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朝盐专卖制度的影响与启示

专卖制度,古称禁榷制度。唐朝前期采取的是直接专卖制度。第五琦于唐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榷盐法。第五琦盐法的核心内容是官产官销,政府完全把商人纳入到自己的官营商业体制当中。安史之乱后,刘晏对第五琦盐法进行了系统改革,其核心是改官运官销为商运商销。刘晏盐法改革,在内容和性质上较之前代都有变化：从内容上看,把民制官收、官运官销变为民制官收、商运商销;就性质而言,从官府直接专卖变为官商混合的间接专卖。唐后期的盐业政策是以增加财政收入而不是以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为指导思想来制定和实施的。这种盐业政策对唐王朝的中兴和衰亡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今天的盐业政策也产生了重要启示。     

制度的"路径依赖"对中国近代技术发展的影响

将技术的发展置于广阔的社会制度背景下,对于理解中国近代以来技术的发展至关重要。制度的框架决定了技术的发展方式和内容,制度变迁过程中的“路径依赖”决定了与中国近代技术发展过程相伴的制度始终保持着对历史的“记忆”。在中国两千年“官僚集权”的社会中,“官—民”二重结构的基本制度环境始终影响着社会资源的配置;“重农抑商”政策下的“禁榷”、“官工业”等制度安排“暗示”了洋务运动中的企业制度和技术激励制度的内容;官本位的文化积淀决定了技术创新主体的价值取向和能力配置。制度壁垒导致中国近代技术引进的低效率。总结历史经验是我们今天和未来做出正确抉择的重要依据。     

百味盐为先

为盐而战:"食盐专营"始于春秋战国盐的奇货可居,使盐税在国家财政收入里的比重曾经占据半壁江山,具有显赫地位。食盐专营制度的发明者是管仲。凭借这一制     

管仲与梭伦法治观之比较

管仲与梭伦分别为中国古代先秦时期齐国和古希腊雅典城邦最有影响的改革家和立法家。法治观方面，管仲与梭伦同属“以法治国”论者，主张立法必须符合国情民意，同时还强调法律的稳定性。为使各项立法得到落实，达到目的，管仲和梭伦都比较重视宣传、法律教育。虽然在许多方面有共同之处，但两个人的法治观又在立法权归属、执法监督、处罚制度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不同之处。管仲与梭伦在立法观上的巨大差异是其各自所处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所决定的，背景的巨大差异决定了二人的立法观不可能取得一致。管仲与梭伦两种不同的法治观分别反映了不同社会制度下的政治发展方向：齐国是为争霸，雅典则是为了平息平贵斗争。管仲、梭伦的法治观对后世影响甚大，直至今日仍可见到影响所大。     

论 《周礼》"原蚕"之禁及其建构 ——以"伤马说"为中心

"原蚕"最早见于《周礼》"禁原蚕"语,可能为二化性、多化性蚕抑或它们的通称。两汉以后逐渐固化为"一年再收"之二化性蚕,东汉政府还曾颁布"民作原蚕,罚金二两"的法令。而东汉郑玄则完成了《周礼》"原蚕"概念的"经典化"。这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其"禁原蚕者为伤马与"的推断也逐渐被建构成"定说"。但在原蚕饲养实践中,事实上早已突破了"禁原蚕"的思想束缚,形成了"经典"与"现实"间的分立与冲突。宋以后随着学术思想的转变及南方蚕业的发展需要,人们对其展开了质疑与批判,并部分转向"残桑说",但这仍未突破《周礼》"禁原蚕"思想的藩篱。虽然"禁原蚕"思想对中国古代二化性蚕和"多辈蚕"实际生产的影响有限,但却深刻阻滞了蚕业生产领域的"知识创新",并进而影响到蚕业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封建官吏犯罪惩罚问题研究——以唐律为例证的分析

为保证封建国家的长治久安以及行政效率,自秦汉至明清,历代封建王朝都特别注重吏治.盛唐时期,为了贯彻"安人宁国"的治国方针,统治者积极地修订法律,改革完善法律制度,唐律以"一准乎理,得古今之平"著称于世,成为完备的封建法律形态.唐律在整饬官吏方面的立法颇具特色和影响.其中关于惩治官吏守职有阙、违制违纪以及贪赃枉法等规范,其设禁之严密,法条之详尽,集前代立法之大成,开后世立法之先河,且为宋元明清所沿袭,在中国法制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     

