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论辩艺术略论

汉人赵歧《孟子题辞》说,《孟子》其书“包罗天地,揆叙万类,仁义道德,性命祸福,粲然靡所不载……有风人之托物,二雅之正言;可谓直而不倨,曲而不屈。”刘勰称赞,“孟、荀所述,理懿而辞雅。”(《文心雕龙·诸子》)宋代苏询更说,“孟子之文,语约而义尽,不为巉刻斩绝之言,而其锋不可犯。”(《上欧阳内翰第一书》)清代包世臣竟推崇为,“孟、荀,文之祖也。”(《与杨季子论文书》)吴德旋则称     

试论孟子的“民本君末”思想

1.孟子十分重视国中之民在一个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他认为人民是一国之根本,是最宝贵的因素。孟子说:“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 (《尽心下》)。孟子把“人民”同“土地”、“政事”一样看成是“三宝”之一。认为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就必定要灭亡。孟子的这一思想,在当时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孟子对人民的苦难生括,寄予无限的同情。在孟子的论著中,为了想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着重地论阐述了发展农业、渔业、林业等问题。他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湾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梁惠王上》)又说:     

论《诗经》中的“载×载×”

一“载”,究其本义,《说文解字》说:“载,乘也;”从车本声”。这明确地表明,“载”是一个形声字,它是以“车”为义符,以“哉”为声符,其本义从“车”而得“乘”意。最早文献,见诸《易·大有》,其文为:“大车以载”。然而,语言的发展,词义出现引申,人乘为“载”,而物乘也可以是“载”,如《诗·正月》“载输尔载”。再由此,乘坐之具也成了“载”,如《书·益稷》:“予乘四载”。更由此而产生“承”义,如《易·坤卦》“君子以厚德载物”;“事”义,如《书·     

王羲之生卒年辨证

王羲之的生卒年,历来众说纷纭,就我所见,至今已有五说。一说是公元321—379年。此说源出羊欣《笔阵图》:王右军年三十三书《兰亭序》。清学者钱大昕根据此说,在他的《疑年录》中载:“王逸少,五十九,生大兴四年辛巳,卒太元四年己卯。”大兴四年为公元321年,太元四年为公元379年。今人史学家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采用此说。新编《辞海》也用此说。二说是公元303—361年。此说源于唐张怀瓘《书断》。《书断》载:“王羲之……升平五年卒,年五十九。”升平五年为公元361年,逆推生于太安二年,即公元303年。宋代学者黄     

《论语》中的君子与小人是个纯阶级概念吗?

<正> 现代不少学者长期以来把《论语》中的君子与小人当作纯阶级概念看待。如说:“孔子从其特定立场出发,区分了与历史上奴隶主奴隶两阶级不同的‘君子’‘小人’两大身份等级的阶级关系和地位。”另有人说。“处于剥削地位的一群人,孔子称之为‘君子’处于被剥削地位的另一群人,孔子称之为‘小人’。”在最近出版的著作中,持这种观点的也不少。如说:“孔子说:‘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宪问》)。这是说‘仁’这一道德品质是统治阶级(君子)的道德品质,被统统治阶级(小人)是说不上‘仁’的。他所讲的‘仁’不包括劳动者。”总之无论是     

忧·痛·愤——郑思肖诗文三个时期的特色

明崇祯戊寅(1638),吴中久旱,十一月初八,苏州承天寺狼山房疏浚古井,发现一铁函重匮,“锢以垩灰,启之,则宋郑所南先生所藏《心史》也.外书‘大宋铁函经’五字,内书‘大宋孤臣郑思肖百拜封’十字.自胜国癸未(1283)迄今戊寅,阅岁三百五十六载,楮墨犹新,古香触手,当有神护”(明陈宗之《承天寺藏书并碑阴记》).《心史》沉于古井三百五十余年重见天日,流传于世(崇祯庚辰,即1640年,就有张国维损资刻本和汪骏声刻本二种),实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件奇事.一时为之作序、跋的多达二十余人,其中包括闽人林古度和曹学佺,清代阎若璩、全祖望等人及《四库全书总目》斥其为伪书,而姚际恒等又力驳之.近代以来,认定《心史》非伪的学者就更多了,考订也更加详密.     

