公共管理只是在表层采取了与官僚制不同的形式而已,实质上是对理性官僚制的改进和回归。尤其是在行政环境与新公共管理发生地截然不同的发展中国家,官僚制仍有其生命力。发展中国家目前正处于理性官僚制不足的状态,应汲取理性官僚制的合理内核,同时有选择地吸纳新公共管理的部分建议,实现自身公共行政的超越———走向后官僚制。     

突破官僚制伦理困境的可能性

韦伯经典官僚制理论的伦理难题凸显于价值性与工具理性、信仰伦理与责任伦理、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紧张关系。他试图通过这种政治与行政二分的方法整合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信仰伦理与责任伦理 ,使其统整于合理和合法统治的理想类型之中。但这种理想类型只是一种可能性 ,它注定是不可“回乡”的。西方的各种救治疗法仍然难以突破官僚制的伦理困境。而中国共产党以“三个代表”为指导的新伦理精神建设才是突破官僚制的技术、知识统治之困境的可能之路。     

西方官僚制发展历程与后官僚制改革--兼议当代中国政府人事制度改革与创新

社会转型期政府人事制度改革实践证明,中国已呈现一个全新的价值选择。探讨官僚制的理性构建与 后官僚制的改革理念就成为现实的需要。本文从官僚制理论构建、实践轨迹及官僚制缺陷三方面分析了官僚制发展路径,并由此引出后官僚制改革中的理念变化与技术创新。最后,作者分析了中国政府人事制度改革中的理论分歧、模式构建和需要关注的问题。     

试论我国行政体制变革的方向——传统官僚制、现代官僚制与后官僚制的解构与重组

近几十年来,关于我国政府行政体制改革走向"立官僚制还是去官僚制"成为学界的一大争论焦点.部分学者认为韦伯的理性官僚体制是政府行政体制不可逾越的阶段,也有不少学者认为应当超越官僚制汲取后官僚制的相关观点和实践.本文从东西方行政文化传统、现实环境、未来挑战等角度进行比较阐述,在中国实际的情况下,对传统官僚制、现代官僚制与后官僚制进行解构和重组,以对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臻于完善进行理论的探索.     

传统官僚制与理性官僚制的比较及对中国行政改革的启示

中国是一个传统官僚制高度发达的国家,封建社会构建了一套非常完备的组织管理体制。然而,在现代社会,传统官僚制已经暴露出低效而又缺乏理性的弊端。韦伯的理性官僚制作为现代组织的一种基本架构,尽管也存在一定的缺陷,却以其理性与高效的核心精神符合了当代中国特殊的行政环境,体现了中国行政改革的方向。     

理性官僚制与民主的内生张力 ——现代性的视角

现代性关照下的理性官僚制在"后现代"的重新审视之下捉襟见肘."后现代"破除了对"现代性"的迷恋和依赖.祛除"理性"之魅同时意味着官僚制的理性基石轰然倒塌.理性官僚制肇始于对专制的反动,却又深陷反民主的"泥潭",是现代性之祸,还是官僚制自身逻辑使然?抑或两者皆有?探究其中原由,以期对官僚制提供某种解救之道.对官僚制的修修补补并不是解决存在问题的有效办法,但是完全抛弃官僚制在现代社会既不可能也不现实,或许可以选择走一条中间道路.     

对官僚制的理性审视和反思

从行政管理和理性政府的角度,运用文献分析法和规范分析法对韦伯的官僚制在限制民主、压抑个性、效率低下等方面进行了理性的辨析和客观的评判,进而得出官僚制并非是我们想象的那样矛盾和弱不可击的结论,指出我们要充分借鉴官僚制的精华,加快和谐社会的发展。     

