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泊尔赤尊公主与吐蕃佛教

公元631年,吐蕃第三十三代赞普松赞干布迎娶赤尊公主为妃。赤尊公主作为吐蕃佛教的早期传播者之一,在蕃尼古道上开通了佛教传播和文化交流的一条要道。她不仅将佛教从尼泊尔传入吐蕃,而且把尼泊尔佛教绘画艺术和建筑工巧传入雪域藏地,从而创建了藏传佛教艺术的殿堂,并丰富了吐蕃建筑工艺,为藏民族文化艺术注入了新的元素。     

论吐蕃时期藏汉语接触的途径

说不同语言的族群之间的接触会导致语言接触.七世纪前期,吐蕃与唐朝建立起正式的外交关系,此后吐蕃与唐朝的交往逐渐增多,藏汉族接触愈加频繁.作为藏汉民族最主要的交际工具,藏汉语在吐蕃与唐朝的交往中发生了接触.根据藏汉历史文献,吐蕃时期的藏汉语接触的途径主要有吐蕃与唐朝的外交活动、文化交流、人口迁徙和民族杂居等.藏汉接触在唐蕃频繁的交往中使得两种语言得以有效的沟通,这在很大程度上也促进了唐蕃之间的各种交流,推动了藏汉民族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苯教在吐蕃的初传及其与佛教的关系

本文充分利用苯教文献阐述了苯教传入吐蕃及其与佛教的关系,提出了印度佛教试图传入吐蕃的时间并非像佛教文献所说的那样是拉脱脱日时期,而是桑赤赞普时间,将佛教始传吐蕃的时间向前推进了几百年。提出了佛教的传入并非仅仅因为是统治阶级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当时吐蕃王朝走出雅隆河谷,统一青藏高原的社会发展决定了需要一个视野更开阔的意识形态的学术观点。     

佛教传入吐蕃的年代可以推前

古印度的佛教于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时期传入吐蕃,最终成为藏民族的主流宗教传统,这已是公认的定论。但是,关于此前佛教曾经数次试图北传吐蕃的努力,在学术界却鲜为人知。根据一些苯教手抄本典籍记载,佛教北传的努力早在桑赤赞普时期就已经开始了,并持续了至少三代赞普。由此,佛教第一次北传吐蕃的年代,可以至少推前4个世纪。     

蒙古神话与佛教神话比较研究

蒙古神话与佛教神话以及信仰佛教的一些国家和民族神话的比较研究是蒙古神话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从比较研究的可能性、比较研究的领域、比较研究的方法以及比较研究资料、比较研究的目的和意义等四个方面去设计论证了该课题。     

外来僧人对吐蕃佛教及佛经翻译方面的贡献

在古代,异地文化的吸收和传播常常把宗教作为一个重要载体来实现。佛教在西藏是一种外来宗教或外来文化,因此外来僧人在吐蕃佛教发展史乃至吐蕃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成为吐蕃时期佛教传播、佛经翻译、佛教本土化的重要力量。文章着重探讨吐蕃统一政权时期外来僧人在佛教传播及佛经翻译方面的贡献以及文化交流方面的作用。     

论藏传佛教形成于吐蕃时期及其缘由

目前,藏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藏传佛教是后弘期随着各教派的产生而形成的,故此,习惯将前弘期佛教称之为吐蕃佛教。然而从理论上进行严格分析,这种概念和称谓存在诸多不合理及不贴切之处。所谓"藏传佛教"是指佛教传入藏区后,与当地文化相融合,形成了具有地方民族文化特色的佛教。佛教在吐蕃传播200年的过程中,从语言文字、僧人信徒、寺院道场和神灵造像等方面都实现了吐蕃本土化。因此,应该说藏传佛教形成于吐蕃时期。     

从龟兹石窟藏文壁文管窥吐蕃佛教的传入

吐蕃第二十八代赞普拉托脱日年赞执政时期,“天降佛法”说启开了吐蕃佛教之先河。然而,据新近发现的一些资料记载,早在吐蕃第一代赞普聂赤赞普时期,吐蕃周边的佛教徒已在吐蕃境内活动,以不同的方式引荐佛教于吐蕃王室。龟兹石窟藏文壁文题记,揭开了吐蕃与吐火罗及在一带一路文化交流的历史叙事,亦为吐蕃启开了丝路文明之道。     

从《吐蕃大事纪年》论唐代吐蕃的史学

文章利用敦煌古藏文历史文书《吐蕃大事纪年》与《旧唐书》《新唐书》及《资治通鉴》等汉文史料,通过相互印证和比对唐蕃双方对于同一事件或相关事件的记载来比较双方对于历史的记录方式,指出《吐蕃大事纪年》的写作方式呈现出我国传统纪传体中的本纪体例,其记事简陋,只是作为彰显王权、纪录统治阶层活动使用.同时,《吐蕃大事纪年》中的多次纪录征收赋税为吐蕃王国的年度大事与吐蕃独尊于天下的世界观等.从唐代吐蕃史书的写作方法及特色来看,明显受到了中国传统史学的影响,而逐渐使用固定词语的历史纪录方式,显示出其发展已有一段进程,亦已初具国史规模.     