《名物“胜”义考》辨

高开贵先生著《名物“胜”义考》,载《华中师院学报》83年四期,认为世行之字、词书如《辞源》《辞海》(修订本)《现代汉语词典》等,对于作为名物的“胜”字的释义,“都是不够准确的”。于是“面对大量的语言事实,运用概括的原则”,反复辩难,提出了新的观点: 一、“胜绝不仅为妇女所专有,也不只用作首饰,更不限于戴在头上;” 二、“胜,人们使用它,往往表示得志、得意、人胜人的意思。”“名物字‘胜’的词义,本来是由胜利的意思演变而来的;”     

鲁迅关于学术资料问题的见解

鲁迅是伟大的作家,也是卓越的学者。他结合自己的学术研究活动,对学术资料问题,发表了不少发人深思的真知灼见。占有资料顾及全篇鲁迅认为,一个学术工作者,不论立场观点如何正确,决不能“以论代史”,他必须占有丰富的资料。他说:“无米之炊,是人力所做不到的。”在厦门大学执教时,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上写道:“我对于编文学史讲义,不愿草率,现已有两章付印了,可惜本校藏书不多,编起来很不便。”(《两地书》五十)后来他定居沪上,屡拟编写中国文学史,但觉得当时上海东方图书馆的藏书还不够用,为此他一直怀念藏书丰富的北京图书馆。     

王融《上疏请给虏书》考析

《南齐书》卷47《王融传》载齐武帝永明中,北魏遣使向南齐求书,结果“朝议欲不与”。王融上疏力主赐给。此疏严可均收入《全齐文》,题为《上疏请给虏书》,今仍其名。下面就有关此疏的几个问题略作考析。(一)关于北魏遣使求书的时间《王融传》中未记载北魏遣使求书的具体年代,他书亦不见载。本传记融“上疏请给虏书”事后,接着是“永明末”奉齐武帝命主持《汉武北伐     

君子观:《论语》与《周易》之比较(下)

三以下想说明从君子观所引发出来的有关《论语》和《周易》的几个问题。第一,关于“君子”古义和“新型君子”的问题我们在第一部分阐述《论语》的君子观时,分析出孔子有三方面的“君子”指意,即职位君子、德位君子和政能君子,其中职位君子的用法仅为5例,与全书出现在81节之多的“君子”相比较显得非常稀少,故而得出结论说职位君子的用法在孔子的君子观思想中已经处于逐渐淘汰之列。在讨论《周易》的君子观时,我们曾明确地说书中君子之指意既有职位君子又有德位君子。在此,想进一步说明的是,《周易》所提及的职位君子,往往兼有德…     

《曲考》非《剧说》辨析

清人焦循所著《剧说》一书,是一部研究中国古典戏曲的历史文献,历来为戏曲史家所推崇。中国戏曲研究院编辑的《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出版)收录了是书,并在《剧说提要》中介绍说:“焦氏尤好戏曲,著有《曲考》、《剧说》及《花部农谭》。《曲考》今不传,但可于《扬州画舫录》所载《曲海目》一条见其大概。”的确,李斗《扬州画舫录》中对《曲考》首先有所录载,随后支丰     

论李白的游侠思想

《新唐书》本传记载,李白“喜纵横术,击剑,为任侠。”刘全自说李白“少任侠,不事产业,名闻京师。”(《庚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范传正在《庚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上记载李白“少以侠自任,而门多长者车,常欲一鸣惊人,一飞冲天……慷慨自负,不拘常调。器度弘大,声闻于天。”宗祁说李白“为任侠,轻财重施。”(《新庚书·文艺列传》),由以上记述可见,任侠为李白生活的主要内容,也是     

评孔老二吹捧的子产——兼论春秋末期儒法斗争的阶级阵线

孔老二在宣扬所谓“德治”、“仁政”的时候,一再吹捧郑国的子产,说子产能以礼治国,是“君子之道”的样板,说他具备了“君子”的四种美德:“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公冶长》)子产死时,他痛哭流涕,称子产是“古之遗爱”。(《左传·昭公二十年》)。在孔丘的心目中,子产就是“仁”的化身,子产治郑国就是“仁政”的标本! 叛徒、卖国贼林彪对子产也推崇备至。他把孔丘称赞子产所谓“君子之道”的一段话,视为《论语》的“精华”,亲笔抄录下来,当作座右铭。他的死党还把孔丘称赞子产“宽猛相济”策     

试论“有教无类”——评《论语新探》

解放后出版的《古代儒家哲学批判(论语新探)》(以下简称《新探》)一书的作者为了“尽脱旧说,别创新义”(《新探》自序),对《论语》一书作了许多很离奇的解释。其中之一是,据该书作者说,《论语》中的“民”是专指奴隶,“教”字不是令人所理解的教育,而是以“民”为对象的专用词,“教”字只与戎兵攻战之事相联,因     

鹿鸣之什诗义管窥

《鹿鸣》:“视民不恌,君子是则是效” 《鹿鸣》;“我有嘉宾,德吉孔昭。视民不恌,君子是则是效。”毛传:恌,愉也。是则是效,言可法效也。”传意不甚明白,似谓君子可为人法效,则君子即嘉宾,实与诗意不符。然陈奂正是这样理解。他说:“(君子是则是效),言君子可为人法效。笺谓君子所法效,非传义。昭七年左传:‘仲尼曰:能补过者君子也。诗曰:君子是则是效。孟僖子可则效已矣。’此引诗亦谓君子可为人则效,传义所本也。”     

