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及其效应问题研究——基于山东省人口普查的资料

20世纪70年代,我国人口处于高速增长态势,鉴于当时人口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关系,政府相继出台了限制人口增长的政策或法律条文。经过30多年的艰苦奋斗,我国已取得了人口革命的巨大成就,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巨大转变,人口年龄结构由年轻型变为具有人口红利的成年型,直至老年型。同时,人口红利也随之发生了改变,由人口红利的负债到人口红利正效应,使中国走出了人口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困境,步入了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良性互动的快车道。随着时间推移,人口红利产生的效应还在不断"发酵"扩大,推动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持续向好发展的基础、条件和动力。     

论扩大内需与人口消费红利

本文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消费效应出发,分析我国当前特定的人口年龄结构对扩大内需的积极影响,明确提出和分析人口消费红利及其现实性,并深入探讨人口消费红利的实现机制,最后提出充分兑现人口消费红利、扩大内需的对策建议。     

关于人口红利与生产力发展关系的思考

马克思、恩格斯的两种生产理论提出自然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的概念,人口繁衍与生产力发展之间存在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辩证统一关系,人口红利期充足的劳动年龄人口保证了劳动者的数量供给,为生产力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目前,我国的人口红利依然存在但规模在持续减小,把握人口红利存在性、持续性、规律性特征,可以有效兑换人口红利,推动生产力发展。     

人口年龄结构对家庭财富积累的影响——基于缓冲存货理论的实证分析

居民收入、支出不确定性的大小与家庭人口年龄结构密切相关。子女数量对家庭消费储蓄决策中“缺乏耐心”的影响大于对“谨慎动机”的影响,总体效应体现为对家庭财富积累目标的负向效应;老人数量与子女数量的作用相反,体现为对家庭财富积累目标的正向效应。主要原因是子女消费被看成是家庭对未来的投资,与储蓄具有替代作用;而在既定社会保障制度下,老人数量与未来支出不确定性相关,因此,老人消费不足与当前“未富先老”的社会经济特征有密切关系。进一步的,子女数量对家庭财富积累的影响在各分位数处均为显著负向效应,并且随着分位数的提高,作用大小呈下降趋势;老人数量则在低分位数处不显著,在中、高分位数处为正,并且随着分位数的提高系数增大。其经济含义是无论家庭富裕程度如何,子女数量和家庭财富积累都具有相互替代效应,而只有当家庭达到一定富裕程度,老人数量对财富积累才能产生影响,并随家庭富裕程度的提高,老人数量对财富积累的正向作用也越来越强。城镇居民相比农村家庭具有较强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子女数量则对城、乡家庭财富积累都具有负向效应,且对城镇家庭的作用效果更大;老人数量对城镇家庭财富积累有正向作用,而对农村家庭财富积累没有显著影响。     

人口经济效益的另类解释——我国“人口红利”研究述评

人口红利是人口学领域及学科体系的扩展部分,也是人口学界与经济学界接轨而重点研究的领域.人口红利的理论和方法创新研究主要集中在是否存在人口红利、人口红利的持续期长短及其人口红利消失后的隐患等问题的争论与研究上,但对符合中国国情的人口红利的判定方法与模型的适用性研究不够明确.对模型所选用的基础数据的处理和修正交待不明确,对参数选取、结果检验等还需要进一步的标准化.合理的年龄结构、丰沛的劳动力资源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和意义,但它本身并不是人口红利产生的根本原因.充足的劳动力资源转化为经济成果,还需要一系列的经济社会条件.如何抓住"人口红利"结束前的十几年时间调整人口战略,对中国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     

人口红利：基于中国储蓄数据的实证研究

国外研究表明,储蓄率是影响一国或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本文在解析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储蓄率、经济增长相关性的经典模型的基础上,设定实证模型并在模型中引入具有中国特色的计划生育政策虚拟变量,利用中国1952—2009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以储蓄率体现的“人口红利”进行实证检验,分析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中国储蓄率的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储蓄率的增长一部分由其本身的滞后效应以及经济高增长来解释,另一部分由人口年龄结构因素的变化来解释,人口抚养系数下降成为中国储蓄率保持高位水平的根本原因之一,并通过投资机制作用于中国经济增长,由此证实了中国确实存在着以储蓄率体现的“人口红利”。     

人口、经济发展与四川的机遇——一个“人口红利”的视角

本文援引国际、国内经验,把人口增长类型转变引致的不同人口年龄特征阶段看作是经济增长的又一重要因素,或"人口红利";论证了中国人口增长类型转变对改革以来高速经济增长的贡献;提出最大化促进就业是维持人口对经济增长正面效应的关键。四川作为人口大省,有着丰富的人力资源,开发好、利用好这笔宝贵的资源,对四川抓住"战略机遇期"实现跨越式发展、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新疆哈萨克族人口年龄结构现状分析

哈萨克族人口年龄构成状况,不仅是该民族本身人口发展状况的表现特征,也是制定该民族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及其发展规划的重要依据之一。本文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对新疆哈萨克族人口年龄结构的现状、特点加以分析。     

人口红利的变化与人口政策研究

本文利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和我国历年人口数据来分析阐述我国现阶段的人口结构状况,来推算我国现阶段的社会总抚养比,同时测算出2011—2035年我国人口总量、每年出生人口数和社会总抚养等人口状况指标,通过测算出的2011—2035年我国的人口状况指标预测出：我国人口红利即将消失。基于我国人口红利即将消失和现行计生政策给我国带来的诸多社会经济问题,本文提出人口生育政策必须调整且迫在眉捷。     

“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嬗变的保障——创新人才培养制度

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从一个人口大国向人才强国的转变.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推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要因之一的“人口红利”将逐渐消失,加快实现“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就必须加大对创新性人才的培养力度.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不足,深层次原因在于高等学校体制和制度的不完善.本文从商考招生、学生评价、教学、学生培养和学生参与科研活动等方面着手,探索培养创新人才的制度保障.     