藏传佛教在伏尔加河流域土尔扈特蒙古中的发展

文章结合各种文献探讨了17～18世纪藏传佛教在伏尔加河流域土尔扈特蒙古中的发展情况,认为藏传佛教在当地蒙古社会中的持续发展和整饬,不仅维护了蒙古统治者的自身利益,也有力地抵制了俄国政府的宗教分化政策,捍卫了民族独立,更为土尔扈特蒙古东返中国奠定了基础。     

论儒学与藏传佛教在藏汉两地之间的互动传播与相互影响

儒学与藏传佛教曾长期在藏汉两地之间进行互动传播,彼此影响。这既有政治、经济、宗教、婚姻、交通、人口迁徙以及儒学和藏传佛教各自的特质等方面的根据,又有着多种实现方式。二者之间的互动传播与彼此影响不仅表现在外在的形式上,更体现于思想文化的内容上,且形成一种以形式为载体,以内容为核心的互动传播和影响的结构模式。其实际效用是多方面的：拓展了藏区藏民族和汉地各民族的思想文化视野,丰富发展了汉地和藏区的思想文化内涵;促进了藏区和汉地社会秩序的稳定;增强了两地各民族之间的团结。     

“藏传佛教”概念分析

关于“藏传佛教”的各种判断常常会引发各种争论,主要是因为“藏传佛教”概念所指过于庞杂,在特定语境或文本中使用时,能指与所指经常游离,使研究者之间难以达成共识。文章认为,“藏传佛教”概念所指应同时指向历史构成、理论层面、修习实践层面、组织制度以及民俗宗教层面,主张全面理解和准确使用这一概念,以减少学术研究过程中的无谓争论。     

民国年间（1912～1949年）汉藏佛教文化交流——内地僧人赴藏求法

汉藏佛教文化交流自唐朝开始,经宋、元、明、清历朝不断,进入民国达到高潮。大勇法师曾在北京组建留藏学法团,其中的部分成员进藏求法,将大量的藏文佛教典籍翻译成汉文,推动并加强了藏传佛教研究,增进了汉藏僧人的相互了解和汉藏民族文化的交流。     

藏传佛教慈悲伦理与生态保护

"慈爱众生"、"利乐有情"是藏传佛教伦理思想的纲要。"慈爱众生"的伦理观具有生态道德的价值,也是佛教生态伦理的重要内容。挖掘和梳理藏传佛教的生态伦理及其实践的同时,要进一步推动藏传佛教传统生态伦理的现代转换。     

藏传佛教关于生死智慧的论说

藏传佛教不仅对人的生死之因及人的生死的本质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和深刻揭示,而且又对人的生死的状态进行了全方位的论说。藏传佛教关于生死问题的系统论说,主要是从哲学意义上的解读,因此是一种智慧之说。与此同时,它还将人的生死问题同轮回解脱有机地结合起来加以考察,以此寻求摆脱轮回之苦的出路,从而充分凸显出了藏传佛教对世人进行终极关怀的悲悯之情。     

藏传佛教觉囊派在四川藏区的传播与发展

Jonang is one of schools of Tibetan Buddhism. In the writings of the historians, Jo-nang is listed after Nyingma, Kadam, Skya, Kag-gu, and Gelug, or is even listed with the smaller lineages, such as chod, gcod-Yulh, and shalu. However, its “zhentong”( view of the emptiness of others) , as “an unique idea on the emptiness in Tibetan Buddhism”, has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many scholars.     

7～9世纪康区佛教及其特点研究

目前,学术界对吐蕃时期的佛教情况论述颇多,但是有关康区佛教的传播状况尚未见有专文论述,文章依据汉、藏文文献及考古资料对7～9世纪之间佛教在康区的流布、传播过程作一简要的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归结出其显著特征。     

藏传佛教各教派高僧中的部分杰出学者简介

文章参阅大量藏文典籍,通过分析和整理藏传佛教各教派高僧大德之颇具影响的学术成果,较全面系统地概述了高僧中部分杰出之梵藏翻译家、历史学家、文学家、佛学理论家、藏医药大师和天文历算家的生平事迹,为系统研究藏传佛教宗教人物提供参考.     

藏传佛教在热贡的传播及艺术表达

热贡艺术是伴随着藏传佛教在热贡的传播而产生发展的,本文通过长期对热贡艺术的田野考察,爬梳了热贡艺术产生前青海美术创作的状态,重点探析了藏传佛教在热贡的传播对热贡艺术的直接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