论《战国策》的思想倾向

《战国策》是一部什么书?这在历史上,有过不少争议。据刘向《战国策书录》,此书在未经集录之前,曾有《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脩书》等不同名号。刘向认为此书乃“战国时,游土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这就不但为本书正了名,而且指明了它是一部战国时游土为所用之国出谋划策的资料汇编。因“其事继春秋以后,讫楚、汉之起”,《汉书·艺文志》即把它与《史记》并列,归入“春秋”一类。但宋代晁公武却在《郡斋读书志》中把它改入子部纵横家,并说:“历代以其纪诸国事,载于史类.予谓其纪事不皆实录,难尽信。盖出学纵横者所著,当附于纵横家云.”(《郡斋读书志》卷第三上)这就取消了《战国策》的.“史”的资格。马端临的《文献通考》赞同此说.明代杨慎也认为它是“一家言”。清代顾广圻则声称他对于此书寻绎累年,终于     

无意于佳与有意于佳──试析书法创作的两种方式

东坡尝曰：“书初无意于桂乃佳。”①纵观中国书法史，“无意于佳乃佳”的例子屡见不鲜。王素之在微醉状态下乘兴挥毫写《兰亭序》，“如有神助”，“及醒后他日更书数百千本，终不及此。”②《书林寄事》载：“张旭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笔，或以头盔墨而出，既醒自视以为神，不可复得也。”怀素《自叙》云：“醉里得意两三行，醒后却书书不得。”颜真卿《祭侄文稿》乃悲痛欲绝时为之，横涂竖抹，显系“无意于佳”之作。在微醉、困顿悲痛、大醉中作书，“初无意于佳”，却产生了在清醒、正常状态下不可复得的佳作，这是什么缘故呢？从…     

“惟上智与下愚不移”辩正——与王立功同志商榷

“惟上智与下愚不移”出自《论语·阳货》,意思是说,只有上等的智人和下等的愚人是不可改变的。这句话,文意非常清楚明了,本无辨正可言,但读了《山东师大学报》1982年第二期《‘惟上智与下愚不移’新析》(王立功,以下简称《新析》)一文,反而叫人难以理解了。他认为,孔老夫子说“不移”并不是说“不可移”,而是说“可移”。这便是《新析》一文的“新”之所在。这里,我们禁不住要问:既然孔夫子不认为上智和下愚“不移”,而认为“可移”,那他直接说“移”足矣,何必言“不”?以己之愚见,《新析》所析者,非孔子之本意。现提出来与作者商讨,辩明是非,以免舛误。     

古代私人藏书价值观

中国古代私人藏书活动经历绵绵数千年，虽然累遇兵乱水火之难而不中绝。其中一些良好的藏书传统和道德风范值得今人借鉴。一、诵读之资学问之本藏书的价值是什么？清代藏书家张金吾说：“藏书者，诵读之资，而学问之本也。”《爱日精庐藏书拉）可见，满足求知欲汲取知识是古代私人藏书的原动力。读书要有书，藏书为读书。苦于读书不便就要自我储存。苏武描绘当时读书人，欲求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见（苏东坡全集）卷十一（李氏山房藏书记》的情景，反映了读书人藏书的普遍心理。；。当然，在利用藏书治…     

曾国藩的人才思想

曾国藩以培植、宏奖人才自诩,他说,“君子有三乐”,而“宏奖人才,诱人日进”为一乐〈见己未九月《曾文正公日记》以下简称《日记》。对于曾国藩的知人善用,封建阵营普遍评价较高。曾氏的故旧门生尤多赞语。何璟在奏疏中说:“曾国藩昔官京朝,即已留心人物;出事戎轩,尤勤访察,虽一艺之才。罔不甄录,而又多方造就,以成其材”(见《曾文正公全集》附录,《苏抚奏疏》)。郭嵩焘为曾国藩作的墓志铭说他“以美化教育人才为己任,而尤以知人名天下”〔见曾集附录〕。俞樾《春在堂随笔》(卷一)云:“湘乡……尤善相士,其所识拨者,名臣名将,指不胜屈”。即如刚直自负的左宗棠,后期与曾国藩交恶,“彼此不通书问”(薛福成《庸庵笔记》卷二),在曾国藩死后,仍书寄联挽曰:“知人之明,谋国之忠,我愧不如元辅”(同上)。今天,在对曾国藩及其湘军的研究中,必须注意到,拥有雄厚的人才阵营是曾国藩战胜太平天国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