二次人口红利视角下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年龄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密切,合适的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研究年龄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对我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和产业的升级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广东省为例,从二次人口红利的视角探讨了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运用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实证分析了劳动力投入与资本投入的边际效用,并分析了人口结构的变化对储蓄率的影响,得出如下结论:目前的人口结构正处于高储蓄的黄金时期,劳动投入的边际效用明显少于资本投入的边际效用。从而提出要加快产业转型升级、转变外贸发展方式、加快教育与户籍制度改革等措施。     

人口红利视角下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研究

我国总的人口红利仍处于高峰状态,今后将逐步进入后人口红利期.通过对全国人口普查的资料以及其他资料进行分析,发现人口红利在总量与结构、地区与地区之间存在着不均衡的矛盾;基础教育水平虽然整体提高,但职业技术教育的投入却严重不足,从而导致“用工荒”与“就业难”并存.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制度不健全、投入不足以及教育体系不完善等是造成当前农村剩余劳动力难以转移的根本原因.政府只有通过完善职业技术教育制度、加大投入,通过制定各种激励措施吸引社会力量采取多种模式因材施教、按需培训,鼓励农村剩余劳动力主动参加职业技术教育,才能达到增加人口红利的目的.     

后红利时代中国人口红利走势的影响因素及特征分析

中国人口红利拐点正在到来.在后红利时代,中国人口红利的影响因素不断发生改变.这些因素直接体现在企业层面、政府层面、市场层面、社会层面和国际层面,影响到人口红利的获得与实现、数量和质量变化、空间和时间分布、国际和国内的分配,这将会对中国未来产业机构的调整和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产生重要影响.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迁及趋势研究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中国人口结构不断调整。从时间上看,少儿人口比重总体呈下降趋势,劳动适龄人口数量前期攀升,2016年起,基本维持在10亿左右,老龄化进程加快,总抚养比和少儿抚养比大幅度下降,老年抚养比直线上升;预测到2100年,中国老年人口比重将达33.75%,少儿人口比重下降至13.43%。从空间上看,全国各地人口老龄化进程步调不一致,从1953年的年轻型转变到1975年开始的成年型,再到2000年起的老年型社会(除了西藏自治区外)。人口年龄结构日益老化,带来了养老及医疗卫生等诸多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利用“人口机会窗口”提升人力资本积累以促进经济发展;延长退休年龄,开发第二次人口红利;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注重提高人口素质以提升人口效率;同时因地施策发展经济,缩小城乡差距等一系列措施,以积极应对人口结构快速老化所产生的相关影响。     

从人口红利到人口负债:新发展阶段人口转型问题研究

从人口红利向人口负债转变是新发展阶段人口转型的主要特征.文章回顾总结了中国人口结构转型的历史过程与经验特征,指出人口转型使得中国总体人口形势已由人口红利时期总量过剩、劳动力年轻和充裕与抚养比下降的优势逐步转变为人口负债时期总量减少、劳动力稀缺和老化与抚养比上升的挑战,其主要挑战来自于人口总量负债、人口结构负债、人口性别负债和人力资本负债等四方面.虽然中国人口红利向人口负债方向转型不可阻挡,但未雨绸缪,通过全面开发质量红利、充分挖掘人才红利/知识红利、持续提高健康红利和挖潜提高老龄化红利等应对策略,就能有效减缓甚至抵消人口负债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冲击,实现经济转型与人口转型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人口红利理论与中国人口红利问题研究

文章通过对相关研究成果的梳理,讨论了人口红利的理论内涵,进一步分析人口红利的性质,以此为基础,实证描述中国人口数量红利和质量红利的现状与未来趋势。研究发现,人口红利是指特定时空背景下人口年龄结构中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状况可能为经济增长提供有利性或机会的一种状态,这种状态实质上就是一个前置条件,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基础和前提。根据对中国目前及将来劳动力数量和质量供给状况的研判,劳动力供给相对过剩和结构性失衡是两大长期的基本矛盾,随着技术进步和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这两大基本矛盾将会更加尖锐和更加复杂。因此,未来中国,只有通过深化人事制度、退休制度改革,完善教育机制、产业机制及生育政策等,方能更好地收获人口红利。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如何影响了地区碳排放?——基于动态空间STIRPAT模型的分析

在扩展STIRPAT模型基础上,考虑地区碳排放影响的空间相关性和时间相关性的特征,构建动态空间STIRPAT模型,并利用2004—2015年的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从全国层面来看,少儿人口比例与碳排放存在负相关关系,劳动年龄人口和老年人口比例与碳排放存在正相关关系。从分地区层面来看,东、中、西部人口年龄结构及其变化对碳排放的影响略有不同,东部地区老年人口比重上升并未产生抑制碳排放增长的作用,说明东部地区减排形势严峻,而西部地区的人口老龄化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对碳排放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相比之下,中部地区的碳排放受人口老龄化影响的显著性则比西部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