明代士大夫对商税征收的认识

关于关市设立缘起,明代士大夫大都重申其本在除奸御暴,限制垄断,非为专事盘剥,渔利虐民。然后世国用渐增,商税实有济匮佐急之助,因而在重视农业的前提下,征商又被视作减轻农民负担、调节本末关系以均平赋役的一种手段。为保障商众生计和满足财政税收,明代士大夫还主张商民无分,对之一视同仁,均予施惠。他们批评病商苛政,提倡爱养民力,廉正奉公,并建议加强榷政监管,以期实现官商共利。明代士大夫的榷税思想在对传统的继承中亦有发展,他们顺应商业繁荣的时潮,赋予通货鬻财以"足国裕民"、"富国利物"的新意涵,其所阐释的"厚农资商"、"农商交重"、"国商两利"、"工商皆本"等理念,不仅表达出对农业与商业、国家与商人之间关系的进一步思考,也预示了农商二者在当时社会体制内尚有充分的活动空间并可同国家达成共生并荣的广阔前景。     

《资本论》是研究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强大理论武器

<资本论>理论的科学性蕴涵在其内容的丰富性之中.<资本论>有着多方面的理论观点,这些观点有着相对独立的价值.但这些观点并不仅仅是一棵棵孤立的"大树".而是由多种"树木"构成的"森林",其严密逻辑把这一个个观点缀连成不可分割的整体.以往在谈到<资本论>时.人们常常只看到了它揭示国际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主张采取革命手段榷毁资本主叉制度的一面,而忽略它为全面认识国际金融危机化解途径、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奠定理论基础的一面.事实上,<资本论>除了革命性质以外,还具有重要的建设性质,是研究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强大理论武器.     

管仲变法探微

管仲变法探微马成林管仲变法中有一个重要的问题一直被人们所忽视，这就是管仲反对诸侯兼并。据《管子·小匡》：“桓公曰：＇甲兵大足矣，吾欲南伐，何主？管子对曰：＇以鲁为主。反其侵地常、潜，使海于有樊，渠弥于河，纲山于有牢。＇桓公曰：＇吾欲西伐，何主？＇管子...     

节俭没有休止符

<正>2013年是中央实施"八项规定"的第一年。辽宁省劲吹节俭清风,政风民风为之一振。古语云,"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在辽宁省两会以及各市区两会上,烘托气氛的鲜花条幅、迎送代表委员的专用车队、沉甸甸的纸质简报等,都已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简洁的会场布置、一杯杯白开水和言简意赅、切中肯綮的发言。大家从节省一滴水、一粒米做起,身体力行,节俭务实尽得民心。中华民族素有"无酒不成席"的传统。从2013年     

《城市的拼图:广州市各区(市)品牌文化研究》评介

<正>城市与文化的关系研究是近年来国内社科界的重点课题之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文化的繁荣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奇迹在满足群众生活需要的同时,也带来了大众对于丰富文化的渴求。两千多年前,作为封建君主谋士的管仲尚且知道经济与文化的因果关系,今天,城市文化的形态既有古今之别,又同时受中外因素影响,正确认识城市文化、了解城市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是时代赋予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双屿港与十六世纪全球贸易圈的关系研究

双屿港的历史作用与地位成为学界研究热点之一,但实证性考据研究遭遇史料匮乏的瓶颈,从港口遗址到规模等诸多问题上均存在着较大的争议。本文将双屿港纳入到全球化贸易的语境中考察,认为葡萄牙商人利用双屿港延伸了欧亚新航路,并与东亚已有的"海上丝绸之路"、"中日贸易"、东南亚贸易等传统的贸易路线相沟通。这一商路最后与西班牙-墨西哥-菲律宾海路相连接,实现了全球贸易网的建立。并以此为背景,从政治(朝贡贸易制度、禁海政策)、贸易、地理乃至气候分析,探讨双屿港兴衰的原因。     

广州流浪乞讨人员现象的考察与思考

由国务院颁布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办法》)已于2003年8月1日开始实施,与此同时,以往的收 容遣送制度也随之被废除。然而。在《办法》施行后的一段时间里,各地媒体纷纷报道流浪乞讨人员的数量有较明显的增加的情况。针对《办法》在实施后各地出现的诸多新问题、新情况,加上各城市的特殊情况,各地政府纷纷出台新措施,如设立"禁讨区"、采取一些"限制性乞讨"措施等,以求解决城市流浪乞讨问题。     

