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新生活运动的缘起

南京政府成立后,就面临着一系列合法性危机,政治上国共两党的对立、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日本侵略中国;经济上南京政府抽取大于供给;意识形态上,无法形成统一的价值信仰体系。新生活运动就是为了解决这些合法性危机,为南京政权提供合法性基础而出现的。     

论近代中国国家建设的三大困境

清末以来,中国开始从传统王朝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历届中央政府(清末政府、北洋政府、国民政府等)都把建设一个主权完整的、具有集权性质的现代民族国家作为重要目标.但是,它们在国家建设的过程中面临三大困境:政府无法整合国内的民族主义思潮从而使得其矛头指向自己;政府缺乏权威资源进行有效的中央集权,也无法实现央地关系的有序化和制度化;政府缺乏应对政治参与和社会运动的政治智慧和能力,从而无法实现国家与社会领域的良性互动,双方的恶性博弈最终导致政府合法性的丧失,使得其失去了领导国家建设的资格.     

社会管理与政府能力建构

作为主责人类权威性价值分配和管理公共生活的组织体系,政府的能力建构永远与其价值分配导向确立、职能实现以及治理绩效紧密联系在一起。一方面,适应社会发展要求和回应公共问题挑战,能力建构为政府破解各种困局、满足民众需求、履行公共职责提供了有力的改革思路和策略;另一方面,政府能力建构的方向定位体现了政府合法性的基础和依据。中国政府正面对着前所未有的强化社会管理职能的诉求,实现社会管理职能直接关系到中国社会的成功转型,而政府建构并发展与社会管理责任相适配的能力,是完成职能,达成绩效必需的基础条件。基于此,本文阐述了政府能力建构内涵、社会管理中政府能力建构的方向与依据、社会管理三个层次的政府能力建构等三个问题。     

试论政府能力与有效性

本文从政府作用出发 ,把政府能力界定为政府汲取公共资源和以这种资源向社会和公众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 ,认为有效性是政府利用其能力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满足社会公众对公共物品需求的结果。在此基础上 ,阐释了两者的关系以及政府能力转化为有效性的若干措施 ,指出了合法性与政府能力和有效性之间的关系。     

论利益集团对中国公共政策的影响

市场经济带来社会利益的多元化,为了追求本团体的利益,不同的利益集团向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施加影响,利益集团的影响力与他们的所掌握的资源及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密切相关.利益集团通过他们的社会关系网络、公共舆论、说服和诱导等手段来实现他们的目标.利益集团对公共政策的参与将会对政治体系带来一系列的后果,一方面促进了公民的利益表达,促进了公共政策的民主化进程;另一方面也可能给政治体系带来威胁,特别是在利益集团竞争失衡的社会中,一是进一步拉大了不同团体的政治不平等,二是可能会降低政府的政治权威,损害政治体系的合法性基础.     

共容利益狭隘化:破解国家荣衰兴亡周期律的一种新解释

利益集团的利益包括狭隘利益与共容利益两种。利益集团首先是作为"经济人"而存在的。一般性利益集团往往关注的只是它们自身的狭隘利益,甚至为了自身的狭隘利益而不惜牺牲社会的公共利益。相比较而言,现代政党等典型代表性利益集团更具有共容利益,它们会更加关注国家、社会的整体利益。一般而言,执政集团在位初期更具有共容利益,但其共容利益往往会随着统治时间的延长而流失。当执政利益集团排除了共容利益,完全蜕化为自利的狭隘利益集团时,其政治合法性也就完全失去了,政权往往会被新的更具有共容利益的典型性代表集团所取代。古今中外的王朝更替和国家荣衰,都可以从中找到令人信服的答案。在现代社会,理性的执政集团往往会通过意识形态教育、现代国家制度建设、限制分利集团、打造公共领域、增强公民能力等一些彰显公共理性的路径,以有效应对执政集团共容利益的狭隘化问题;并以不断增强执政集团的共容利益为基础,促进整个社会利益集团在寻求自身利益实现的过程中,在更大程度上彰显共容利益,走向公共理性,进一步促进社会的公平与和谐。     

