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人婚限之制与先秦儒家婚姻理念

据《仪礼·士昏礼》,周代士的婚礼服制与祭服略同,以玄衣纁裳的爵弁服为主。这与周代传统赋予婚礼“奉祭祀”的目的有直接关联。世俗欢乐对于婚礼的意义,只是缘饰。结合《诗经》中的相关诗句,可以明了：周代士人的婚服在玄衣缠裳基础上,又有纹饰的不同,后者构成等级的差异。奠基于周代传统的先秦儒家尤其强调婚礼人伦秩序之本始的意义,并从衣服质料等方面作出相应解说,赋予其至诚归朴的形上意蕴。     

乡饮酒礼与食犬风俗——《仪礼》酒会用牲制度的地域特征和文化渊源

《仪礼·乡饮酒礼》及相关各篇记有贵族酒会使用犬牲的规定,按这一规定举行的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和大射礼都带有食犬宴会的性质。如果不计饮酒仪节,《仪礼》描述的乡饮酒礼其实就是一场"狗肉盛宴"。对照周代用牲制度来看,《仪礼》所说专用犬牲的规定并非当时乡饮酒礼和类似酒会的通例,很可能只是鲁国及邻近地区特有的习惯。西周春秋时期的鲁国保留了较多的商文化因素,该地区乡饮酒礼使用犬牲的惯例当是沿袭了商族常用犬牲和喜食犬肉的传统。辨明《乡饮酒礼》食犬惯例的性质和来源,有助于全面准确地理解《仪礼》的史料价值和周代礼俗的地区差异等问题。     

论《仪礼·士昏礼》中的婚姻伦理教育

华夏礼仪文明的核心要义是伦理精神。《仪礼·士昏礼》中各种仪节的制作是对壻、妇、舅和姑各自所应担承的伦理责任进行潜移默化的教育。通过短短的一场婚礼,《士昏礼》凸显了夫妇一体而有别、夫义而妇听以及舅尊而姑慈等家庭伦理精神,从而人尽其伦、各尽其分,终至内外和顺、国家理治。     

宋代婚礼概述

我国素称礼仪之邦,待人接物,事事都有规矩。在诸多礼仪之中,婚礼始终占有重要地位。数千年来,它一直受到人们的格外关注。经书上这样讲:“婚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朱熹也说:“礼律之文,婚姻为重,所以别男女经夫妇正风俗而防祸乱之源也。” 有关婚礼的集中记载,最早见于《仪礼·士昏礼》和《礼记·昏义》。它们规定了以后历代婚礼的主体内容,并成为历代婚礼的基本依据。然而,礼仪随时而异,婚礼也不可能一成不变。宋代的婚礼就是这样。     

从周代婚姻礼俗看《关睢》

三百篇中,最为国人所熟知者,自然要数《关雎》。而它的“取冠三百”的特殊地位,又历来引起说《诗》者的普遍关注。 对于《关雎》,诸如“后妃之德”、“刺时”种种陈说,今人已断然不取。现在较普遍的说法为以下两种:1、恋歌说。持此说者,甚或将其述解成现今乡间男女自由恋爱的那副情景。这种以今论古的做法显然是不足取的。2、婚歌说。此说实承郑振锋所谓“娶亲时所唱的乐歌”(《文学大纲·诗经与楚辞》)而来。有论者因以反证上古婚礼有吹吹打打的举乐之俗。这又实在是一种误解。 上古婚礼是不举乐的。古代的婚仪体现为一种系列性的过程,是谓“六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亲迎指婿男亲至女家迎娶,即使贵为天子诸侯,亦必躬行其礼,以示亲敬。亲迎之礼的主要内容,据《礼记·昏义》、《仪礼·士昏礼》,有车迎而无举乐。按《礼记》的说法,“取妇之家,三日不举乐”,“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烛”(《曾子问》),“昏礼不用乐”,“昏礼不贺”     

赵武"冠礼"解析

明清之际的著名学者顾炎武曾说:“春秋时,犹尊礼重信,”[1]1005其中“冠礼”就是时人极其重视的一项礼仪,被视作“礼之始也”[2]。它是春秋时期贵族男子的“成人礼”,属嘉礼之一。《穀梁传》文公十二年曰:“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礼记·冠义》及《仪礼·士冠礼》记载了     

从楚地婚俗看《诗经·召南·野有死麕》本义

《野有死麕》是姑娘出嫁时的礼仪歌谣词，与婚礼仪式活动相辅相成。歌词含义极似今天楚地婚俗中流传的《劝嫁歌》和《哭嫁歌》，是《仪礼·土昏礼》所记载的先秦昏辞的民间通俗演绎。     