春秋合伙人：管仲与鲍叔牙

管仲跟好朋友鲍叔牙合伙做小买卖，卖著名的周村烧饼，说好俩人每月结一次账，利润均分，但账是管仲管着的，每到月底，管仲便报一堆花账给老鲍，自己味下大把银子，分给老鲍仨瓜俩枣了事。     

国家安全与禁教: 中西文献歧异中的陈昂上疏

陈昂(或作"陈昴")于1717年2、3月间上疏康熙,提请防范欧洲人并在全国禁绝天主教,以防患于未然.陈昂上疏主要出于对国家安全的考虑,既受其个人阅历所积累的知识、 观念的影响,也受到康熙晚年关注东南沿海边疆海防的军事政治氛围的影响,受到康熙晚年因中国礼仪之争改变了对天主教及传教士原有态度的鼓励.陈昂上疏虽然没有直接导致康熙全面禁教,但反映了中国精英在中西交流过程中对日渐强势的西方戒备之心日增,这最终影响了清廷后续的相关海防建设及禁教政策.某种程度上,陈昂上疏可视为明清之际中西交流的一个风向标.     

齐国名相管仲

管仲，原姓姬，与西周武王同姓，是周朝皇族的后代。约公元前723年农历三月初三生，安徽颍上人，担任春秋时期齐国的丞相，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的诸侯霸主，被称为“春秋第一相”。管仲的言论见于《国语·齐语》，另有《管子》一书传世。     

发榜

美国增长最快的十大行业 经济衰退并没有榷毁每一个行业,事实上国民经济中的某些行业正涌现蓬勃发展的势头。     

开展墓葬整治 推进殡葬改革

背景-- 2006年5月15日,中共宁波市委办公厅、宁波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下发《关于全市开展墓葬专项整治的通知》(甬党办发[2006]49号),决定到2007年4月前,按照建设"生态宁波"的要求,切实解决墓葬管理中的突出问题.整治对象包括:非法墓地、经营性公墓、公益性墓地、"三沿五区"和禁坟区.工作目标是处理公墓和公益性墓地非法占地和超面积建造坟墓问题,平毁或迁移"三沿五区"坟墓和在禁坟区新建或扩建的坟墓,规范土葬用品及墓石料的生产销售.《通知》还明确了整治要求、部门责任、工作步骤及措施等内容.     

汉代盐铁官营再评价

汉武帝时期实行国家铸钱、盐铁官营、均输、平准及榷酒等一系列经济统制政策。对这些新的经济政燕,不少研究者予以肯定。我认为不应一概而论。国家铸钱是必要的;均输、平准其发谋用意是好的,办法是聪明的,但其贩货求利倾向严重,后来变成了官吏的贱买贵卖;盐铁官营和榷酒则是些搜刮民财的不良政策。为什么要搞盐铁官营呢?汉昭帝时期举行过一次盐铁会议,会上贤良文学要求废除盐铁官营,新经济政策的制定者御史大夫桑弘羊开宗明义地讲,是因为对匈奴战争“用度不足,故兴盐铁,设酒榷,置均输,蕃货长财,以佐助边费。今议者欲罢之,内空府库之藏,外乏执备之用,使备塞乘城之士,饥寒于边,将何以赡     

从“边区”到“政区”:明代湖广行都司的制度运行与社会秩序

鄂、豫、陕、川四省交界的内地边区,因山多林密、人口不多,明初采取了"空其地,禁流民不得入"的措施。但到明中期,这里还是酿成荆襄流民变乱。在平定变乱后,明中央决定在这里新置郧阳府、湖广行都司等机构以加强管理,并设置郧阳抚治(巡抚)来统辖,"边区"因此演化为"政区"。湖广行都司是权兼军事和行政的管理机构,在明中期设置时已呈现出新的时代特征。虽然中间有被裁撤的经历,但终因卫所事务的特殊性,湖广行都司建置一直延续到清康熙年间。从有明一代湖广行都司制度设计、运行及实效可见,作为军政管理的重要机构,都司卫所在明清时期社会秩序的调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