从全能权力到公共权力:政治权力的立宪维度与责任维度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政治权力合法性的最重要特征是政治权力从全能权力向公共权力的转化。政府公共权力的合法性是公共权力的立宪维度与责任维度的统一,这个统一是执政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基础和关节点。     

从全能权力到公共权力:政治权利的立宪维度与责任维度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政治权力合法性的最重要特征是政治权力从全能权力向公共权力的转化.政府公共权力的合法性是公共权力的立宪维度与责任维度的统一,这个统一是执政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基础和关节点.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家整合的失败与现代化计划的受挫

发展理论和经验表明,中央政府在现代化进程中起着异常重要的作用。从1750～1950年中国之所以迟迟不能走上现代化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缺乏一个强有力的具有明确现代化目标与意志的中央政府。国民政府南京十年是中国在此之前最具备实现现代化条件时期,但它的现代化计划还是最终趋于流产。本文从政府能力尤其是政府的整合能力来分析其失败的原因,认为国家的断裂是南京政府十年现代化努力失败的最重要原因。国家断裂的最直接地体现是以下两个方面努力的失败：政府试图建立城乡一体化经济社会结构的失败,以党治、党治文化来重建新的政治、社会整合机制的失败。南京国民政府由于没能通过有效的社会、政治、经济的变革来建立起一套富有活力的民主、自由的政治、经济、文化结构,因此,整合社会的各方面利益和强化中央政府权威这两个目标始终没有实现。     

洛克政治合法性理论初探

洛克的政治合法性理论是西方政治合法性理论发展链条中极为重要的一环。政治合法性源于民众同意。政府的公共权力源于人民在订立社会契约时的委托式授权,公共权力政治合法性的根源在于民众自愿的结合和人们自由地选择他们的统治者和政府形式;政治合法性奠基于保护权利。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权是人最基本的自然权利,不可让渡、不可剥夺、不可侵犯,保护个体权利尤其是保护财产权是公共权力赖以存在的基础。国家是人民自由契约的产物,统治者也是缔约方,其统治合法性的维持依赖于对人民生命、自由和财产权的有效保护;政治合法性依赖于分权制衡。理想的政体形式是国家权力的各部分相互制约的政治共同体,立法权高于行政权和对外权,但立法权本身也必须受到有效制约。     

新宪政论视野中政府合法性维系与巩固的路径选择

政府合法性是政府存在、持续和发展的基础与前提,体现为社会和民众对政府、政治制度及其运行过程所构成的政治体系的自觉服从与认同。中国政府合法性基础正经历着从传统阶段、过渡阶段向成熟阶段的历史变迁。同时,面对全球化与社会转型所带来的挑战,新宪政理论为政府合法性的维系与巩固提供了新的路径选择:民主选举、有效政府、执政党能力建设。     

从政府理性到公共理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性路径分析

政府理性是指政府整合国家与社会的机制与能力。如同其他社会行为主体一样,政府理性也是一种工具理性,它是一种不完全理性,或称有限理性。现代政府理性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执政党的理性活动表现出来的。公共理性是横跨国家理性、政党理性、利益集团理性和个人理性,并以成熟自律的公民社会为基础的利益整合的机制和能力。作为公共领域中的现代公共理性应成为沟通、协调和统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个人理性与国家(政府)理性,大众理性与精英理性的中介与桥梁。在现代社会里,政府理性只有置于公共领域的监督和批判之下,其决策和管理才能在更大的程度上体现公共理性,即决策和管理具有公共性、民意性、正当性和合法性。公共领域、公民社会的呵护与培育,社会行为主体理性的公共化,现代公民意识、公民能力的培养与提升,现代法治国家的制度建设是现代政府理性由个体理性走向公共理性进程中的有效路径,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构的必由之路。     