论周代的“同姓不婚”礼俗

<正> 周代是我国礼俗的大成时期。在周代的诸多礼浴中,尤以婚姻礼俗最为引人注目,有礼“本于昏”(《礼记·昏义》)之说。而其中“同姓不婚”又为最大戒律,向为研究者所重视。然自汉唐的博士硕儒乃至今天的专家学者在对“同姓不婚”的理解上仍存在着原则分歧。本文拟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谈点个人看法,以期有助于对这个问题的深入研究。关于“同姓不婚”的记述以《左传》与礼书为最集中。如《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说:“男女辨姓”。昭公元年说:“男女辨姓,礼之大司也。”等等。又如《礼记·坊记》说:“取妻不取同姓。”《曲礼》说:“取妻不取同姓,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大传》说:“系之以姓而弗别,缀之以食而弗殊,虽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然也。”等等。汉人许慎说:“诸侯娶同姓”(《五经异义》)。意在否定周代有“同姓不婚”的规定。古籍中确有“诸侯娶同姓”的记载,如晋献公娶狐姬、骊姬(《左传》庄公二十八年),晋平公内“有四姬焉”(昭公元年),鲁昭公娶吴孟姬(哀公十二年)等。但这些都是个别事     

评国内第一本《仪礼译注》

《仪礼》为“三礼”之一,汉代称为《礼》、《礼经》,又称《士礼》,孔子以诗、书、礼、乐、易、春秋教弟子的礼,即是此礼.但《仪礼》之名其实尚未使用,直到唐文宗开成年间石刻《九经》,以《周礼》、《礼记》、与《仪礼》并列为“三礼”,始正式有《仪礼》之名.《仪礼》以独特的形式记述了我国古代的礼仪制度和行为规范,分冠、婚、丧、祭、乡、射、朝、聘八项,包括从成年到死亡、从冠婚到丧祭,从交际到饮食、从聘问到朝觐的一系列礼节仪式.凡有可能原来生活实践中存在的风俗、仪节、规范等都有专篇,由孔子修起成书,从《春秋左传》中大量对礼仪的记叙及《论语》“不学礼,     

中国传统婚俗中的迷信因素

中国传统婚俗是在一夫一妻制基础上形成的,在人类认识水平较低、神鬼观念盛行的古代,它同其它民俗一样,不可避免地掺杂着许多迷信因素。这些因素一部分已随着婚俗的变异而消逝,但还有一部分,至今仍残留在婚俗中,起着消极作用。因此考察婚俗中的迷信内容及其演变,分析其虚伪性和危害性,有助于破除迷信,又利于移风易俗,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周代,中国已形成了一套较完整的婚嫁礼仪,简称“六礼”,即《仪礼·士昏礼》所说的: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近亲。六礼即婚嫁的六道程序,照东汉大儒郑玄的注来解释,“纳采”是男方‘与彼合婚姻”,“女氏许之”后所行的第一道程序,男方向女方送上“采择之礼”,礼     

"文王演《易》"的动机理论阐释

司马迁《报任安书》有"文王演《易》"的说法,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学术界对此衍生出了诸多不同的看法,"孔子说""荀子门人说""作者不可考说",等等,让本来没有太大争议的问题聚讼纷纭。根据马斯洛的动机理论,文王姬昌完全具备"演《易》"的动机需求,并借助所演之《易》掌握了商、周斗争的政治话语权,承受上天賜命,翦除殷商,替而代之。     

论《礼记》中的形象思维

《礼记》是记述和阐释中华古礼的 ,纷繁错杂 ,语义艰深。但在《礼记》中 ,除了运用抽象思维 (理性思维 )、推衍概念来释解礼义之外 ,还经常通过形象思维借助说明性、描写性乃至文学性语言来阐发礼义 ,从而完成古礼本来面貌之立体二度还原。《礼记》在阐释古礼中使用形象思维这一文学表现手法有深层的心理、社会原因     

《诗经》、《楚辞》中的“皇考”辨析

根据三礼等典籍,结合文本,我们对诗经楚辞中的“皇考”进行了全面而仔细的考辨。周代以来,在宗庙与祭祀上存在两种表述方式,周代还有四祀形式。这在诗经中表现得清楚明显,人们常将两个系统混一,因此引起争论。《楚辞》以灵均代言,《离骚》就是祭祀诗,“皇考”指父亲。     