中国传统官僚制的弊端解析——以韦伯现代官僚制为比较对象

滥觞于先秦时期的中国传统官僚制，是家国同构、高度集权的家产官僚制，它不具备现代官僚制理性精神和法制原则，其浓重的人治传统对中国人的观念影响十分深刻。虽然西方新管理主义呼吁摈弃现代官僚制，但相对于中国传统官僚制而言，现代官僚制的优势是明显的。由于中国的市场经济基础、法治环境、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社会的发展现状与现代官僚制的产生条件有一定距离，因此，中国政府当务之急不是模仿新公共管理模式，而是立足实际，坚决摈弃传统官僚制，学习和借鉴西方现代官僚制的合理成份，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体制。     

官僚制行政:理论溯源、经验反思与现实适用性

官僚制行政在现代政府的发展历程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典范地位,也是各国公共行政改革的核心标的。溯源于马克斯·韦伯的"理性官僚制"理论,"合理性"与"合法性"是韦伯建构官僚制行政的两个前提要件。但由于理性二律背反的逻辑特质,官僚制行政具有无法克服的内生矛盾,并引发了学界对官僚专政的批判性反思。在我国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的转型期,对官僚制行政的审视及借鉴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理性官僚制的制度设计与当代扬弃——对新公共管理政府再造的深层反思

理性官僚制是马克斯·韦伯法理型权威下的一种理想组织模式,该模式的制度设计主要包括专业化分工制、等级制、终身制、契约制四个方面的内容。由于这种制度设计在实践中出现诸多弊端,因此新公共管理的政府再造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克服等级制的弊端,谨慎使用长期合同,准确对待分工制和限制使用终身制等制度设计的方案,在制度层面对官僚制进行了超越和修正。     

西方官僚制批判之反思

20世纪80年代以来,官僚制在西方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批判,包括官僚制低效论、缺陷论、过时论、威胁论和渗透论。但是这些批判都没能从根本上对理性官僚制形成具有说服力的替代性超越。梳理归纳这些批判并加以反思,将有利于重新审视官僚制,明确批判方向。     

韦伯官僚制思想论析

韦伯把官僚制看作是最具有政治理性化特征的法制型支配的纯粹执行方式,正确地认识到官僚制的现代性,即与现代理性经济、理性政治的相互适应性,这使它成为现代国家中不可或缺的管理系统.同时韦伯又深刻认识到它对人类自由的限制.对这一问题的阐释使韦伯的官僚制思想也具有了生存论意义.韦伯呼唤真正的政治家,倡导责任伦理与心志伦理统一的价值观念,主张建立民主制来克服官僚制的弊病,既有其合理的成分,又有现实的困难.     

对韦伯理性官僚制的再审视

韦伯在总结传统官僚制的基础上,创立了理性官僚制这一重要理论。但诞生于工业社会基础上的理性官僚制在进入后工业社会和信息时代时,显示出许多的不适应性,特别是低效率、封闭性和压抑人性等问题长期受到理论界的猛烈批判。然而,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韦伯的理性官僚制作为一种高度理想化的纯粹的组织机构类型和组织形式,它所体现的工具理性价值,对现实仍具有借鉴意义。因此,应重视吸收其有益的智识资源,为我所用。     

建立有效的官僚制度——国家构建的关键要素

西方近代国家构建的理论与历史经验对于当今的许多后发展国家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国家构建涉及多方面的制度建设,其中理性官僚制的发展是国家制度建设的一个关键的具有基础性意义的要素.一方面.官僚制嵌入于整体性的国家政权建设中,另一方面应从国家构建的整体性中把握有效的官僚制度的建设问题.对于解决后发展国家在社会政治生活中面临的种种机能障碍问题,建立一个有效的官僚制度是一个难以绕开的课题.     

试论现代官僚制的现实合理性

官僚制是现代行政范武的主要模式,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官僚制在西方公共行政领域遭到了猛烈的抨击,有些学者甚至提出了“摒弃官僚制”的观点。本文分析了官僚制的历史合理性,并对反官僚制理论进行了审慎的反思,认为官僚制依然具有其现实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