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与皇权：早期拜占庭与隋唐帝国治理之比较

早期拜占庭与隋唐中国，均是由皇帝掌管国家最高权力的统一帝国，促进社会发展、维持统治秩序是国家治理的主要目标。遵循稳定规则的法治与强制使用权力的人治是国家治理的两种不同路径，在两国的国家治理中占据不同比重，适应于两国法律与权力相互渗透的社会秩序。早期拜占庭帝国在治理实践中更多选择法治路径，注重平衡社会变化的自主性与法律规范的稳定性，社会因素对国家治理模式具有更大影响；隋唐帝国更多选择人治路径，皇权对社会产生了更大影响。通过对两国治理模式的比较可以看到，法治能够产生更大的治理效能，而人类对秩序的心理需求以及罗马法在中世纪西欧的复兴，也揭示了人类社会走向法治的必然性。     

邓小平与当代中国治国方略的根本性转变

法治是与人治相对应的一种治国方略。法治以程度不同的人民主权为前提，强调依法治国、崇尚法律至上、严格法定和分权制衡；人治的实质是各种形式的专制统治，崇尚贤主治政、务德不务法，容忍以言代法、因人废法、权力集中、个人专断。人治在古代社会以及社会变迁剧烈的非常时期有其必然性；随着时代的发展，法治愈来愈显示其优越性，为现代化建设国家所普遍认同。近代以来，随着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确立，欧美各国已先后完成了由人治到法治的转变。 中国是一个具有浓厚人治传统的国家。先秦时期，百家争鸣，其中儒家主“人治”，法家倡“法…     

论通过提升党依法执政的能力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中国共产党在当代中国的特殊地位,决定了提升党依法执政的能力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原因在于,提升党依法执政能力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要前提、当然之义和有力保障。提升党依法执政的能力面临的问题主要有:人治传统与人情社会的束缚,既得利益和利益固化的制约,考核评价机制的影响。要从三个方面来提升党依法执政能力,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党员干部要勇于从过往人治思想的惯性与人情社会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方式开展工作、解决问题;突破既得利益的藩篱,打破利益固化的局面,解决好制约党依法执政能力提升的瓶颈问题;完善党员干部的考核评价机制,为提升党依法执政能力提供外在驱动力。     

无产阶级专政与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

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虽未明确论述无产阶级国家的治理问题,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巴黎公社和苏维埃俄国的政权实践所展开的理论探索,却具有重要的国家治理意义.这些可贵的理论探索是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的主要内容,它揭示了无产阶级国家治理的根本的政治逻辑,为当代社会主义国家的治理实践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思想资源.     

中国现代国家治理的文化精神及其路向

现代国家治理是当前亟需破解的重大现实课题,国家治理不能疏离于文化,必须彰显文化精神,体现民族价值情趣。“文化”介入国家治理能有效规避人治和法治的诸多弊端,需要在继承中激活传统文化基因,在创新中展布现代文化精神,在对接中开辟后现代文化路径,在引领中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促进行政文化由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     

人性论与人治法治的关系

中国的人性论与专制人治没有任何关系 ,不管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对人性有什么看法 ,他们都主张专制人治。性恶论也不是西方民主法治的理论前提 ,它实际上抽去了实行民主法治的可能性 ,在为专制人治张目。民主法治的人性基础是人性善恶二元论。人性中有恶的成分 ,决定法治是必需的 ;人性也有善的方面 ,所以民主法治是可能的     

韦伯的法律现代性思想探微

韦伯的法律现代性思想探微公丕祥法制现代化是一个从传统型的人治社会向现代型的法治社会变革的创造性历史过程，是从人治型的价值一规范体系向法治型的价值一规范体系转换的过程。因此，从理论上探讨法制现代化的运动逻辑，无疑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在近现代西...     

柏拉图理念论的法治思想评析

柏拉图是西方法学史上第一位经典作家,他最早提出了法治思想。柏拉图法治思想内核主要表现在:法律价值目标追求的是和平和谐与安宁;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即使是这个国家的统治者也要成为“法律的仆人”;国家公职人员必须通过依法民主选举产生;要加强执法和法律监督,建立一个包括监察人员、护法官以及其他国家各级官员在内的监督网络,为法律实施提供保障。柏拉图法治思想的理论特点,具有一定自然法倾向,蕴含着浓厚的宗教主义色彩,渗透着理想主义乌托邦情怀和法治人治结合的理念。柏拉图法治思想的提出开创了西方法治理论的先河,即使在我们今天的法治理论研究和实践中仍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下的法治意蕴

法治是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然而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它才能获得真实的内涵和完全的意义。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法治,是人民性、法律性、实践性的统一。它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执政党建设、核心价值观、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的重要内容,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保障。坚持法治价值理念,全面依法治国,通过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向社会主义现代化法治强国迈进。     

法治观念的中西源流考

2018年全国人大修改《宪法》,将其序言中的"法制"二字修改为"法治",这一变更背后预示着即将发生的更为深层次的政治和司法改革。从"法制"到"法治",书面措辞背后所隐蕴的法之内涵其实已经产生了巨大区别,这就涉及法律在国家政治中的定位、国家权力主体在法治运行中的权限。建立法治国家是世界各国追求的终极目标。从思想渊源上讲,中国脱胎于农耕文明的传统强调通过政治精英治理民众,这无疑对中华文明的延续发展起到过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人则更侧重法治本身的超验资源,一方面通过对上帝、真理和道的持续发问探索立法之基,另一方面以神权为依托形成了相应的权力制衡。把人治与法治分立的政治哲学,未必是最高明的政治哲学,二者既非独立,更非对立,没有一个强有力执政队伍建设,建设法治国家的目标就难以实现。     