士之溯源及其早期衍变

“士”对中国古代文明进程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士”之初义为“任事”,后来,时代的推进和与士相关的社会生活内容的变化带来了词义的改变。殷周时期,士成为社会等级制中最低级的贵族。春秋中后期,士开始了向“古代知识分子”的伟大过渡。春秋战国之交,新型的文士集团已经略具雏形。战国时期的士,则呈现出了令人眼花缭乱的面目。国祚短暂的秦代对士的演进也有着颇为深长的意味。     

从《琴瑟乐》看清初山东婚姻礼俗

婚嫁礼俗是中国古代礼俗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统治思想的中国社会的婚姻礼俗遵从《礼记》婚姻"六礼"之制,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区、不同的阶层或有变异。旧传为清代蒲松龄所作的《琴瑟乐》是一篇描写女子婚姻的俚曲作品,叙述了从少女思嫁到夫妻美满的整个民间婚姻过程。它所反映的清初山东民间婚俗,仍以《礼记》"六礼"为基本框架,一方面传承着"六礼"传统,同时,受民间经济和世俗社会的影响,这一时期的民间婚俗向着更务实、更世俗、更喜庆的方向发展。     

《周礼》荒政思想试论

先秦时期,我国已经有了较为系统的荒政思想。《周礼》中列举的12 种救荒措施和6 种济贫措施,是先秦时期防灾、救灾经验的总结,也基本上包括了后世救灾赈济的主要措施,其影响十分深远,值得认真研究。     

“疑古”学说“破坏”意义的再估量——“东周以上无史”论平议

20世纪前半期,在以“古史辨”为代表的实证主义文献批判运动的推动下,现代史学的“证据”尺度得以确立,传统“三皇五帝”的上古史系统因此被全盘颠覆,这就是胡适和顾颉刚的“东周以上无史”论的主体内容。“东周以上无史”实质上是一个历史知识论而非本体论范畴内的命题,即他们认为应予推翻的并不是东周以上实际发生的历史,只是传世文献、尤其是权威经典中有关上古史的叙述。在时人看来,现存有关东周、夏商甚至于更早时期的历史记载,天然地缺乏切实的“证据”———“直接的史料”,也就是无法“拿证据来”。既无法“拿证据来”,这些记载便自然失掉了成为真确的历史知识的基本条件。因此,“东周以上无史”实际上是一个被“证据”法则逼出来的结论。在当时普遍不信任传统典籍和历史记载的前提下,又因为实证主义史学家以探求“真实”为最终目的,严格恪守“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的戒律,始终无法对漫长的上古历史形成全面的把握,出土材料也同样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事实上,上古史重建工作必须冲破材料及证据的局限,建立在相关理论的基础之上。     

魏晋风度的前奏——论东汉后期士人的"激诡之行"及其影响

魏晋名士倡导"自然",行为"放达",不拘儒家礼法,蔚然成风,影响中古思想文化各个方面。此风并非如风暴骤起,而是渊源有自,无论其根本的思想脉络,还是其具体表现形式,都肇始于东汉中后期。汉末诸多特立独行之士,如戴良、马融、孔融等人,皆追求"达生任性"、"任情不羁",在日常生活之态度、待人接物之仪表、居丧守孝之礼法等各个方面,都表现出重情轻礼的特征,不以儒家伦理规范为意。究其思想根源,在于他们摆脱了僵化的世俗儒家礼法的束缚,获得了道家自然精神的支撑。随着汉晋之际的社会变革,此风演化成为波澜壮阔的时代思潮,也就是所谓的魏晋风度。     

略论“礼是郑学”

唐孔颖达《礼记正义》称“礼是郑学”，究其原因，一因郑玄礼学著作甚多，特专精于礼学；二因自郑玄兼注《三礼》，始有所谓《三礼》之学；三因郑玄能将其礼学付诸实际运用，为朝廷制礼；四因郑玄能以礼律己，“非礼不动”。然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自郑玄兼注《三礼》之后，后世之治礼学者皆以郑学为宗，而不可舍其书，自魏晋至隋唐皆然，故孔氏有“礼是郑学”之称。     

《诗经》械柞诗与西周礼乐文明

《诗经》中有四首诗关于棱柞,是西周初期大姒、文王借助梦境表达周人其命维新的具象,它们以礼乐为载体,充分体现了天命靡常、有德居之的政治思想,也是周公制礼作乐的本心。周代建元以后又由天命祥瑞拓展出国势强盛、人才济济等多元意象,体现了《诗经》的本质、形成及演变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