国家转型的中国道路:一项比较历史分析

以“国富民强”为目标的中国现代化,在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奋斗之后,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时代得以实现。在强国家诞生之前,从晚清到南京国民政府,政治结构合理化程度、政治发展实现途径、权力配置主体三个变量的不同组合,导致了国家转型都以失败告终。中国共产党通过社会革命,成功地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起统一的人民民主政权,奠定了改革开放时期的社会稳定与经济增长的政治基础。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现代化建设坚定党对现代化的全面领导,优化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现代国家的结构日益完善与合理,国家能力得到了跨越式的提高。从一个弱国家转型成为一个强国家,中国式现代化的经验用事实否定了“西方模式”的普世价值,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条可供选择和借鉴的强国之路。     

论政府公共管理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国家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社会在一定历史阶段上为解决自身矛盾而产生的一种新的人类组织形态。国家的政治统治必须以履行一定的社会管理职能为前提,因为政府是国家缓和冲突、保持秩序的重要力量,维护社会秩序与和谐是政府公共管理的基本职能。所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作为从事国家事务与社会事务管理的组织活动的主体——政府社会管理的目标,本文在论述公共管理是政府的基本职能的基础上,提出构建和谐社会要发挥政府制定公共政策和加强公共管理的主导作用,探讨了构建和谐社会中如何提高政府公共管理水平和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     

宪法修改动因论——以比较宪法为考察

在当代,宪法修改既是一个政治现实,也是一个法律现实。宪法修改,既有体制内的动因: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发展、政府集权的力度加大与控权的实现、政治的开放和民主的推进;也有体制外的动因: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产生与社会转型、社会新兴的公共需求的凸显等。当然,基于表现的合法性也越来越成为修改宪法另一重要的基本动因。     

改革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权力变移的关键

国家权力本来是属于社会的,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国家权力最终要回归于社会,这是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发展的总趋势。即便是在现代社会,国家权力向社会回归,也只能是一种逐步转移的过程。这种逐步转移的过程,表现了由集权政治向民主政治逐步发展、由低级民主政治向高级民主政治逐步发展的规律。任何性质的社会形态,要走向现代化,都必须遵循这一规律。实现国家权力向社会的逐步转移,必须不断改革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这是世界各国现代化进程所提供的一条最重要经验。只有通过对高度集权管理体制的深度改革,实现公共权力在国家和社会之…     

利益、冲突与协调--医疗价格规制过程中的政治分析

医疗价格规制过程是一个个人与利益集团从矛盾与冲突,到协调或整合的政治过程。政府需要运用政治技巧、激励规制等手段,提供制度平台,实现利益表达、博弈、调控的制度化,提供开放的合法利益表达渠道,让各种力量在相互博弈和沟通中达成共识。同时要通过规制组织机构的分权与整合,提高政府在利益集团政治中的自主性与民主性,防止软政权化及集权化,保持管制的均衡。     

全球公共物品的提供:以国际运输业为例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全球公共物品的提供成为全球治理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全球公共物品具有不同于一般公共物品的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其特有的提供方式。本文以国际运输业为例说明全球公共物品的提供问题。基于彼此间在制度能力和合法性方面具有的互补性,国际民航组织、国际海事组织与世贸组织通过制度协调,合作提供国际运输业的全球公共物品。     

南京国民政府的"党治"模式探析

南京国民政府党治体制的核心是国民党对国家政权的独占,这一独占主要体现在国民党中央对国民政府的直接领导和严密控制,即在中央实行以党统政甚至以党代政,而在地方则实行党政平行,党部无权直接制约地方政府.这种模式在中央造成以党压政,使国民政府失去必要的独立性,在地方则造成国民党对地方政治的失控,导致国民党现代化领导能力的低下与统治基础的削弱.     

合法性递减危机应对与政府的制度创新选择

在应对合法性自身所具有的递减趋势的过程中,意识形态的力量与作用只能作为一种辅助性手段加以利用。经济发展是政府应对合法性危机的根本手段,而经济发展是建立在有效率的制度基础之上的。为了有效地避免因竞争失利而导致自身的合法性危机加重,政府有必要通过各种途径进行制度创新,并借此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以及获得提供更多公共物品所必需的经济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