人治与法治——中西方法律精神的比较

中国的人治是一种以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为基础、礼治和德治为内容、性善为信念的社会控制体系,它以情理干扰法律,丧失原则性与普遍性;西方的法治是建立在比较完全意义的国家之上的、体现个人主义精神的、以性恶论为理论基础的以法治国的形式;它以法律代替情理,使社会生活失去灵活性与弹性。我们应该根据中国社会的特点,继承中国人治传统的合理内核,去除其弊端,吸收西方社会中法治的合理因素,摒弃其固有缺陷,建立一个主体与客体相结合、情理法相结合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控制体系。     

政府价值治理中的法治观及其实现

政府价值治理是立足政府治理实践而萃取的一个描述、分析性概念。政府动用公共权力、财力等资源进行价值生产、动员、整合等活动中的法治观问题,成为“价值治理”理论迈向深入发展的一个前置性议题。当前宪法法律上的核心价值观条款昭示了“民主+形式合法性”版本的形式法治观,它可以为政府价值治理供给具有较弱合法化论证能力的“薄规范”。但政府价值治理中“整合+权利”版本的实质法治观具有理论和现实层面的优越性,它能够提供正当、持久的“厚规范”支撑。为了更好夯实政府价值治理的实质法治观,可以从宪法价值环境、法律规范化建设、行动模式等方面着力推进。     

论宪法职能与实现法治国家

依法治国作为一种治国的理论，其内容及理论依据已有诸多论证并日益完善。其价值取向在于运用这种治国方式达到建成法治国家的目标。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笔者认为，依法治国与宪法职能关系密切，重视研究和发挥宪法职能，是实现法治国家的关键环节。一、从法治国家的视角...     

线状法律控制模式与网状法律控制模式--我国新时期法治建设的误区与必然走向

我国新时期的法治理论与实践,虽大力弘扬依法办事的理想法治状态,但法律控制模式却是一种纵向的线状控制模式,其实效要以人性善作为最终保障,仍是一种人治模式.西方的法律控制模式是一种纵横交错的网状控制模式,其实效以人性恶作为动力和支撑.网状控制模式是西方法治的经验结晶,是法治的生命形式,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因而也是我国法治的必然走向.     

论公法与德、英"法治国"思想传统

文章从政治哲学和法哲学的理论背景中确立公法与“法治国”的关系,指出公法在德国“法治国”和英国“普通法法治国”中所处的不同位置和作用。德国的法治国是一种以立法理性为基础的治理,而英国的法治国是一种司法理性形态的治理。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我们很难撇开康德的“法治国家论”和黑格尔的“伦理国家论”理论谱系来进行公法问题的研究。     

论先秦法家法治与亚里士多德法治之共性

法家的"法治"和亚里士多德的"法治"思想分别在东、西方历史上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尽管法家的法治与亚里士多德法治理论存在着诸多差异,但由于人类社会生活的共性,以及人类追求美好生活和制度的共同愿望,作为代表同时代中西方法治理论的最高水平,先秦法家法治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法治确有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二者都旗帜鲜明地主张法治,反对人治;都追求良法;都要求君主守法.法家法治思想对我们当下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仍然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们可以根据传统法治文化固有的精神,结合我们当下实行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需要,在诠释中对法家法治理论作出新的解释,或者可以称为一种"创造性的转化".     

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中“德治”与“法治”的理论博弈

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中儒家主张"德治",其德治思想异常丰富、完整;而法家则主张"法治",因而形成了"德治"与"法治"的理论博弈."德治"思想强调道德在处理人际关系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因而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存在忽视法律重要作用的错误倾向,其结果必然导致"人治".而法家"法治"思想虽然与今天的法治理论有重要区别,但它看到了法律在治理国家、维护社会秩序、处理人际关系中的重要作用,因而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其缺陷是不理解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因而轻视道德的重要作用.现代社会,道德和法律二者不应是博弈的关系,而应是相互蕴涵、相互补充、相互配合、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只有秉持这一理念,我们才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杰索普国家理论述评

杰索普的理论贡献主要在于:首先,他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对国家批判理论的适应性;其次,他重新发现了普兰查斯的学术价值;再次,他用策略关系理论代替了"经济还原论"和"阶级还原论";最后,他通过"治理国家"概念为未来的国家形式提出了有益的理论展望。     

多中心治理理论视域下网络突发事件的治理研究

借鉴多中心治理理论,对传统国家管理理论进行创新解读,认为网络突发事件的治理应在坚持法治的大前提下,以形成网络自治的理想局面为期许,多元主体基于共同的利益以合作、竞争的方式共同参与治理,推进治理过程的民主化。对多中心理论的创新认识和实践领域的合理、合法地运用,为国家治理寻求新的路径,为网络突发事件的治理提供新的视角和模式。     

法治观念历史演变与中国社会主义法治观

依法治国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古已有之,西方法治思想更是源远流长,通过研究法治观念古今中外的历史演变,可以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观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的科学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总要求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